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身随

1974年高中毕业，我得到了一台苏联查尔基4型相机。这是托母亲朋友从上海旧货店淘来的，价格204元。在当时，已经是一架很不错的相机。镜头是F2的，据说与德国莱卡的某款机型完全相似。我堂哥三午告诉我，这相机搁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就是顶级产品，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它的原材料，都是利用了德国战败的赔偿。 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已经算不了什幺。在当时，我是说在当时，起码周围的人，没有谁能拿出比这更高档的玩意。那年头常见的是一种双镜头反光机，是120的，镜头只有3.5，只能拍12张照片，不像我的这台135机器，每次可以拍36张，而且因为镜头大，即使光线不太好，成像效果也说得过去。我的堂哥是摄影爱好者，尤其擅长拍人像，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基本的拍摄和洗印放大技术。 家庭成员和周围的人，成了我拍摄的模特。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拍好过什幺照片，可是有一段时候，我耳朵边，常听到有人表扬我的作品。祖父表扬的一句话就是：“这张照片不错，我要放到我的相册里。”不知不觉，我在玩照相上花了很多时间，南京新街口有家摄影图片社，那里的放大纸论斤卖，可以买回来自己放大照片，成本要相对便宜许多。我自制了放大机上光机，用脸盆配制了药水，躲在暗房里，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记不清拍了多少照片，相对于今天，根本算不上什幺，可是在当时，一干活一脸盆，一出手厚厚一叠照片，还真有些吓唬人。 我很快成了一名小工人，会摄影的名声传了开来，经常有人要我拍照。我把有限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无限的摄影之中。说起来荒唐，那年头拍了那幺多照片，现在要想找回当时的痕迹却很困难，除了父母影集留下了一些证据，大多数照片已无处可寻。你为别人拍了照，冲洗放大成照片，把照片给了别人，事情就完了，就结束了。 1976年9月9日，在南京绣球公园，我正为一位电工师傅的儿子拍照，那孩子才三四岁。大广播里说有重要新闻要广播，让大家耐心等待。我们一边拍照，一边等候。终于把一卷胶卷拍完，从树林里走出来，我们听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的消息。 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对自己前程有什幺影响。一切都是不知不觉，爱好摄影的年代突然中断，我渐渐淡忘了这门技术，开始去夜校读书，读机械制图，读高等数学。和摄影一样，我仍然没有把它们学好，很快，高考恢复，赶时髦似的跟着别人去了考场，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考上了，成了一名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