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很好

P.23被旧制度束缚较轻地方的民众，对旧制度反而更加难以忍受。 P.174一向毫无怨言似乎心甘情愿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压迫减轻，他们就试图全部摆脱。一个反动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变革的时刻。人们耐心承受着痛苦，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苦难难以避免，但一旦有人给他们放开了倾泻口，它就显得难以忍受了。 P.33只要摧毁了一部分旧制度，人们就会意识到，剩下的那部分会有多么令人讨厌。

P.26古往今来的农民，最最热衷并至死不渝的事物，就是土地所有权。

P58政府一直都在用各类手段不让自己的官员受制于法庭，不让自己的官员向普通民众那样低头认错，即所谓维系行政系统官员的尊严——无论是在君主制度下，还是今天，政府一直如此。只不过区别是，在旧制度下，君主政府是依靠专制的、蛮横的、不合法的手段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而大革命之后，政府开始合法地让自己的官员行犯法之事了。 P95享有特权的人理所应当地更加飞扬跋扈和不检点，而那些被剥夺特权的人则在心中充满了嫉恨，这些恩怨情仇都是因为那些可悲的特权。

P68历史就像一座画廊，你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原创作品，反倒是复制品居多。

P111政府虽然垄断了一切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但是它还并没有获取主宰单个臣民的能力。即使在那个时代，专制政权肆意订立加深专制的法规制度，但是，自由仍然存续着。

P132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明确说明农民的痛苦生活：社会的进步让其他阶层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质，但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单单与他们过不去。 P135压迫不仅表现在农民的境况一再恶化，而更多表现在他们毫无能力去改善自己的境况。他们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是他们几乎和他们祖先同样无知，所以往往更加穷苦。身处工业奇迹倍出的时代，他们却没有一技之长；置身于光彩夺目的知识海洋，他们却粗鄙、野蛮。他们身上存留着他们特有的智慧和敏感，但不知道怎么去激发；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生活依靠，可惜的是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 P120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底层民众，他们面对压迫几乎毫无反抗余地，只能凭借一种办法，那就是暴力。

政府的旧制度长久以来根基不稳，无人攻击的时候尚且摇晃。伏尔泰几乎没有思考到这一点，在英国三年的旅居使他了解了这个国家，但没有爱上它。他高兴地看到怀疑主义哲学在英国人当中得到自由地传播，但他并不为英国人的政治法律所打动，不赞扬反而批评它。写自英国的书信是伏尔泰的杰作之一，却对英国的议会鲜有提及。他艳羡英国人的出版自由，但并不关心后者的政治自由，仿佛这两种自由可以不必互相依存而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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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周围找不到符合此种理想的现实制度，他们便到亚洲寻觅一个样板。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这些经济学家几乎每个人都在其著作中的某个地方热情讴歌了中国。阅读他们的书籍就一定能找到，由于中国即便在今天的法国也不太为人知晓，因此他们当时对此话题所发表的观点总体上尽是荒诞之言。他们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尽皆建立于那个野蛮而愚昧的政权完全类似的制度，这样一小撮欧洲人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天下。中国之于他们就是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之于全体法国人的意义。他们满怀感情和喜悦地设想一个由绝对而无私的主体来控制的政权，这个权利主体每年亲手耕作一次便可以彰显实用技能的重要性，而这个国家的唯一宗教是哲学，唯一的贵族是文人阶层，官员的公共职位则授予文学竞赛的胜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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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仅仅为了自己才珍视自由的人从未能长久地保住自由。

当时纪委文坛领袖巧合地给人感觉不信仰基督宗教，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特殊的情形，原因在于：为什么所有这些作家毫无例外地注意到这个方面而忽视别的方面？他们中没有人持相反的立场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与前辈不同，他们能够在民众当中找到知音和对他们有利的倾向，究竟原因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在当时当地的特点中来探求。也是朝着同一方向，我们才能找到这些作家的成功的秘密。伏尔泰的思想早已存在于这个世界了，但他的领袖地位除了在18世纪的法国，恐怕从来不可能得以建立。 …… 教会主张的基本原则与文人希望国家的政治生活能加以实践的原则相忤。教会建立在传统之上，而文人们对一切借历史悠久来获取尊重的制度表现出极大的轻蔑。教会认定在个体理性之上应有更高的权威，文人则只依靠个体的理性。教会坚持等级制度的观念，文人则坚持铲除一切等级差异。双方从未达成谅解，除非都承认本质各异的政教两个社会无法依照相似的原则来治理。 …… 教士代表了政府体制中距离文人最近而又对文人态度最恶劣的那个阶层。其他权威阶层仅仅偶尔与作家发生冲突，但教会由于专门负责监控思想界以及审查文字，因而对于文人来说几乎日日与芒刺在背。文人代表着人类普遍的自由权利，却遭到教会的反对。结果文人被迫自卫，将教会视作为摆脱政治束缚而开始攻击的外围目标。 然而，摆在文人面前的所有外围目标中，教会又看上去最为虚弱防卫能力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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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以谈谈在英国发生的类似的情况。早在上述我们的那些哲人出世之前，英国人就知道了我们所说的不敬上帝的学说。帮助伏尔泰完成最后的哲学教育的乃是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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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个世界所发生过的大多数的政治革命，革命者攻击俗世的法律制度却尊重宗教信条。同理，宗教革命的领袖很少致力于改变世俗制度的形式、特征以及废除整个政府体系。因而即便在最为宏大的社会剧变中，总会有一个坚固的堡垒得以保留。 法国大革命则将世俗和宗教的法律一并推翻，社会的思想顿时失去了平衡。

