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这段作为结尾写得太棒了。

李贽的这种行动，在当时的高级官僚看来，可以视为怪癖而不必和公共道德相联系，但下级地方官则不能漠然置之。他们负责基层的行政机构，和当地绅士密切配合，以传统思想作为社会风气的准则，教化子民。他们的考成也以此为根据。李贽的言行既然有关风化，也就是和官僚绅士的切身利益有关。然而如果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也还是皮相之谈。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淫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是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

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

李贽说王安石“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在这点上居然还挺敏锐。

他们（海寇）能极其熟练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五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

为何如此带感……

（明朝）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

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做部分的修改。

这到底是万历年间，还是我生活的时代？

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不是说历史，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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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

P109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P115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 P153然则俞大猷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的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说到申时行处理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发现一个建州酋长在吞并附近部落，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两边互参，申时行居中调停，于是就没太管那个建州酋长。

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这活脱脱（屌丝逆袭类）小说的节奏啊！

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艾玛这个好可爱啊太适合脑洞了

他（永乐）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份，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二百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

所以这是可以参照先例进行裁决嘛哈哈哈

一堆人联名上书批评万历，万历就怒了。申时行一看皇帝怒了，立刻干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表示跟他们不是一拨的撇清自己的关系。 关键在后面给事中参劾申时行的时候特别到位：

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

想想万历正把申时行看成站自己这边的人呢，结果被人参了这么一下子，明着是在骂申时行把万历撇干净了，实际上根本是连着皇帝一起骂。虽说万历也把这个给事中给整了，不过申时行也已经得罪了众文官朋友再也没人想理他。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

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其实任何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吧，不过可能中国这个特点更加突出

都用鸟类纹样，一品官的补子是两只仙鹤，九品官就是两只鹌鹑，这差太多了吧_(:з)∠)_

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翼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

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 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

这种君子之道到了今天仍然为我们所提倡。我国执政党日夜呼喊“为人民服务”，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然而看看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机制，其实与海瑞所处的时代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

他们认为放任错误，不直接指斥其荒谬，乃系一种高度的宗教作风。 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没有宗教信仰，在假装着存信心的时候，他们实际陷于深度的无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