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关系研究

中文目录 一　清初满汉关系 南兵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女真考……………………………………………………杨海英／3 清太祖时期女真与汉人之关系………………………………………………………赵志强／20 清太宗皇太极的太庙仪式和堂子 ——关于满汉两种仪式的共处情况…………………………………〔日〕楠木贤道／32 清入关前汉人官僚对其政治的影响………………………………………〔日〕谷井阳子／41 清初期对汉军旗人“满洲化”方策………………………………………〔日〕杉山清彦／58 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问题再考察……………………………………………………朱昌荣／72 二　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 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日〕细谷良夫 著　张永江 译／91 清代台湾绿营中的旗籍总兵官………………………………………………（台）许雪姬／106 清代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考察………………………………………………………杜家骥／123 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台）赖惠敏／144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刘小萌／168 北京“回子营”的250年史 ………………………………………………〔日〕小沼孝博／199 清代的旗、民关系：以江宁驻防为例………………………………………（台）许富翔／213 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定宜庄　邱源媛／239 升允考论………………………………………………………………………………张永江／254 “旗人也, 汉人也”：满洲人升寅(1762～1834)与其 青年时期的生活经验……………………………………………………〔法〕陆　康／266 八旗汉军“勋旧”佐领考 ——雍正朝“佐领三分法”与“勋旧”名称………………………〔日〕绵贯哲郎／274 三　边疆治理与满汉关系 清代东北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日〕柳泽明／289 论雍正时期盛京地区的边境统治政策………………………………………〔韩〕金宣旼／303 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美〕邵　丹／320 日本公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土地经营 ——从中国史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日本社会…………………………〔日〕江夏由树／348 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华　立／366 四　晚清满汉关系 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韩〕李平秀／383 道光、咸丰朝的粤海关与关监督……………………………………………………任智勇／397 关于太平天囯的“反满”问题………………………………………………………姜　涛／407 满汉关系下嘉道年间淮北的捻党活动及政府的应对………………………………顾建娣／418 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马忠文／438 袁世凯集团与满洲亲贵之间的冲突和调适马平安／448 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 ——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李细珠／467 辛亥时期思想界关于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 ——以《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为中心…………………………………崔志海／492 清末“反满”革命思潮下的史学……………………………………………………刘俐娜／507 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关系………………………………………………………………贾艳丽／519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清室、宗室、八旗与民国政府的关系 ——以《清室优待条件》为中心…………………………………〔日〕阿部由美子／535 五　档案与文献 关于八旗值月档……………………………………………………………〔日〕加藤直人／559 关于日本东洋文库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镶红旗满洲衙门档案…〔日〕中见立夫／570 从满文档案看满汉关系——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为例……………………………张　莉／582 满洲汉化：台湾乾隆御碑研究………………………………………………（台）甘德星／603 《闲窗录梦》作者身份考…………………………………………………赵令志　关　康／613 试论清朝满、汉文档案在有关记载上的特征及其规范 ——以有关乾隆时期清朝官员与藏传佛教 大活佛的会见礼仪档案为例……………………………………〔日〕村上信明／626 从“子弟书”看嘉道时期满汉文化关系……………………………………………邱志红／638 清代满蒙辞书“序”研究……………………………………………………………关笑晶／653 英文目录 暂无英文目录 序言 序　　言 刘小萌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过众多少数民族，其中建立起中央王朝并形成广袤疆域的唯有元蒙古和清满族，而无论从享国之日久，对中国影响之深巨来讲，后者又超过了前者。