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序言和作者简介写的很棒 钱先生的风趣幽默在序言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分析透彻，给每个诗人的简介语言精练，优劣叙述的也极为清楚。

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

好看。这一周重看。有些话说的特别好。

钱大神即使注书也能打出好多神比喻来。下面我选摘的笔记，都是觉得对自己有用的段落，顺序大体是按翻书顺序来的，中间可能有小颠倒。 “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後，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後，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关于陆游的艺术，也有一点应该补充过去的批评。非常推重他的刘克庄说他记闻博，善于运用古典，组织成为工致的对偶，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来许多批评家的意见也不约而同。这当然说得对，不过这忽视了他那些朴质清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抹杀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发现他时常觉得寻章摘句的作诗方法是不妥的，尽管她自己改不掉那种习气。他说：“组绣纷纷炫女工，诗家於此欲途穷；又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又针对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议论说：“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尝有一字无出处？……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山处……但不妨共为恶诗耳！”那就是说，字句有“出处”并不等於诗歌有出路，刘克庄赏识的恰恰是陆游认为诗家的穷途末路──“组绣”、“藻绘”、“出处”。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覆。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又说：“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妆画虚空”、“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法不孤生仗境生”、“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一一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预军机以後开始写的，第一首就是下面选的“山南行”。至於他颇效法晚唐诗人而又痛骂他们，很讲究“组绣”“藻绘”而最推重素朴平淡的梅尧臣，这些都表示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更严的要求，悬立更高的理想。 ----------------------------------------------- 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麽又绿又软，羊多麽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乾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诚然，很多古诗描写到这种现象，例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可是它们不属於田园诗的系统。梅尧臣的例可以说明这个传统的束缚力；上面选了他驳斥“田家乐”的“田家语言”，然而他不但作了“续永叔‘归田乐’”，还作了“田家四时”，只在第四首末尾轻描淡写的说农民过不了年，此外依然沿袭王维、储光羲以来的田圆诗的情调和材料。秦观的“田居四首”只提到了“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和“得谷不敢储，催科吏傍午”，一点没有描画发挥，整个格调也还是摹仿储、王，并且修词很有毛病。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彷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後来居上：例如宋代遗老的“月泉吟社”的诗里和信里动不动把“栗里”、“彭泽”来对“石湖”；而贾政的清客就只知道：“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最耐人寻味的是“月泉吟社”第四十八名那首诗的批语。诗题是：“春日田园杂兴”；诗的结句是：前村大吠无他事，不是搜盐定榷茶”；批语是：“此时无一字不佳，末语虽似过直，若使采诗观风，亦足以戒闻者。”换句话说，尽管范成大的“田园杂兴”裏里也讽刺过公差下乡催租的行迳，头脑保守的批评家总觉得田园诗里提到官吏榨逼农民，那未免像音乐合奏时来一响手枪声，有点儿杀风景，所以要替第四十八名的两句诗开脱一下。这证明范成大的手法真是当时一个大胆的创举了。 ----------------------------------------------- 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可是他的持竭力炼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所以，他尽管是位“大儒”，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膀，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 ----------------------------------------------- 我们只知道刘克庄瞧不起“初学记”这种类书，不知道他原来采用了“初学记”的办法，下了比江西派祖师黄庭坚还要碎密的“帖括”和“饾饤”的工夫，事先把搜集的故典成语分门别类作好了些对偶，题目一到手就马上拼凑成篇。“诗因料少不成联”，因此为了对联，非备料不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滑溜得有点机械，现成得似乎店底的宿货。在方回骂刘克庄的许多话里，有一句讲得顶好：“饱满‘四灵’，用事冗塞”；意思说：一个瘦人饱吃了一顿好饭，肚子撑得圆鼓鼓的，可是相貌和骨骼都变不过来。清代诗人像赵翼等的风格常使读者想起“後村居士诗集”来。 ----------------------------------------------- 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大家都觉得严羽的实践远远不如他的理论。他论诗着重“透彻玲珑”、“洒脱”，而他自己的作品很粘皮带骨，常常有摹仿的痕迹；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想到一个嗓子不好的人学唱歌，也许调门儿没弄错，可是声音又哑又毛，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跟牛比赛大小。 ----------------------------------------------- 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下面选了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 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刘壎为曾巩的诗辩护，曾说：“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寡，先生之诗亦然。故惟当以赋体观之，即无憾矣” （《隐居通议》卷七）。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同时，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 ----------------------------------------------- 王禹偁（九五四～一○○一）字元之，钜野人，有“小畜集”。北宋初年的诗歌大多是轻佻浮华，缺乏人民性，王禹偁极力要挽回这种风气。他提倡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在北宋三位师法白居易的名诗人里──其他两人是苏轼和张耒──他是最早的，也是受影响最深的。他对杜甫的评论也很值得注意。以前推崇杜甫的人都说他能够“集大成”，综合了过去作家的各种长处，例如元稹“故工部员外郎社君墓系铭”说：“小大之有所总萃”，“尽得古今之体势”；王禹偁注重杜甫“推陈出新”这一点，在“日长简仲咸”那首诗里，用了在当时算得很创辟的语言来歌颂杜甫开辟了诗的领域：“子美集开诗世界”。 ----------------------------------------------- 晏殊：据说他爱读韦应物诗，赞它“全没些儿脂腻气”。但是从他现存的作品看来，他主要还是受了李商隐的影响。也许因为他反对“脂腻”，所以他跟当时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作者以及宋庠、宋祁、胡宿等人不同，比较活泼轻快，不像他们那样浓得化不开，窒塞闷气。