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往事

这本书收集了作者周大伟近两年来的随笔作品，它们是作者这些年里日积月累的思考记录。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包括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叙述，可以帮助人们在传统文明和现代世界秩序的缝隙中，看到中国自身法律在价值、制度以及技术层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接见的第一批外宾是谁？尼克松对北京的访问如何打乱了一个普通的家庭的生活？王明居然担任过新中国的第一任“立法大臣”？王朔在当兵时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桩桩往事，由周大伟给你娓娓道来。相信，总有一些往事能把你打动。 1976：朱莉娅·尼克松的北京往事 走近中国：美国总统的奥德赛 皇帝的新衣：来自北京老胡同的吊诡 谁是佟柔？ 乐观与悲观之间：陈凯歌、黄健中遭遇法门 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 经济法：一道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 1985～1987：《技术合同法》制定中的悬念种种 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的司法原则和判例——来自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 从海滨公园里私家别墅想到的法律问题 我的战友王朔：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学院、医院和法院：现代圣殿中的未竟之业 周君大伟，一个挺普通的名字，后来大概是为了在外国生活的方便，他又取了个谐音的英文名字——David(大卫)，也挺普通的。不过，两个普通的名字能够自然地合为一体，这偶然中也就体现出几许特别。或许，这种特别就应该使他的名字颠倒——从“大伟”变成“伟大”？我想，现在还难下定论。不过，他在这本随笔集中确实谈及了一些堪称“伟大”的人物，而该书的书名也着实勾起我心底的一些“北京往事”。 大伟君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窗。那时的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法学院，只有法律系，研究生教育也远远不如现在的规模。我们那一届硕士研究生只有22人，而且几乎90%都是男生。在这班同学中，大伟君似乎从很多角度来看都属于“中间分子”。首先，他的年龄居中。我们班里有些学生已过而立之年且已为人父母，一入学就被同窗尊为“老”；有些学生则二十出头，刚开始涉足恋爱生活，自然被同窗称为“小”；大伟君既不适于称“老”也不适于称“小”，只能称“大”，因此倒保留了自身的名号。其次，他的身材居中。在我们班的同学中，他算不上人高马大，但也算不得身材矮小，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一类。再次，他的口才居中。我们班里有几位口才极佳语速极快的“侃爷”，也有几位不善言辞十分内秀的书生。大伟君平时的言语不是很多，语速也不是很快，但是决非沉默寡言之人，而且言谈中往往会流露出几分狡黠的幽默。他看上去有些文质彬彬，但骨子里并不是特別有书生气的人。最后，他的运动习性居中。由于研究生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所以体育活动便成为联系大家生活的重要纽带。我们班很有几位热爱体育运动的人——包括本人，足球篮球排球样样“精通”，但是也有笃信“君子动口不动手”之原则而从不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大伟君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偶尔也会在排球场或足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一个极端或偏激的人，而是一个可上可下能左能右的人。至于学业方面，虽然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是我感觉他很有才华很有思想，而且知识丰富见多识广，日后定能成为大有造诣的学者。 当时，我们班的男生都住在人大校园东南角的“东风楼”二层的东头。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班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因此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在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这条走廊都是非常安静的。除上课与运动之外，多数同学会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去看书，少数同学习惯在宿舍里自习。但是每到晚上11点钟的时候，走廊里便逐渐活跃起来。外出学习的人相继归来，留守自习的人也纷纷出屋。大家或举着一杯清茶，或端着一盆冒着热气的方便面，站在走廊里谈论着各种严肃或不严肃、专业或不专业的话题。有人给这项活动起了个十分雅致的名称一“午夜走廊沙龙”，尽管大家的穿着都很不雅——多数人只穿背心裤衩，有人甚至光着脊梁。“沙龙”结束之后，有的人便上床睡觉了，有的人还会利用夜深人静之际再苦读一段时间。 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遇到特别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节走廊的西端挂上窗帘，再把各自房间里的书桌搬出来摆成一条长案，形成一个狭长的“餐厅”。然后用大家凑起来的“闲钱”买些菜食和装在暖水瓶中的散装啤酒，聚会共餐。当然，那三位稀罕的女生也是座上嘉宾。席间，我们会找出各种名目进行饮酒对抗赛或擂台赛，如“南北大战”(以走廊为界)、“三刑战两法”(刑法刑诉刑侦对抗法理和宪法)、“人大还是法大”(人大毕业的学生挑战法大毕业的学生)等，经常会战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记得有一次过年，时任法律系主任的高铭暄教授还亲临我们的“酒宴”，坐在走廊里接受大家的敬酒并送给我们一些诚挚的教诲。顺便说一句，大伟君的酒量在我们班也属于中等水平。 毕业那年，因为法律系需要教师，所以我们班的绝大多数都留校任教了。虽然这些年“走失”了将近一半，但是留守至今的仍然不少，如法理的朱力宇和张曙光、宪法的胡锦光、刑法的黄京平、经济法的王欣新、诉讼法的陈卫东和刘刚，当然还有我。大伟君当时也留校了，但是没有留在法律系，而是留在法学所，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我们相继去了美国。不过，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国继续教书，而大伟君则留在了美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只听说他在美国经商，而且已经相当“发达”。我的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不应该离开法律人的队伍，不应该放弃法学专业。再后来，他又回到了北京，准确地说是把主要的工作时间和空间定位在北京，于是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大多是在老同学聚会的餐桌旁。 大约是在2004年的冬天，由于我在为山东人民出版社主编《法学家茶座》，就约他在闲暇时写一些法学的杂文或随笔。我本以为他会忙于商务而无此闲情逸致，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他给《法学家茶座》写的第一篇文章——《从海滨公园里私家别墅想到的法律问题》，发表在2005年7月出版的第8辑《法学家茶座》上。从那以后，我便不断地收到他写的文章，并相继发表在《法学家茶座》上。我渐渐发现，大伟君在步人商界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在心底保留丁关于法律的思考，而且有心地积累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写作素材。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法律人——至少是半个！ 为此，我诚挚地向读者推荐大伟君的这本既有情趣也有思想的随笔集。在这里，我也套用他的战友王朔的一句名言——在这本书里，一半是商界的海水，一半是法学的火焰！那么，最后究竟是海水熄灭了火焰还是火焰烧干了海水？请读者自己到书中去寻找答案。 何家弘 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