1644年清朝定鼎中原后，一方面，满族人在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长期享有种种特权，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又不能不与汉等民族陶融，由此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内忧外患的加剧，满汉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11年武昌首义，革命党人高扬的仍是民族革命的旗帜，终至清帝逊位，民国肇建，始有“五族共和”的口号。足见在清朝长达268年的时间里，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关系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王朝的兴衰，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清代满汉关系，还仅限于对某些历史片段或具体专题的考察，尚缺乏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再者，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清前期，对清代中叶尤其近代以来的满汉关系，研究明显滞后。究其原因：长期以来，清史作为一段完整的历史，却被人为地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为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部分。尽管这种划分有其一定理由，但由此造成的前后研究各有侧重，互不衔接，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基于上述情况，2005年由笔者主持，将“晚清满汉关系研究”作为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的一项集体课题，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希望从理清晚清满汉关系的基本线索入手，对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和背景提供一些新的思路。2010年8月28～29日，课题即将结项，为推动该项研究，本研究室又在北京主办了“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学者共同襄助下，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概括本次研讨会的特点，一是会议的创新性，以“清代满汉关系”为主题，在海内外学界尚属首次。二是会议的国际性，与会者包括来自日本、美国、法国、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40余位学者，其中海外来宾占半数以上。三是会议的包容性，将清代满汉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历史现象加以探讨，超出了传统清史、近代史研究的此疆彼界，尤其对晚清满汉关系的考察，有助于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四是会议的实证性，与会学者国籍不同，学术背景、研究方法、角度、观点各异，水准亦有参差，但提交的论文大量利用满汉档案、官私文书、谱牒碑拓、契约等第一手资料。许多论文考证缜密，以实证研究见长，观点上也富于启迪。 研讨会一共收到论文41篇，内容基本围绕不同时期满汉关系或满汉关系的不同侧面（如军事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展开，既有对历史事件、现象、制度、人物的考察，也有对满文文本（档案、碑文、日记、辞书、子弟书）的研究，还有对一些基本概念（如满族、满洲、旗人、汉军、汉人、领域性）或旗人意识、多元认同等问题的探讨。会议结束后，复经作者对论文作了认真修订，现结集出版，以飨读者。为便于阅读，兹将本书论文归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清初满汉关系 明末清初的历史中，明朝、朝鲜和女真（后金、清朝）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之一，它们之间角色轻重的变换，直接影响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杨海英《南兵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女真考》一文，对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朝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王子”努尔哈赤（后之清太祖）遵守国法、不许攻打朝鲜一事，作了新的解读。认为由于明廷的颟顸，导致胡大受的努力付诸东流，加剧了女真与明朝的对立。而该事件，或可视为“一种来自下层的、带民间色彩、和平解决民族争端的新模式”。 赵志强《清太祖时期女真与汉人之关系》依据《旧满洲档》等史料，对清太祖时期女真与汉人关系由和平相处到转向对立、冲突的过程与背景，作了多角度的分析；认为女真人在军事、政治上与汉人发生严重冲突的同时，并未放缓吸取汉文化的步伐，并从语言、教育、制度、文艺、饮食起居、宗教六个方面作了论证,指出所谓“清承明制”，实肇始于清太祖时期。 楠木贤道《清太宗皇太极的太庙仪式和堂子——关于满汉两种仪式的共处情况》，利用满文《内国史院档》，考察皇太极从中华王朝（中华世界的皇帝）导入的两项礼仪：祭天仪式、祖先祭祀；复对太庙贡品的种类、数量、时间以及供奉者身份作了说明。认为皇太极在导入中华王朝礼仪的同时，并未摒弃满族传统仪式，两者的关系是独立并存而非彼此融合。 