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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序
唐宋时代的床和桌
行障与挂轴
宋代花瓶
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图
雷峰塔地宫出土光流素月镜线刻画考
宋代茶角
笔筒、诗筒与香筒
提匣与行具
名刺、拜帖与拜匣
砚山与砚屏
熏笼与手炉
摺叠扇
十八子
剔牙杖
内容简介
收入书中的二十一题,时代从秦汉直到明清,皆是由名物研究人手,而在文献、实物、图像三者的碰合处复原起历史场景中的若干细节。它以考证为底色,而用了叙事的方式,意在历史、文物与文学的结合中,使语言成为一种亲切的媒介。借助考古发现而复原的古典记忆,应有它独特的鲜明,虽然相对原初的丰厚,它只是星星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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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珠为一颗大金珠,用作表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亦即无量寿佛。有别于金珠的十颗银珠名作记子,十颗,乃表示十波罗蜜之无尽藏。记子在净土宗是为捻一百零八珠而记其遍数之用,即念佛一百八,即过了一串,便拨一颗记子。若密宗,则数珠的每七颗或二十一颗插入不同的四颗珠,此名四天珠,原是因为密宗以念诵真言以七遍或二十一遍为常规,故以此为记子。
宋代及以前说到笔筒,均值收笔所用的笔套。
秦汉时期的笔筒,常见两根连在一起,可见当时笔多以“双”为计量。作为插笔之用的笔筒,蔚成风气在明清,它似与竹刻的发达密切相关。 如果探寻其源,那么竹笔筒的前身可以说是诗筒。 诗筒故事初见于白居易《醉封诗筒寄微之》及《秋寄微之十二韵》。
竹香筒也是明清时代方始流行的文房清玩。
见王世襄《竹刻小言》。一个大致的分别应是笔筒趋于矮壮,诗筒和香筒偏于细瘦,又香筒外表必镂空,内则置胆。
<图片1>香筒中的名品,自然首推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墓所出朱小松款刘阮入天台香筒。竹筒高十六厘米,圆径三点六厘米,上下装饰螭虎纹的紫檀木盖和底座。香筒上面刻古松,刻山石,刻攀缘之藤,刻松畔低生的灵芝,执扇的仙女,仙鹤与鹿,而精神所聚,则在仙境中的弈棋者二,观棋者一,因此特别用了犀角点嵌枰上棋子和人物双眸。
<图片2> 王世襄称它为“竹刻无上精品,第一重器”。又有一种常见于著录的明代瓷“香筒”或曰“笔筒”,直筒形而向下略作收分,底有座,与器身连为一体,尺寸则多在二十厘米以下。
<图片3> 此类香筒最初出现的时代大致在明中期。 原是用作放置焚香用具的匙箸瓶,“炉瓶三事”中的三之一。茶角,茶帖子。即封装茶饼之纸贴。 而《汉语大词典》“角”条义项之一云:“贮茶器。”
宋代邮递制度中最为常见的用语,“递角”之“角”。一封缄封好的邮件,时称递角,或递筒、邮筒,又或皮角、皮筒,而均可简称作“角”。
公文的传递,有实封与通封之别,亦即机密与非机密之别。通封在封皮上贴以内件的提要,实封则依常式封缄之外,尚须更用纸折角重封,然后在封皮上写明内件的编号,而不揭明内容,前引吕陶《状》,所谓“达字号递角”,即此。
<图片1>“通封”印以及省略为“通”者,与“实封”印不同。均为反书。
反书? 扬之水求教于曹锦炎,先生解释:宋人篆书(尤其是九叠篆印文)省简甚多,不合六书者亦多,反而难识也。通字的走之旁已简化,“甬”只是上部增添了“回”(饰笔)。此种印文奇怪的是均为反书。而另一方面一般印文的字序均为自右而左,反之很少,“通封”印却均是自左而右,但若将印文面反之作正书,则字序和其他就一致了。私书属常行文字之类,而也有重封之式,即封皮之上再另外加封。私书的封皮也有标志,存世宋代印章中多有此类,其中以“谨封”最为常见,而它在当时正属于通用的一种。 它如平安家书,平安家信,望风怀想,千里共明,鸿雁归时好寄书,中有尺素,鱼雁往来,云间千里雁,足下一行书等等。
<图片2>书信以角为称,并非始自宋代。唐代书信称角或角子,建于敦煌文书。书信之外,物的传递也或以角为称。
“角开满室香,炉动绿凝铛” “今寄红锦一角子,是团锦,与阿姊充信”两宋人际交往中互相馈赠的诸般物品,以茶为最。 茶的馈赠虽很经常,但却不平常,此间传递的感情多很郑重,因此也常常是一种特别的温暖。而赠予者和接受者以及二者之间往往有着地位、遭际、环境等等的不同。