他也有时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例如“赋得秋雨”的“楚梦先知薤叶凉”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那件事缩成“楚梦”两个字，比李商隐“圣女祠”的“肠回楚国梦”更加生硬，不过还不至于像胡宿把老子讲过“如登春台”那件事缩成“老台”。这种修词是唐人类书“初学记”滋长的习气，而更是摹仿李商隐的流弊。文艺里的摹仿总把所摹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来，就像传说里的那个女人裁裤子：她把旧裤子拿来做榜样，看见旧裤子扯破了一块，忙也照式照样在新裤子上剪个窟窿。 ----------------------------------------------- 文同是位大画家，他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泛泛的说风景像图画，例如：“峰次青松，岩悬赪石，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这是很早就有的。具体的把当前风物比拟为某种画法或某某大画家的名作，例如：“律以皴法，类黄鹤山樵，或者：“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宫僧寮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似宋人赵千里的一幅‘瑶池图’”，这可以说从文同正式起头。例如他的“晚雪湖上寄景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长举”：“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长举驿楼”：“君如要识营邱画，请看东头第五重。”在他以前，像韩偓的“山驿”：“叠石小松张水部，暗山寒雨李将军”，还有林逋的“乘公桥作”：“忆得江南曾看着，巨然名画在屏风”，不过偶然一见；在他以后，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去找绘画题材和布局的试探，都表示诗和画这两门艺术在北宋前期更密切的结合起来了。 ----------------------------------------------- 王安石：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跪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乱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 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两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在“南斋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已经不很满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锺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换句话说，反对把当时骈文里“事对”、“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诗歌里去；唐代的韩愈无意中为这种作诗方法立下了一个简明的公式：“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幂。第一，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傍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齐所谓“不可无诗”的。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为皇帝做诗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轶事，为菊花做诗免不了扯进陶潜、司空图的名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当然，碰到紧急关头，这种烟幂未必有多少用处。统治者要兴文字狱的时候，总会根据无火不会冒烟的常识，向诗人追究到底，例如在“乌台诗案”里，法官逼得苏轼把“引证经传”的字句交代出来。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或“牵绊死尸”。 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萧子显所谓“借古语申今情”，他都办得到。他还有他的理论，所谓“用事”不是“编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后面选的“书湖阴先生壁”里把两个人事上的古典成语来描写青山绿水的姿态，可以作为“借事发明”的例证。这种把古典来“挪用”，比了那种捧住了类书，说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诚然是心眼儿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结果是跟读者捉迷藏，也替笺注家拉买卖。流传下来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诗集从王安石集数起，并非偶然。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不够精确，也没有辨别误收的作品，清代沈钦韩的“补注”并未充分纠正这些缺点。 -----------------------------------------------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翠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峋嵝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词里像贺铸“青玉案”的有名结句把“烟草”、“风絮”、“黄梅雨”三者来比“闲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花心动•闺情”用“风里杨花”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全宋词”六百五十二页）。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同时，这种批评，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 ----------------------------------------------- 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对杜诗的那一点最醉心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涂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 他（指陈师道）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 ----------------------------------------------- 道学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现象安排总括起来，而在他的理论系统里没有文学的地位，那仿佛造屋千间，缺了一间；他排斥了文学而又去写文学作品，那仿佛家里有屋子千间而上邻家去睡午觉；写了文学作品而藉口说反正写得不好，所以并没有“害道”，那仿佛说自己只在邻居的屋檐下打个地铺，并没有升堂入室，所以还算得睡在家里。这样，他自以为把矛盾统一了。 ----------------------------------------------- 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祇是“他乡遇故知”。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锺嵘“诗品”也说过：“‘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落在他眼睛里，给他无微不至的刻划在诗里。这一类的作品在杨万里现存的诗里一开头就很多，也正像江西体在他晚年的诗里还出现一样；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来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 扬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 此外还有经杨万里称赏而保存的“寄友人”一联好句：“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亲友久别重逢，要谈起来是话根儿剪不断的，可是千丝万绪，不知道拈起那一个话头儿才好，情意的充沛反造成了语言的窘涩。尤袤的两句把这种情景真切而又经济的传达出来了。全首诗已经失传，断句也因此埋没，直到它经过扩充和引申，变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的“沉醉东风”：“不见时准备著千言万语……待伸拆，及至相逢，一语也无，刚则道个‘先生万福！’”彷佛一根折断的杨柳枝儿，给人捡起来，插在好泥土里，长成了一棵亭亭柳树。

