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终于知道所谓“封建社会“的症结在哪里了，知道知乎上某男借给哥哥20万导致离婚的故事症结在哪里了。这个不仅仅是道德上的问题，这个是新旧经济组织方式之间的冲突。丈夫遵循旧制度，妻子遵循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现代经济制度。关键是丈夫死守所谓义气，看不到这种所谓道德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选择，并不是绝对真理，因而看不到自己选择的局限。我只能说，哀其不幸。症结是贫困，而这种将所有人绑死的制度是权衡之举。应该赶快在互助基础上脱离贫困，发展现代制度，才能够获得幸福。在贫困中靠着平均主义，集体精神，仁义道德支撑，只能让社会死气沉沉，没有发展前途。我悲伤于居然受教育权要牺牲亲哥哥的青春去打工获得，而受教育的人也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精神上），更关键是他陷入这个困局中出不来。等到真正要被这个义务拖垮的时候，又开始犹豫了，觉得似乎自己不该得到这样的待遇。只能说，赤贫之下是没有选择的，赶快步入现代经济吧。 书评摘录：经济是基础，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现实。黄仁宇认为朱元璋所创立的“洪武”型财政贯穿了明帝国的始终，洪武型财政的财政体现了典型的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特点。洪武型财政“简而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都容易脱落。并且只注重原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之增进。”朱元璋出身于农家，他所代表的制度也要维护典型的小农社会，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和平均主义，但是历史往往是二律背反的，这种经济制度最严重的后果是普遍地遏止了各种法律制度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以普遍的贫困以及在贫困面前的普遍平等取代了社会的发展。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137258/

李蛰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使人理解。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早在二三十年前，在丧父家居的时候，李蛰就已经有了这种经验。当时倭寇犯境，城市中食物奇缺。他虽然只是一个最低级的文官，也不得不接受亲族的拥戴，负起了为30多人的大家庭寻找饮食的义务。和他同时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作者，就提到过他在南京为避难的亲族所包围，要求解决吃饭问题。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则在信上向朋友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如果离开昆山，他必须随带“百余口”的族人同行。 　　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的，积殊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他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在整个社会没有为它的成员开放其他门径的时候，多数像李蛰一样的人物，已经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果李蛰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当时的李蛰，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对于这样背离传统的行为，他的亲族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但是亲族的压力越大，他的反抗也越强烈。在给曾继泉的一封信里，李蛰说到他所以落发，“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所谓闲杂人等，是他的弟兄还是叔侄；俗事，是买田还是建立宗调宗塾，或者竟是利用势力干预词讼，虽然语焉不详，大体上当不出这些范畴。最有趣的是，他的家族不顾他的愿望，仍然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件事引起的反抗方式也同样有趣，他有一封遗书，题名为《豫约》，其中就提到他的这个侄子“李四官若来，叫他匆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这封遗书草于1596年，上去他削发为僧已有8年。

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Throuzh the Chinese Eve）可见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K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挺，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符善、蓄奖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询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以前他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贷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力、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是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急。17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处于时势的需要，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是逼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成树。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究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增多，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匹。大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到好几个世纪。

历史书大多是某一方面的纵向史，很少从横截面来剖析某一时间段的状态。虽说是某一年，但为了交代前因后果，又分段描述了纵向史，力图从各角度还原历史情境，作者很不容易。 各章节的人物描述都很清晰，除了李贽，还是没明白他中国哲学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或者说影响，也可能是因为对这人本来就没了解。 大历史观不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历史连三手资料都够不上，都是加工加工再加工后的产物。即便能对作者描述中的喜好加以修正，却无法找回被作者故意或无意忽略的历史事件。尽可能将相关的历史事实不加筛选的陈述，对人物的描述尽量避免一面倒的批判或弘扬，以人性的角度来阐述那时那地该人物为何会有这样和那样的决定和行为，至于评判，就留给读者去思考和回味。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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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做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指定法律的力量，官僚们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应当应该由他来裁决。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 皇帝有宗教色彩，其功能在于将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

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的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从而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

========== 万历十五年（经典版） (黄仁宇) - 您在位置 #1604-160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5年2月18日星期三 上午8:10:32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 万历十五年（经典版） (黄仁宇) - 您在位置 #958-95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5年2月18日星期三 下午12:11:43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 万历十五年（经典版） (黄仁宇) - 您在位置 #4066-406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5年2月19日星期四 上午7:20:00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 万历十五年（经典版） (黄仁宇) - 您在位置 #4458-445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5年2月19日星期四 上午7:21:30 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这使他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实在是高瞻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提升，处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以使很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

看来论文抄袭自古就有

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于现在社会，一个家庭中曾经对你的成长和发展有过无私奉献的人，都应该是你不能忘却的人。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替老士绅调解仲裁。

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这本书断断续续看了很久，有的内容已经忘了，但却总是记得当时阅读的快乐。 昨天下午兴致上来，把戚继光的一章看完，觉得书中对他的功过是非描写得很到位，人无完人。在政治的立场上，他也是一介仕官，没有张居正在身后他是无法成就自己的。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领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Canace: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应秉持着大历史观，用一个更为真实的眼光对待这一看似平淡的一年。 生活其实全是细节构成，没有多少是宏伟蓝图规划，即便是规划，其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个的细节，所谓岁月沧桑就是如此，在琐碎中成长。 Chapter1. <图片1> Chapter2. <图片2> Chapter3. <图片3> Chapter4. <图片4> Chapter5. <图片5> Chapter6. <图片6> Chapter7. <图片7> 转发此篇文章，并截图给我。 即可加入充满正能量的【可以·早起读书会高端微信群】和【可以·线下精品读书会】和【顶级企业家采访微信群】。 我们就是要让你的生命不同！ 不管你现在有多颓废，只要你心怀梦想，我们就会让你精彩。 策划人微信号：13677393838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 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