“诗情都为饮茶多”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又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显示出“袋”与“角”是同义词,即二十饼为一斤的密云龙,十饼一袋为一双,而冠以“双角”之名。然而所谓“角”,原是来自邮递制度,那么角的名称在这里是意在显示其中的递送过程。
角是邮递制度中的单位名称,也是装载邮件的实体。只是或皮筒,或竹筒,或木筒,又或漆木匣,形制与大小均无一定,因此所谓“茶一角”,其数量也并不确定。
苏轼《与佛印禅师》:赐茶五角,聊以将意。 黄庭坚:双井一角,漫将远意。 又,茶三角漫送,可便碾,犹得新味。 《新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己集》“诸品茶”条:以四十饼为角,小龙凤以二十饼为角,大龙凤以八饼为角。总之,宋代邮递制度中的“角”简单说就是一封邮件,不过以它形式的多样以及包含的丰富内容而引出各种故事,比如为文人所艳称的“诗筒”,也是由此而来。所谓“裹角笺花蜜,封题篆字斜”,宋代茶的递送即特别借了角的形式而予人一个寄顿诗思,寄寓亲情和友情的创作空间,则茶角虽细事,却因此而有包容也。
瓶花的出现,早在魏晋南北朝,不过那时候多是同佛教艺术联系在一起。鲜花插瓶真正兴盛发达起来是在宋代。与此前相比,它的一大特点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其间的区别又不仅在于规模和范围的不同,且更在于气象和趣味的不同。而影响欣赏趋向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因素,便是家具的变化,亦即居室陈设的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 高坐具的发展和走向成熟,使精致的雅趣有了安顿处。瓶花史与家具史适逢其时的碰合,使鲜花插瓶顺应后者的需要而成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并与同时发达起来的文房清玩共同构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
可参考扬之水的《曾有西风半点香》。注1:如果不是与家具史的线索相交汇,瓶花的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的面貌,比如东瀛花道与茶道的结合,以此形成的花事,不仅风格不同,甚至内涵也不很一致。
!短短几句话,一个注解,就说得够明白了。 之前我看的一些关于分析日本花道的文章,从未提过与家具史的关联。 读书恨少!“花瓶”一词用来专指插花之瓶,出现于文献的时间是在北宋。
古之所谓”瓶“和“罂”,还有“壶”,适用的范围很宽泛,水器,食器,都可以称罂,称瓶,称壶。
<图片1> 但是这三种称法并不一致的,从出土物来看,名称一样的,造型缺不相同。如果作一个大略的区分,那么可以说设于厅堂的大花瓶,其造型来自粮罂食瓶的成分为多,而设于几案的小花瓶,式样多取自上古青铜礼器。
诗词里经常出现的,是胆瓶,小瓶。上锐下圆,形若垂胆的花瓶,其实早已见于南北朝艺术中的瓶花图案。 不过直到宋代,胆瓶之称才开始叫响,并且成为宋人花事中常见的话题。 作为酒具的玉壶春瓶,宋金时代,它的式样与大型胆瓶几乎相同。 不妨认为,玉壶春瓶是从胆瓶这一大类中析出的一支。
<图片2>宋代瓷器中有一种筒形瓶,今人常称作“花插”,它的设计或即从竹筒取意。
<图片3> 瓷器中以青瓷瓶最为士人所喜。 这个可以见马未都的《瓷之色》和关于陶瓷的相关书籍。两宋瓷器中,又有一种体量稍大的平底或浅底深盘,今人多称之为“洗”,而它在当时却很可能是花器。
花盆也是雅物,多种荷、兰。瓶花从礼佛的香花供养而来。 礼佛之外又用于祭祀,由此发展出明清时代的所谓“五供”,即花瓶一对,烛台一对,香炉居中,一子排开设于供案。 不过宋代多见的仍是中间香炉,两侧花瓶。
<图片4> <图片5>把对瓶花、花瓶的叙事分作两个不同语汇的系统,那么可以说一个是实物的,其中包括图像;一个是文献的,其中包括诗词歌赋。 在以实物为语汇的叙事系统中,瓶花是从魏晋南北朝而隋唐,而两宋,直到元明清的一个始终不断的繁荣史。 而在以文献为语汇的叙事系统中,花瓶是从晚唐五代开始进入赏爱品鉴的视野,直到两宋才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妆点,由此而发展成为典丽精致的生活艺术。 至于两套叙事系统的合流,则完成于宋代,并且自此以后开始沿着共同的走向,向着丰满一途发展。
