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王權的誕生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

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

騎馬遊牧民是野蠻和破壞的化身、而與文明無緣嗎？

這不過是留下文字記錄的定居農耕社會單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國也無法征服的部族集團──「斯基泰」；與漢皇帝具有對等軍事戰鬥力的遊牧民族──「匈奴」。他們跨越了「東方」與「西方」地理分界，串聯起整個歐亞大陸。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遊牧民族，約在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紀的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確切在歷史上出現，則是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雖然兩者的存在時間有落差，且看似一個存在於西洋史、一個存在於中國史，然而從考古挖掘的資料可以發現，兩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屬於同一系統。同樣身為馳騁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與「匈奴」是同一群人嗎？他們又各自如何影響東西方的歷史呢？

本書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在這套「興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書的主角是騎馬遊牧民（另外兩本是第六卷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這種非常罕見的設計，反應了學界重新評價騎馬遊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騎馬遊牧民看來，「歐洲」或「亞洲」這樣的地域框架是可笑的概念！

斯基泰和匈奴不只是中央歐亞草原的統治者，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偉大傳播者。

從亞洲東部的蒙古高原，到東歐的黑海北方，這一片廣袤的草原上疾馳著騎馬遊牧民。對它們來說，這個世界既沒有「歐洲」，也沒有「亞洲」。這些騎馬遊牧民，與農耕定居民的文化、社會、道德處在完全不同的位置，經常創建出擁有廣大領域的國家，並帶給鄰近的東亞、西亞及歐洲很大的影響。

騎馬遊牧民如何衝擊世界史呢？眾所周知，匈人的入侵導致了歐洲發生重大變革，雖然匈人是不是匈奴，學界依舊未達成定論，但匈人是從東方遷移到歐洲的騎馬遊牧民族則是確定無疑的。同樣的衝擊更早地發生在東亞。從所謂的「五胡亂華」開始，其中鮮卑系的北魏勢力崛起，最終銜接上隋唐帝國，統治東亞長達五百年；然後就是契丹和女真，最後是蒙元和滿清席捲了整個中國。可以說東亞受到騎馬遊牧民的影響更大。

不受既定地理概念拘束的遊牧民，除了自身發展出的輝煌文化之外，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雙向的傳播。他們將取自西方的構想傳到東方，也將東方的發明傳至西方，並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來自西亞、希臘、中國等不同的美術風格。

■透過文字與考古資料的對照，還原草原上人群的真實樣貌。

用考古挖掘的成果，具體掌握彷彿傳說般存在的古代遊牧民族。

然而遺憾的是，斯基泰與匈奴都沒有文字，它們沒辦法訴說自己的歷史。但藉由東西方的「歷史之父」──司馬遷與希羅多德的描述，他們的戰鬥實力與習俗被書寫、留存下來。司馬遷描述的匈奴人和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驚人地相似。這兩人不持有偏見，承認與自己定居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存在。

除了利用文獻，本書最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採用考古和美術史資料。關於遊牧社會的考古，大約是十八世紀初期才開始的。在彼得大帝兒子的生日會上，一名在中亞經營礦場的富商，獻上了他挖掘到的大量黃金器具當作禮物，大帝注意到了這些物品在美術上的價值，下令展開中亞地區的挖掘。隨著考古挖掘，馬具、兵器及黃金器具，這些斯基泰文化的代表象徵陸續出土。本書就利用了至今為止發現的考古資料，盡量「復原」湮滅的歷史。

以草原的「古墳時代」為主，解釋了西元七世紀的草原上已經誕生了王權，而且分佈在整個中央歐亞。另外，對（1）馬具、（2）兵器及（3）黃金器具的美術史分析，也凸顯出斯基泰美術的獨創性，及其融合波斯、中國、希臘風格上所達到的極致。

本書也將考古發現和文獻彼此印證。比如希羅多德記述的遊牧民「王的葬儀」——製作木乃伊、用割耳或傷害身體部位的方式表示哀悼、在喪禮上吸食大麻達到亢奮狀態，以淨化自己——這些都從考古發掘中加以證實。而在南西伯利亞考古發現的中國風屋舍，其主人是叛逃到匈奴的李陵，還是嫁到匈奴的王昭君的女兒呢？作者也結合文獻加以推論。

