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亲昵

近些年来，人类学对国家和民族主义有了迟到的聚焦和浓厚的兴趣。迄今为止，人类学者大都把国家作为在本地社会生活中具有敌意和侵犯性的东西而加以回避，同时把民族主义看作是本学科令人难堪的表兄妹，后者极容易表达过度的本质主义和概念的物化倾向。

现在他们终于开始做他们最胜任的事情，把兴趣转向国民和公职人员的经验而非正式机构的问题。即便如此，他们似乎常把官方意识形态，当作有关民族国家的真实而准确的表述。这很奇怪，因为以这种方式谈论“国家”，就是在复制大多数人予以怒斥的本质主义。对于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几乎无人可以完全幸免。

实际上，多数人类学学者最终发现，一些国民会比其他人更少愿意接受官方核准的文化和法律规范。即便在更加和平的时代，似乎国家通常会依赖由共同对国家本身表达不敬与藐视而产生的团结感。所以，我在本书中明确指出，当下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是透过民族一致性的表面看问题，以便探讨创造性异议的诸多可能和限度。不要再把民族国家和本质主义全都看作日常经验中遥不可及的敌人，而是视为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