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以本書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耙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影響的綿密關係。* * * 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作者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 * 〔編輯說明〕 余英時先生的大作《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年），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偏右袒，也不作調人，而是提出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有識之士咸認，這篇文章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在台灣歷經二十餘年的淘洗，始終歷久而彌新。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本計畫推出《從》書的第三版，因而請作者評估是否增補文字。但作者重新思考該書的主旨，繼而就其經營數十年的研究領域——中國的「士」文化，選出另外十篇文字，將「知識人」與「文化價值」列於同等重要的位置。原因何在？因為就中國傳統而言，價值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等任務，一直是由「士」來擔任。這一增補，全書篇幅增加三倍，成就了一本新作，便是《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