说东道西

本集中收录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大家的杂文。他们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站在平等、独立的角度，体现了他们爱的博大情怀。同时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感，这些幽默包孕着慈爱与温馨，包含着苦涩，这样的幽默，丰厚而不轻飘，既耐品位，又引人深思！ 　　自从中国大门打开以后，我们就开始说“东”道“西”。 　　而且不停地“说”———从上世纪中叶“说”到现在，恐怕还要继续“说”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纪性”甚至“超世纪性”的话题。 　　而且众“说”纷纭。你“说”过来我“道”过去，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曾就这个“永远的热门”发表过高见，与此相关的著作不说“汗牛充栋”，大概也难以计数;至于普通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乘兴发表的妙论，更是随处可闻，可惜无人记载，也就流传不下来。 　　流传下来的，有体系严密的宏文伟论，也有兴之所至的随感。尽管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眼光，但因为是毫不经意之中“侃”出来的，也就更见“真性情”，或者说，更能显出讲话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说“东”道“西”之时的心态、风貌与气度。这，也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与其关心“说什么”，还不如关心“以怎样的姿态”去说———这也许更是一种“文学”的观照吧。以此种态度去读本集中的文章，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由此而产生的恢宏的眼光，人类爱的博大情怀。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结缘豆》的文章，说他喜欢佛教里“缘”这个字，“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却更带一点儿诗意”;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全球意识”，就是对自我（以及本民族）与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间所存在的“缘分”的发现，这种“发现”是真正富有诗意的。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写的《缘日》、《关于雷公》、《日本的衣食住》等文，就不难体会到，他们那一代人从民俗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人、日本文化内在的相通与相异时，曾经产生过怎样的由衷的喜悦，那自然流露的会心的微笑，是十分感人的。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例如鲁迅那里，他从“中国（中国人）”与“世界（世界民）”关系中发现的是“中国（中国人）”“国粹”太多（也即历史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从而产生了“中国（中国人）”如不事变革，便“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随感录·三十六》），这种成为“世界（人类）孤儿”的孤独感与危机感，同样是感人的。而拥有这种自觉的民族“孤独感”的，又仅仅是鲁迅这样的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民族的大多数仍沉溺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迷狂，先驱者就愈加陷入孤独寂寞的大泽之中，如周作人所说，这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真“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我们前面所说与世界人“结缘”的喜悦里其实是内含着淡淡的、难以言传的哀愁与孤寂之苦的。我们说“人类意识”的“博大情怀”，原是指一种相当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人类爱与人类忧患总是互相纠结为一体，这其间具有深厚度的“诗意”，是需要我们细心体味，切切不可简单化的。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前辈人在说“东”道“西”时所显示的平等、独立意识。如鲁迅所说，这原本也是中国的“国粹”;遥想汉唐人“多少闳放”，“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只有到了近代，封建制度“衰敝陵夷之际”，这才神经衰弱过敏起来，“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了（《看镜有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一再地大声疾呼，要恢复与建立“民族自信心”，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与《傅雷家书》的选录，自不难发现，其中的“自信”，作者的立足点是：在“人类文化”的发展面前，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他们各自的独立“个性”都应当受到尊重。因此，作者才能以那样平和的语调，洒脱的态度，对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作自由无羁的评说。这里所持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尺度与眼光，并不排斥文化评价中的民族意识，但却与民族自大、自卑（这是可以迅速转化的两极）的心理变态根本无缘，而表现出更为健全的民族心态：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民族的文化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更以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面向世界文化开放，一面又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态势。这正是民族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近年来，人们颇喜欢谈“传统”;那么，这也是一种“传统”，是“五四”所开创的“传统”，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与发扬，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