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

才看几行字，就感受到了一种畅快淋漓。作者居然把人描述成“直立兽”，想哭又想笑

老早呢，觉得你没用场好，心底里不龌龊，人做得清爽。太有用场的人都是有点下作的。现在看看，没用场就是没用场。"恩娘说。"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发明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

刑期逼近，他每天都少吃一口，用一个馒头或者一碗小米饭换一个帽子或一双袜子，再把手套帽子集中起来，换成一件单外衣，再把单外衣搭上一支钢笔或一双旧球鞋换成棉衣。就这样一截一截地交换，最后给所有弟妹们都换上了棉衣棉裤。他在棉衣棉裤里包了他用沙柳树枝削的弹弓，那是给他最小的弟弟的；用牛骨头磨了一个烟斗，说是给大队老支书的，支书照顾了他的弟妹。他还给他妹妹换了一对紫红色的毛线手套。准备这些东西用了他半年时间，现在终于都准备齐了。

外婆一直供她念了高中，对她说什么人都能做，就是不能做她母亲那样的人。念痕说一个女儿不做自己妈那样的人恐怕很难。女儿的一部分就是她妈。今晚跟陆教授来客房的那个不是她自己，是她妈。

女人的卧室似乎在她每个年龄会有不同的气味。这时恩娘的卧室气味，已经先于她本人老了。

回到长途汽车站，几个流浪汉打了条野狗，正在一个脸盆里烧煮。他们吃完狗肉，在候车室里拉屎，拉出的屎又成了捕狗的诱饵，圆满的食物环链就在这个二十平方的世界形成。

在三个孩子里，唯有丹珏是她父母激情的产物。在旅店的雕花木床上，我祖父浑身大汗，我祖母娇喘嘘嘘，最后两人颓塌到一堆，好久不动，不出声。日后我祖父对这次经历想都不敢想，因为他不想对它认账。他们回到家很多天，他都不看一眼婉瑜，有一点不可思议，也有一点上当的感觉。可是又不知道上了什么当，是谁给了他当上。

哀大莫过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笑。

妻子悄悄问：“他回来了吗？” 丈夫于是明白了，她打听的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人，虽然她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叫陆焉识。 “回来了。”丈夫悄悄地回答她。 “还来得及吗？”妻子又问。 “来得及的。他已经在路上了。” “哦，路很远的。” 婉喻最后这句话是袒护她的焉识；就是焉识来不及赶到也不是他的错，是路太远。

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老几突然发现他当作凶残来认识的表情其实是委屈。 没办法，梁葫芦的好就是坏。有的人为了惩治人类生的，正如梁葫芦。这类人必须比坏人更坏，才能尽他的天职。 孩子的本性就是寻找温情，然后投身进去。没有温情就找代用品，找貌似温情的东西。 因为望达不是楚楚可怜的女人。你看望达为你为她自己谋划得多么头头是道？她从来就不知道“可怜”为何物。原来他陆焉识可以把激情，把诗意，把头晕目眩的拥抱和亲吻给望达这样的女子，而必须把他其余的一切，给婉喻，恩娘那样的女子。她们的可怜让他充满怨毒地，充满鄙夷地把自己给她们：诺，拿去吧，拿去你们的牺牲吧。原来在他这里，恋爱是一回事，和谁去熬完一生是另一回事。与之去熬完一生的女人，必定引起他的无线怜悯。 伟大的男人都是绝路上的男人，孙膑，伍子胥，司马迁．．．多少男人的伟业源自于无爱啊。 他把最大的难题推给婉喻，逼婉喻残酷，而婉喻之所以成为婉喻，是她没有一丝的残酷。

焉识站在无立锥之地的编辑室。几分钟里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个见不得别人为难的人。不然刚刚守寡的恩娘就被陆家打发回娘家去了。不然恩娘就不可能拿侄女变魔术，把侄女变成儿媳妇。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为了不让别人为难，常常做别人为难他的事，做别人要他做的人。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得到“随和大度”、“与世无争”的评语，甚至“大咧咧”、“心不在焉”的好意嗔怪，他是满足的。这满足似乎抵消了他因为扮出“随和大度”引起的内心紧张，这满足也似乎补偿了他那“与世无争”带来的真正失去。

“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她的眼睛又是一道流光，柔媚艳情，让他几乎可以推翻她一向安分的心性。他几乎认为，她即便心是安分的，身子也是野的，比他还野。比他总在向往的自由还要自由。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诉皮埃尔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诚实，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经成形了，而谁又忍心毁掉他的诚实和天真呢？