法国一直以来就是欧洲最重视文学的国度，但法国文人此前从未展示过如18 这般独特的精神气质，也从未占据过如此卓尔不群的地位。此类情形不管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都 从未出现过。 他们并不像英国作家那样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相反，已经最大限度 公共事务。他们不承担公共职位，尽管社会上官员的职位比比皆是，法国文人却未承担任何公共职能。 …… 这些作家的政治信条各不相同，若想将它们调和在一起，重组为一个政府理论，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若将细节置之不论，只看主要原则，则很容易发现这些作家在一个中心点上完全一致，从这个公共的源头出发，论点各有不同。这一共同的出发点便是，有必要用基于理性和自然法则的简单而基本的规则替代管制着当时社会的复杂而传统的习俗。 …… 公众的激情由此披上了哲学外衣，政治的理想则被迫强行并入文学的渠道，而掌控了公共舆论方向的文人则暂时占据了在自由的国度里属于各党派领导人的地位。 …… 一个国家若已为长期的纷争所拖累，便会为了和平甘愿受骗。 …… 因为作家身上的优点经常是政治家的缺点，而产生一本伟大著作的特点可能会导致一场革命。 当时的政治风格多少来源于盛行的文学风格，它充盈着模糊的表达、抽象的措辞、激扬的文字和文学词汇。当时的政治热情使得这种风格风行各个阶层，即使最下层百姓亦不能免。距离大革命爆发很久以前，路易十六的诏令就经常言及自然法则和人权。

尽管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二者之间却有一点相似：都让他们自己远离下层民众。资产阶级没有和农民阶层结盟，也避免接触后者的悲惨境遇；没有和农民阶层一起反抗等级不平等的原则，反而试图强化自身地位的不公正：他们急于像贵族拥有特权一样拥有豁免的特权。

改变人的生活状况才能改变人的思想，要正确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再次阅读1789年教士阶层上陈的请愿书。 教士们经常做事偏执，有时顽固地维护自己的古老的特权，但他们的请愿书却说明他们是专政的死敌、民主与政治自由的忠实朋友，这方面丝毫不亚于贵族或是第三等级。他们要求保护个人自由——不是口头承诺，而是制定一种类似于”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法律程序。他们还提出如下诸多要求：废除国家监狱；禁止在违宪的情况下特设法庭与移交案卷；允许公开辩论；司法官员应保有终身职位；所有官职的分配应面向所有阶层的公民；以能力作为选拔官员的唯一标准；建立一个更少压迫、更少羞辱且禁止豁免权的征兵制度；减少一切封建义务——他们认为这些义务作为封建制度的一部分与自由相违逆；人民享有自由工作的权利；废除内陆海关；增加私立学校的数量，确保每个堂区至少拥有一所常规学校和一所免费学校；在乡村设立诸如济贫院这样的慈善机构；以各种手段鼓励发展农业，等等。 就政治本身而言，他们大声宣称立法和征税应该是属于全体国民的不可让与的绝对权力。他们认为如果法国人没有普选权或代议权，他们就不可以被强迫纳税。他们要求三级会议可以自由选举，每年召开会议，有权公开讨论一切国家大事，有权制定任何特别的习俗或特权无法代替的普通法律，有权对预算进行表决，甚至监控宫廷的开支。他们坚持认为 议员具有不受逮捕的权利，而大臣应该向议员们负责。他们还要求在各个省市建立议会。但他们对宗教神权却只字未提。 总体而言，尽管法国教士阶层罪行昭昭，但我不能肯定世界上是否还存在比大革命爆发之际的法国天主教教士阶层更加了不起的团体。他们思想开明，热爱国家；更为突出的是，关心公共利益的精神丝毫不亚于个人的美德。

这些政府官员没有人出身贵族，却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拥有自身特有的感情、传统、道德以及荣誉与尊严的理念。他们组成了新社会的贵族阶层，一等大革命扫清了道路就会立即就位。

