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1、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背景： 1）十九世纪前，中西无邦交；中国自尊为上国，以藩属自居，不承认别国的平等。 2）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崛起，占领了印度，迫切渴望与中国通商； 当时的通商现状： 1）一口通商制度，即广州； 2）对外国人不公平待遇：人生活动不自由，不可坐轿，不可学中文，不可随便出游，妇人不可进入，除春秋买卖季外，不可在广州居住。 3）国家海关关税较轻（4%），但是官吏乱加税； 4）不看重治外法权，导致摩擦。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由于通商制度的问题，英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改变通商制度。英国两次派使者前往中国，但因为我国的闭关自守，否认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导致外交的失败。 一句话概括： 中西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2、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经济原理：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 经济背景：中国人自给自足，外国没有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遂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治运销。 鸦片进口的发展： 1）乾隆初年，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 2）道光元年（1821），五千箱； 3）道光十五年（1835），三万箱。 禁烟措施：禁止吸食和贩卖。 禁烟人物：林则徐，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士大夫信任他，本人很自信。 禁烟问题：禁烟本身很困难，同时伤害英国利益，英国人绝不允许禁烟。 大战不可避免。

中西方文明在19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始正面碰撞。 中华文明仍滞留在中古，而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近代文化 1、科学落后； 2、工业落后； 3、家族，家乡观念深厚，没有培养起民族观念 因此，导致了我民族的空前灾难 而只有近代化，才会有出路，前途才会光明。 举例： 日本--明治维新，四十年的发展，使日本跃居为世界头等国家； 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学习西欧的科学技术，为俄国的近代化打下基础； 土耳其--曾是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但是十九世纪的百年内，任人宰割。后在领袖凯末尔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工业，改革文字，使得国家开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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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套 （一）第一个循环套：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1、人口： 中国人口在1701年（康熙四十年）有2000万，到1800年（嘉庆五年）增加至3亿。 17世纪的大屠杀有三：明末内乱、明清交战/清屠杀汉人、张献忠在四川屠杀。战乱使人口减少。 18世纪人口激增15倍，不会科学节制生育。 2、土地： 不会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二）第二个循环套：贪腐加剧。 二、近代化 最初的动机是国防近代化。 国防近代化需要机械制造（兵工厂）、人才、近代化的交通。 以中古的生产效率来负担近代的国防不可能，经费需要经济基础。于是，开办招商局经营运输，开办织布厂、煤矿金矿增加收入。 不彻底，原因是缺乏新式的文官制度，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的近代化。 三、外部环境 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明治维新。 同治年间（1862-1874），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统一、美国消灭南方的独立运动，民族主义在西方大成功。列强在英法俄之后又增加美德意。 四、甲午战败 中国海军世界第八，日本海军世界第十一。 定远镇远各七千吨，日本最大的四千吨。但是日本的船快、炮多、放炮速度快，我们的船参差不齐。 海军提督丁汝昌是骑兵军官，不懂海军。刘步蟾临阵胆怯，变阵、阵线乱了。

……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就把他们当做伸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藉蒙伸冤，狡焉思逞也"。 ……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次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藉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著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 正1841年1月20日,中英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际,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大臣”、海军上校义律(Charles Elliot)突然于澳门发布一份题为《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通知》的公告,声称他与清政府钦差大臣琦善“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中除了赔偿英国烟价600万元、开放广州贸易等内容外,还规定“将香港岛和港口割给英国”。 《穿鼻条约》亦作《川鼻草约》。 鸦片战争中清钦大臣琦善私自与英国代表义律订立的议和草约, 1 841年1月20 日琦善与义律在穿鼻会议时议定。主要内容: (1)中国割让香港, 赔款六百万银元, 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 (2)英国撤出沙角、大角炮台, 归还定海。琦善蒙哄清政府, 诡称赔款为商欠, 割香港是允许英人在外洋一小岛寄寓。经广东巡抚怡良揭发, 并以义律在香港发出的布告为证。清政府不承让此约, 将琦善逮问。

…… 鸦片战争，当做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

咸丰十年的大挫折终於唤醒了一部份的中园人。……奕诉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材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的变局，而反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制枪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至於治标方面，奕诉及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十九世纪的後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 咸丰六年，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这时拿破仑三世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父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人起了冲突。於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这样遍地都有外夷，简直防不胜防了。至於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时人倒觉得值不得争。…… 签字以後，北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挽回」已失权利。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纷必致引起战祸，於是有所谓「内定办法」：中国以後完全不收关税，外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时人以为外夷既惟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均反对这个内定办法：不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外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那又怎样？…… …… 咸丰十年，我们的外交一误於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为惟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设於捕拿外国交涉员，终至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

…… 英国战争的目的完全达到了。通商制度大加修改了。我们现在把南京、虎门、望厦、及黄埔诸条约当作最早的不平等条约看，因为这些条约里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们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的订在条的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并且耆英所接收的协定税则比中国以往国定的税则还要高。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想不到中国人要到外国去；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於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订的。原来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後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为外人划出一特别区域为其居留地是出於双方乐意的。时人并不反对。 他们，不论抚夷派或剿夷派，不知道，亦无从知道这些条款之主权的及经济的损失，剿夷派所痛恨的是赔款和五口通商。他们认赔款是输金以养夷，使夷力坐大。他们以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胜防了。其实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间曾经有过通商的地点。 最奇怪的，英人认南京条的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中规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来。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条约以後，中国以两广总督（最初是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我们可以说，在道咸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总长，江督是次长，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