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又号涪翁，分密人，有“山谷内集”、“外集”、“别集”。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生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对杜诗的那一点最醉心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他有些论诗的话，玄虚神秘，据说连江西派里的人都莫名其妙的。 　 杜诗是否处处有来历，没有半个字杜撰，且撇开不谈。至少黄庭坚是那样看它，要学它那样的。元稹赏识杜诗的白描直说，不用古典成语：“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刘禹锡讲“业诗即须有据”，举了一句杜诗为例，只限于“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在涵意上还比黄庭坚的话狭得多。“无一字无来处”就是锺嵘“诗品”所谓“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锺嵘早就反对的这种“贵用事”、“殆同书抄”的形式主义，到了宋代，在王安石的诗里又透露迹象，在“点瓦为金”的苏轼的诗里愈加发达，而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峰造极。“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当然，以前像李商隐和师法他的西昆体作者都爱把古典成语镶嵌绣织到诗里去的，不过他们跟黄庭坚有极大的不同。李商隐的最起影响的诗和西昆体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起这种诗的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涂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 　 南宋初年，任渊注解了“山谷内集”；南宋中叶，史容注了“外集”，史季温注了“别集”，都赶不上任渊的精博。此外，陈逢寅也作了“山谷诗注”，任骥和邓公立又分别注了“外集”，可惜这三家的注本没有流传。看来“读书多”的人对黄庭坚的诗都疑神疑鬼，只提防极平常的字句里有什麽埋伏著的古典，草木皆兵，你张我望。例如任渊满以为把“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的出典注明白了，可是杨万里又搜查出来两句暗藏的“古人陈言”。甚至黄庭坚明明是默写白居易的诗，记错了些字句，他的崇拜者也以为他把白铁点成黄金，“可为作诗之法”，替他加上了一个“谪居黔南”的题目，编入他的诗集里。