也许最令历史鄙视的正式在于这个关于自治的巨变本身毫无政治目的。路易十一削减地方自治市因为他惧怕这一制度的民主特质， 对民主并不畏惧的路易十四彻底破坏了自治制度，他许可有财力的城市花钱赎回自治权。他的目标的确不是要毁灭城市的自治，而是拿来做买卖。他的确毁灭了这一制度，但可以说当时只是一个应景而作的的财政试验，而且奇怪的是这个实验一做就持续了八年。……1722年的赦令开头就宣称：“国家财政的需求迫使我们诉诸这一最为有效地弥补措施。”这一措施自然足够有效，但对于被迫承认这项新赦令的人来说具有十足的毁灭性。1764年，一位总督在写给财政总管的信中这样说道：“我对这些年地方反复用来赎回自治权的巨额花费倍感震惊。倘若能将这些钱花在城市的建设上，市民一定会收益良多。实际上，这些职位的买卖只是给市民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18世纪，一些重要的领主被委任为各省的省长（provincial governor）。他们经常成为旧时的封建王权的世袭代表，享有封号，但已无实权，政府的实权均掌握在总督手中。 这一职务并无贵族身份，他通常是来自别的省份的年轻人， j急于建功立业。这一职务并非经购买、选举或继承而来，而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the Council of State）的下层成员中选出，表现良好者方能继任。……总而言之，该专员在所管辖的省份是中央政府意志的唯一代表。

在法国，贵族唯一能够有权参与的公共部门就是司法事务了。……但他们的司法权已经被皇家法庭削减’、限制和监控，结果仍旧享有这个权力的贵族已不再视之为一种权力，而是一种收入的来源。 贵族享有的其他权利也遭遇到同样的下场：这些权利已失去了政治意义，仅仅保留了金钱上的价值，该价值偶尔还得到了加强。 我这里所说的仅仅是那些实实在在的贵族特权，即所谓的封建税赋，因为正是这些税赋给人民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身为教士阶层的庄园主享受普通庄园主同样的特权。 ……然而，我希望引起关注的要点则是：事实上，这些相似的封建特权当时遍及整个欧洲，而法国人民的负担远比欧陆上的其他国家要轻松得多。 ……如果贵族同事拥有特权和实权，那么他们在治理公共事务时即使使用私人的特权也不会引人注目。旧日封建时代的百姓看待贵族就像今天的人看待政府——为了接受它的庇护就要同事忍受它所施加的各类负担。

宗教通常以抽象的方式影响人类的思维，而不会考虑诸种法律、习俗或民族传统的增益或变迁。其主要目的在于在各种社会制度以外进一步规范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宗教并不关注人所处的具体的国家或时代，而是关注人的身份——儿子、父亲、仆人、主人以及邻居。各种宗教均以人性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适用于各个地区和种族。因此，宗教革命业已席卷如此广阔的范围，而且很少像政治革命那样仅仅局限于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地域。它们的特点愈抽象，传播范围就愈广泛，便愈能超越法律、气候与种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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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讨论的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民，独立于个别的社会组织；同样，宗教讨论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独立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大革命探究的不是发过公民的具体权利，而是从政治上考量的人类普遍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大革命尽力摆脱了一切具体的种族或时间的束缚，而且试图恢复社会制度和政府的天然的原则。正式这二者帮助大革命为大众所理解，并能同时传播到不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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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因此适用于所有人的一条简单的习惯法规有些人却难以理解；而有些时代却恰恰相反：人民即使以最不清晰的方式理解那条法则，也会急切地愿意接受之。 伟大的奇迹不在于法国大革命所采纳的诸种方法以及它所孕育出来的众多思想。令人称奇的恰恰是，当时人类已然到达了这样一个时刻——这些方法都得到了有效地运用，而这些思想也都迅速得到了接受。

这些哲学家憎恨基督宗教，与其说由于基督宗教的宗教教义，不如说将基督宗教视作一个应该毁灭的政治制度，原因不在于教士们宣称要规范对彼世的关照，而在于他们是地主、封建领主、什一税得主以及现实的统治者；不在于教会在正要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中难以立足，而在于它在即将被推翻的旧社会中占据着拥有荣誉、特权和权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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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并非仅仅旨在变革旧政府，而是意在废除旧的社会模式。它要攻击一切现存的权威模式，破坏各种已有的影响力，抹杀各式传统，以新风尚、新习俗取代一切旧事物。

即便是那些自主建立的最小的团体，只要它想要不去依附政府而取得独立地位，那么也会令政府产生足够的戒备。一个自由组成的聚会，无论规模多小，也无论抱着怎样的目的，都会让政府看不顺眼。

人们说过一句十分在理的话：只要摧毁了一部分旧制度，人们就会意识到，剩下的那部分会有多么令人讨厌。

最后，用作者自己的话总结一下大革命的功过："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 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如果行政干预司法，那么民众则会因此而迷乱，这使他们既拥有革命激情又被赋予了奴性。

市民们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被这种“表面的自由”所蒙骗，他们越来越不关注公共事务，而是象外邦人那样生活在自己的城市。

想要长久地保留那些没有真正自由的空架子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旧制度和大革命#书真的是经典，从大革命爆发前夜的种种迹象，论证了大革命的必然发生；同时对比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的制度，论述两者的联系和进化，同样也有退步。估计不读个三四遍是很难吃透的

出家、思凡、大还俗——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2)_共识网 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