■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看見遊牧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國際性！

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遊牧民通常被視為野蠻和落後，與文明無緣。在中國史料中，「華夷之辯」是一種貫通整個農耕國家歷史的意識形態，甚至至今如此。真的是這樣嗎？

這首先要看文明的定義。「文明」一詞是從英語「Civilization」（原意是市民化）翻譯而來，原本就是城市定居社會所發明的用語。從這個角度看，以往被視為人類偉大的古代文明，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等，都有一些所謂文明的共通要素：城市、王權誕生、具有象徵性的巨大建築、官僚制度的創設、發明文字等等。

然而，對於本來沒有「城市」的遊牧社會而言，他們難道因此就是與文明相反，生活在「野蠻」之地的「胡」人嗎？本書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那不過是農業社會的偏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雖然沒有文字記載，但從挖掘出土的草原霸者們的裝飾品來看──華麗的黃金工藝品、色彩鮮豔的氈製品、以及各種馬具和武器——都凸顯出「文明」的獨特性。另外，隨著文化的交流，遊牧民也建立了更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法律的城市，更具有多樣性和國際性。

以西元七到十世紀裏海附近的遊牧國家「可薩」為例，他們用貿易支撐其財政，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背景，與當時的大國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國並駕齊驅，備受矚目。首都裡有七位法官，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法官各兩人，薩滿教法官一人。處於對立的三宗教竟然受到平等的對待，這個事實讓近代歐洲的歷史學家大感吃驚。這樣的做法雖然並非出自近代宗教自由的觀念，但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國際性由此可知。

因此，如果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就可看見遊牧民族也具有豐富的文化和藝術！本書即採用大量考古學和美術史的資料，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如果放棄中國視角，從匈奴的角度看漢匈之爭，會看到什麼樣不同的結論呢？

其實，司馬遷已經告訴你。

關於匈奴的史料，幾乎主要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是持平之人，他透過一位叫「中行說」的宦官表達了匈奴的立場。中行說本是陪同和親的公主到達匈奴，但他最後發誓向單于效忠，並用他所認同的匈奴的價值觀反駁漢使。比如他認為，匈奴的政治更靈活和務實，不像漢那樣被無意義的禮儀所束縛。

透過司馬遷的記載，我們看到，漢除了以公主和親，取得匈奴支持外，還必須每年提供大量高質量的絲綢。這些絲綢並不是遊牧民自己需要，而主要是轉賣給西方，獲得高利潤。此外，一般中國史書上多強調匈奴不守規則，即便漢已經和親、並每年提供贈品之後依舊反覆侵寇。然而本書指出，漢匈之間本來就存在民間自由貿易，這也是符合雙方利益之事。然而漢的中央政府認為不需要民間貿易、故常常閉關，從而引發糾紛。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叛亂分子常常尋求遊牧國家的援助。西漢時代最大的叛亂——吳楚七國之亂，就與匈奴單于合謀而發動。

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記載匈奴掠奪金銀財寶、絲綢和穀物；他們掠奪的是人和家畜。這些人被掠奪去做什麼呢？——答案是從事農耕。本書也從考古學的資料中分析匈奴的遊牧社會中，也存在定居聚落。本書指出，漢帝國中也存在大量自發性的逃亡者，除了層級高的比如燕王，還有大量一般民眾「聞匈奴中樂」而翻越長城。官員郎中候應在反對廢除長城防衛的十大理由之一即是，長城的防守功能也包括防止漢人向北逃亡。

■《草原王權的誕生》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是海洋島嶼國家，和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國家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然而本書讓我們懂得，拋棄傳統中華思想中的華夷之辯，不再認為遊牧民族是野蠻和落後的化身，而理解到「文明」擁有不同的形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擅長吸收和融合別的文化，更加尊重多元文化和價值，更具有國際性。

本書啟示

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海島貿易國家的多樣性，都是以貿易為前提而遵重不同的價值。以本書結語中提出的「可薩」這個遊牧國家為例，近代西方史學家也驚詫於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貿易和軍事力量，首都裡竟然有七位裁判官，負責不同信仰之商人的法律仲裁。這就是台灣作為商貿國家可以從騎馬遊牧民社會中學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