此即所谓“相知”,――从释读文物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开始,达到“与古人有会心之妙”。考证翔实,才能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会心之妙还要依附于情和韵。有一位读者说得非常好:“说起来,‘相知’大概算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了,研究者和研究的客体如果可以达到相知和互通的境界,这门学科也就有了灵魂。”这份相知,使人尤思宋人。他们用很重的文思来考古金石,吕大临说“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已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考古图》)。一句“如见其人”,物中的人情,呼之欲出。
画障的出现,大约在隋唐之际,而最初的时候,多是指待张到屏风骨架上面去的屏风画,亦即屏面。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注云:“自隋已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障,故以屏风为准也。”隋以前既无画障之称,自然谈不到画障与屏风的区别。然而既有画障,也便有了画障与屏风之异,虽然异中有同,即画障本为屏风而作,在此意义上,画障也可以代指屏风。 然后随着画障的风行,且势力愈盛,它便又渐从屏风中独立出来,——这时候障子不必再一一张于屏风骨上,而是装裱之后,另外以一个简便的方法悬挂起来,止用作从容观赏。 只是当日各式高坐具尚未发展得成熟,室内陈设仍以临时布置、随宜安排为常,因此也还没有形成在墙壁上固定挂画的风习。 可以说,画障,或曰图障、障子,一旦脱离开屏风,即可以成为独立的挂轴,其展挑方式以及装裱形式便都是从行障直接演变而来。而屏风与障子名称之合与分的演变过程,正包含着挂轴的产生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适与家具的发展同步,另一方面,又与绘画史中文人画的成熟与兴盛密切相关。 明清时代,屏风随着室内陈设格局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它上承宋代已有的“铺殿花”意趣,又在题材和质料等方面都更多装饰意味,以至于几乎全部进入工艺美术。原本与屏风画同属的绘画艺术则与屏风日渐疏离,其中的文人画更是完全独立其外。 高坐具发展成熟时代的室内陈设,文人情趣自是依凭挂轴的形式来传达,此则近乎文人画的一统天下了。
在由席坐向高坐具过渡的过程中,家具的有无固定位置,是前后变化的一大关捩,而鹤膝棹的使用即时可以反映这一变化的一个例子。
两张鹤膝棹常并列摆放。从一些画作来看,可以放书、摆设,还可以当供案使用。与前不同,宋代支撑室内陈设的,除几、榻和屏风的组合之外,椅子和桌也可以成为陈设的一个中心。这一切完全进入士人生活,乃在民间广泛普及之后,而文房工艺品的发达,应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可以说,两宋是养育“士”气、即士大夫之气韵的一个黄金时代。士人在世俗生活中,以山水、田园、花鸟,以茶以香为语汇,用想象和营造别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独立的小天地。他们在这里收藏情意也收藏感悟,并在感悟中化解尘世中常会有的种种失意。文房诸器便是这一份心之收藏的物化,而桌子的出现则为器具的陈设提供了最为合适的条件。 重要的是,宋代家具式样、特别是士人居室陈设的品位更是深入影响到后世,其中所蕴涵的对雅的定义,被诗和画携带着浸入新的时代,而为明式家具奠定了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使它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走向中国家具史中的发展高峰。
以上聊聊几句而已,却让我脑补出万千词句。 真的佩服扬之水的表达能力。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