陆游（一一二五～二二○）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人，有“剑南诗稿”。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这两个跟他时代接近的人注重他作品的第一方面。然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後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清初杨大鹤的选本，方文、汪琬、王苹、徐釚、冯廷櫆、王霖等的摹仿，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裹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谈者痛心国势的衰弱，愤恨帝国主义的压迫，对陆游第一方面的作品有了极亲切的体会，作了极热烈的赞扬，例如：“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呜；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几句话彷佛是前面所引两个宋人的意见的口声，而且恰像山谷裹的回声一样，比原来的声音洪大震荡得多了。　 “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後，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後，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关于陆游的艺术，也有一点应该补充过去的批评。非常推重他的刘克庄说他记闻博，善于运用古典，组织成为工致的对偶，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来许多批评家的意见也不约而同。这当然说得对，不过这忽视了他那些朴质清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抹杀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发现他时常觉得寻章摘句的作诗方法是不妥的，尽管她自己改不掉那种习气。他说：“组绣纷纷炫女工，诗家於此欲途穷；又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又针对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议论说：“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尝有一字无出处？……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山处……但不妨共为恶诗耳！”那就是说，字句有“出处”并不等於诗歌有出路，刘克庄赏识的恰恰是陆游认为诗家的穷途末路──“组绣”、“藻绘”、“出处”。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覆。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又说：“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妆画虚空”、“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法不孤生仗境生”、“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一一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预军机以後开始写的，第一首就是下面选的“山南行”。至於他颇效法晚唐诗人而又痛骂他们，很讲究“组绣”“藻绘”而最推重素朴平淡的梅尧臣，这些都表示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更严的要求，悬立更高的理想。 　 陆游虽然拜曾几为师，但是诗格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他的朋友早已指出他“不嗣江西”这一点。杨万里和范成大的诗里保留的江西派作风的痕迹都比他的诗里来得多。在唐代诗人里，白居易对他也有极大的启发，当然还有杜甫，一般宋人尊而不亲的李白常常是他的七言古诗的楷模。 　 早在元初，闻仲和“於放翁诗注其事甚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许美尊为陆游的一部分诗篇曾作详密的注解；这两个注本当时没有刻出来，现在也无从寻找了。

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着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

说

可是宋诗的习气依然存在，只变了个表现方式，仿佛鼻涕化而为痰，总之感冒并没有好

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本来不觉得什么，看下面注释，钱先生要我们参看李益的“碛里征人三百万，一时回首月中看”，顿时觉得到底是唐诗气象大开，不见匠气。钱先生你要一直这么注下去吗，你这么注是在黑宋诗啊。

他提倡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把自己名字也弄得有点像文艺运动的口号：“肩愈”、“绍先”。

最初是作者出名全靠作品的力量，到后来往往是作品有名全亏作者的招牌。

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

哈哈即视感。

【自用存檔】 <图片1> <图片2> 《東坡樂府箋》 卷二 虞美人 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於淚。誰教風鑒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 【附錄】 《能改齋漫錄》： 東坡長短句雲：“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張文潛用其意以為詩云：“亭亭畫舸系東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而誦之，彼不知其出於東坡也。

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事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春日即事 小雨丝丝欲网春，落花狼藉近黄昏。 车尘不到张罗地，宿鸟声中自掩门。

妾心如镜面，一规秋水清； 郎心如镜背，磨杀不分明。 郎心如纸鸢，断线随风去； 愿得上林枝，为妾萦留住。 陈师道《妾薄命》：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研？ 宗泽《早发》： 伞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 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陈师道（一○五三——一一○二）字无己，又字履常，自号后山居士，彭城人，有《后山集》。黄庭坚是江西人；北宋后期，吕本中把受他影响的诗家罗列一起，称为“江西诗社宗派”。在这些人里，陈师道的年辈最长，声望也最高，所以任渊就把《后山集》和《山谷集》一起注了。 　　　陈师道模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他想做到“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 ，可是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那样雄厚，学问没有他那样杂博，常常见得竭蹶寒窘。他曾经说自己做诗好像“拆东补西裳作带”，又说：“拆补新诗拟献酬” ，这也许是老实的招供。因此，尽管他瞧不起那些把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的作者，他的作品就很犯这种嫌疑 。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 。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

陈与义 　　　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生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 。都可以证明身经离乱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前面所选吕本中和汪藻的几首五律就是例子，何况陈与义本来是个师法杜甫的人。他逃难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可以说是他后期诗歌的开宗明义：“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示他经历了兵荒马乱才明白以前对杜甫还领会不深。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在他以前，这种风格在李商隐学杜甫的时候偶然出现；在他以后，明代的“七子”像李梦阳等专学杜甫这种调门，而意思很空洞，词句也杂凑，几乎像有声无字的吊嗓子，比不上陈与义的作品。虽然如此，就因为这点类似，那些推崇盛唐诗的明代批评家对“苏门”和江西派不甚许可，而看陈与义倒还觉得顺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