林文忠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春天到广州。 ……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断绝接济，派兵封围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文忠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这样。……林文忠全用传统的方法，田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的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但口说而已。 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钦差，於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商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这一举是林文忠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 …… 在义律方面，他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仅两只小兵船，其余都是商船临时应战。他与林文忠两次的冲突，他不教战争（War），只称报复（Reprisat)。文忠的军事报告不免言过其实：这不是水师提督关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关天培颇负时誉，林文忠的官声素好．所以时人就信他们是百战百胜的。文忠於军备的努力亦言过其实。他买了一只外国的旧商船，改作水师练船。他又买了些外国小炮，在虎门口，他按了一根大铁链子。以防英船的驶进。他令沿海居民办团练，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气」以御外海的。二十年的夏季，英国水路军队到了中国洋面的时候，他们不攻广州，反攻珠山。…… 英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得鸦片赔款，一个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 …… 因此，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的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部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 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不平等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未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後，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 ……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徙。他不但要禁姻，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的，宣宗的禁烟是出於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则因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 ……

…… 是时在广州的外商觉得他们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许可。倘若在地方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线的希望。 …… 外交部给马嘎尔尼（LordMacarneY）的训令不过讲交涉大纲，其细则由马氏临行斟酌。……交涉的目的在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第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俾英商可以屯货住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限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这是十八世纪未年英国对华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 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内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份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 …… 马戛尔尼於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官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敕论拒绝一切。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的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的或和平的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後则反是。 …… 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见过。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为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的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 嘉庆二十一年（1816），罗尔美都（Lord Amherst)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康熙二十二年（二六八三年），三藩之乱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从自清朝统一了中国。于是清圣祖不．但下决心来解决黑笼江一带的中俄问题，又在沿海通商制度上，辟了一个新局面。 …… 同时清廷正式设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的由各省巡府兼。按法律，中国的旧海关制度完备极了，公道极了。圣祖的训谕说：“各省关钞之设，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国家设关榷税，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高宗也说过：“朕恩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民实沾惠泽，乃朕爱养黎庶之本怀。户部颁有税则，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条约以後的协定税则还要低廉。防弊的法令也极森严： 一、各开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列本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应刊本榜不行设立，或书写小字悬於辟处，掩以他纸，希图高下其手者，该督抚查参治罪。地方官将应刊税则不行详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隐者，并予严参。 一、各关应征货税，均令当堂设柜听本商亲自填簿，输银投柜验明放行。共有不令商亲填者，将该管官严加议处。 很明显的，中国自十七世纪末年起，已有了法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实际上，中国海关收税的情形不但离高尚道德甚远，又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的税则的模样。历康雍乾嘉四朝，外人索看海关税则多次，每次概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货税。照户部的章程，船钞应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的纳一千二百两，中船的九百六十两，小船约五百四十两，实际除船钞外，还须“官礼”。在十七世纪末年，官礼的多少，每次须讲价。到康熙末年，十八世纪初年，官礼渐成固定：不问船的大小，概须送一千九百五十两，比正钞还多。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到康熙末年，大约已达货价百分之六，比正税亦大。雍正初年，杨文乾以巡抚兼关监督的时候，官礼报部归公，于是官吏在货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规，名曰“邀送”。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的当百分之二十，这是中国实行的税则。 这种税则虽重，但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生困难。彼时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纳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菜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二钱），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反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通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都有特殊权利的华商垄断市场，即所谓“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等等。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固操纵市场呢？远忿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O四年），“皇商”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许与外人交易。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的权利商人，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强迫外人交易。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年，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熙十五年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官利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起（一七五六年）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的通商地点。 …… 行商执行这种禁令的方法不外劝免疏通；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 这里我仅须指出有关於中国国际地位者。 第一、俄国未占西比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後，中西的接触加添了北疆的长线。…… 第二、当时人虽不知道这个变局的重要，但在应付上，他们的成功是中国近代外交上空前绝后的。…… 我们在十七世纪能得这种成绩，一面是因为机会好，一面是因康熙皇帝处置得当。彼时西比利亚的交通极不方便；俄国在远东的国力极其薄弱；俄人对远东内地理知识亦极缺乏；俄国最大的希望是与中国通商；因此，我们的外交困难并不甚大。同时康照皇帝在军备上不遗余力．在外交上则不为过甚。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们注意。事前．代表团得着皇帝批准的确切的训令，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时候。 我方代表全未以上国的使者自居；中俄双方概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的，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的。彼时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清朝的江山已经稳固：何以康熙帝独于此时放弃“一统无外，万邦来庭”的态度呢？ 尼布楚条的的第六条也表示康熙时代朝廷态度的特别。这一条： “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从一国到对方国，惟必须携带护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份。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胜思。

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协助满清消灭明朝余党，藉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论赐其国王」…… 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 …… 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内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及红衣炮。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究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我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这是甲午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的应付。 无疑地，经过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地，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需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

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们的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地订在条约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并且耆英所接受的协定税则比中国以往国定的税则还要高。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中国人要到外国去，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于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订的。原来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为外人划出一特别区或为其居留地是出于双方乐意的。时人并不反对。

最奇怪的是，英人认《南京条约》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规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来。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以两广总督（最初是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我们可以说，在道咸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总长，江督是次长。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

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深思。

我们近代对付西洋的方法不外采用西洋的枪炮及雇用西洋的军人。西人近代对付我们不外学我们疏通衙门的秘诀，且雇用汉奸替他们跑衙门。双方均在那里仿效对方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