“老早呢，觉得你没用场好，心底里不龌龊，人做得清爽。太有用场的人都是有点下作的。现在看看，没用场就是没用场。”恩娘说。“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发明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要是他跑到婉喻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邓指宣布全面歇工，各个号子组织学习。犯人们懂得学习的真正意思，就是自我揭露、相互揭发。大部分犯人都怀有一个恶毒梦想：揭发别人的罪过，就是体现了自己的进步，而减刑是每一份恶毒梦想的唯一诱惑。人们在这样的大雪天都成了狗，你咬我我咬你，你我一块咬他，只有老几不言语。人们对老几的语言残疾都是谅解的。还有就是老几的态度。那是什么都认了的态度：命、境遇、一月十五斤口粮……一切。老几不咬别人，所以咬他的人也就不多。咬他他也认。老几伪装口吃，这是最派上用途的时候。

老几再回到砖厂院子，换了个说法，说大家去看吧，好看得很，梁葫芦给马拖得脑浆涂地，眼珠子滴溜溜地滚在地上，玩弹子呢。 犯人们立刻哄的一声跑去，去看看自己的惨如何转嫁到了他人身上，看看他人的惨如何稀释自己的惨。有个人在给折磨呢，因此折磨暂时不会轮到我。有个人去替我皮开肉绽了，多么幸运，皮开肉绽的不是我。大家一窝蜂跑向干渠，一眨眼站满渠道两边的堤岸。乌黑的罪犯们一个挤一个，成了一群秩序很好的观众。葫芦给折磨得越狠，他的替死鬼功能发挥得越彻底。让十六岁的死刑犯替大家疼，替大家皮开肉绽吧。葫芦无意中把危险给大家引开了，大家暂时安全了，每个犯人来看，就是想证实这一点。

我在1989年读我祖父的书稿时，认识了这么个刘胡子。他本名叫刘国栋。查查上海解放的起义功臣名单，能查到刘国栋三个字。他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的副局长，跟地下党在上海解放前夕接通关系，带着分局全部卷宗起义，然后把卷宗交给了后来接管上海的军代表。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刘国栋是边跑边系上皮带、挎上手枪的。他也是跑步跳上轰轰待发的捕人卡车的。六辆捕人卡车在刘国栋的指挥下，警笛长鸣，呜呜地上了大街入了小巷，擦过我祖父常常散步的静安寺对面的公墓，冲过赫德路和静安寺路的十字路口，朝着我小姑姑正在打羽毛球的弄堂而来。那是晚饭时分，刘国栋连这天的早饭还没有吃。太忙了。局里要争逮人竞赛的红旗。刘国栋端着手枪，坐在驾驶室里，看着我祖父被带过去，看着跟在后面的女孩脸上那需要半世纪才能驱散的懵懂，上了卡车车厢。刘国栋这样的职位只需要坐镇就行。大逮捕进行到第二天天亮，最后一卡车人开始照着名单查点人数。行动负责人出现了，就是电话上给刘国栋布置任务的北方人。这是大逮捕的第一批犯人，刘国栋喊了报告首长，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单上抓获，一共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说，错了，应该一百四十六个。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刹那间东南西北都有手和脚伸出来，下枪的，扒警服的，使绊子的，上手铐的……这种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间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练出来的。从上海往大荒草漠出发的车上，刘国栋揣着五个罗松面包一口也吃不进去。他蹭到我祖父陆焉识身边，说他常读陆教授的文章。他还说，自己看上去是个武人，实际是个文人，跟我祖父装在一个车皮里是这一阵发生在他头上唯一公正些的事。

“老早呢，觉得你没用场好，心底里不龌龊，人做得清爽。太有用场的人都是有点下作的。现在看看，没用场就是没用场。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离宴会还有五天，恩娘已经买好所有的食物。有些不是买的，是以物易物而来。黑市非常活跃，什么都有。一件狸子皮大衣能换到一磅火腿，一磅毛线能换到两斤大米。恩娘很有耐心，天天在黑市上逛，患帕金森的手挎着篮子，在平绒袍子上猛抖，指甲在右肋一带来回地刮，使那一片平绒渐渐被刮掉，刮成平纹布。开始她换回的东西让人懵懂，因为跟做家宴所需的食品毫无关系。但如果看她接下去继续换的，就明白她的聪明了。食品价钱在接下去的两三天上涨得比用品和衣服快得多，一磅火腿在两三天后就可以换回两件狸子皮大衣，而家宴中她只需要半磅火腿调味。这样她既有了吃的，也保住了穿的。

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