谷井阳子《清入关前汉人官僚对其政治的影响》包括三部分内容：一、努尔哈赤时代汉官的作用；二、皇太极对汉官的方针；三、汉官对入关前政治的影响。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汉官，地位普遍较低，只是为统治汉人而被动地加以利用，努尔哈赤对其忠诚度始终心存疑虑。到皇太极时期，汉官地位有所上升，但其建策只是被有选择地加以采纳。总体来看，汉官对清朝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确实作出了不少贡献，其对政治的影响不可估计过低。 杉山清彦《清初期对汉军旗人“满洲化”方策》指出，清代的满汉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旗人与汉地民人的关系，另一种是八旗内的满汉关系；后者又可分为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的关系以及满族与汉族的关系。其中汉军旗人因兼有汉人与旗人的双重身份尤其值得研究。作者以八个有代表性的汉军家族为对象，就其归附、入旗、任官等情况分别加以考察；并从编佐领（授世职）、入侍内廷、被赐满名、与满人通婚、兼通满汉诸方面，揭示其“满洲化”的进程。 朱昌荣《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问题再考察》认为，从努尔哈赤时期起，满人政权已开始“儒学化”过程，到皇太极时期进一步发展。同时，仍保留着本民族的诸多传统。由于其儒学化尚未达到与中原汉族政权完全接轨的层次，以致在入关初期，“文化的冲突与对立”在较长时间里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第二类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 清代以八旗制度管理旗人，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旗人的核心是满人，民人的主体是汉人。这就决定了学界在研究清代满汉关系时，离不开对八旗制度的考察。 细谷良夫《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指出，早在乾隆朝《满汉名臣传·满名臣传》中，已包括汉军旗人，说明当时已存在汉军旗人被列入“满人”的现象。作者对“三藩”之一尚可喜一族编入汉军、旗籍转换以及家族婚姻关系详加考证，指出仅就尚可喜子女情况而言，不能认为他与有实力的满、蒙、汉军旗人之间缔结过婚姻关系，也没有通过与旗人结亲力图强化藩王势力的迹象，而是通过与尚藩藩下实力派人物缔结婚姻以强化藩王权力。 以往学界研究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主要着眼于中原内地。许雪姬《清代台湾绿营中的旗籍总兵官》一文，将考察视野扩大到台湾。作者阐释了台湾总兵的职务与特质，重点考察旗籍总兵在台任职状况及其扮演的角色。指出，在清代台湾101任总兵中，旗籍有20任（18位），占20.7%。其任职时间，主要在林爽文事件爆发后，且以满洲旗籍为多。旗籍总兵为清帝所信任，其在任期间，远在大陆的福建督、抚不必来台巡阅，足见旗籍总兵在台湾的重要性。 清朝在军事上有两大支柱——八旗和绿营，其内部由不同民族按照一定规制编组。清制，旗人可任职于绿营，反之，民人（汉人）则不得任职于旗营。这是满族统治者通过旗人掌控汉人绿营的重要手段。杜家骥《清代八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考察》，对清代选官制度中最为复杂的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旗人出任绿营官，始于顺治元年（1644年），并很快形成制度。前期主要担任高、中级官职。雍、乾以后，在北方沿边关隘出任绿营官的旗人明显增多。这种对旗人的任用，随着满汉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清代旗人与民人各有户籍，畛域分明。赖惠敏《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利用档案中大量判例，重点考察旗人入民籍与民人入旗籍两种现象。指出清律对“冒籍”的处理，涉及旗人之间过继、汉人过继旗人当差、汉人过继旗人为嗣、随母改嫁几种情况。清律对“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有销除旗籍的规定，其惩处对象包括犯有忤逆、佣工、卖身、窃盗、卖艺、和奸、窝娼窝赌、行使假票假银、诓骗欺诈、扛讼诬告乃至登台唱戏的旗人。他们被销除旗籍后均转入民籍。进而认为，清朝对旗民户籍的管制并不严格。 清朝实行旗民分治的统治方式，京师是旗人最大聚居地，也是旗民两元体制的集中体现。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重点利用商业契书，以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指出清朝定鼎京城之初，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嘉道以降，以编查什家户、推行铺保、实施户口调查三项制度的确立为标志，表明清廷完全接受了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认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并促进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小沼孝博《北京“回子营”的250年史》，结合史料与田野调查，考察京城内突厥系穆斯林（今天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回子营——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探讨了“回子”（或“回人”）的来源、住地、职业以及回子佐领与八旗制度的关系。论文有助于加深对八旗制度下满汉以外其他族人的了解，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清代旗民关系加以诠释。 清朝为有效统治全国，在各直省与边疆冲要之地设置八旗驻防。其中江宁（南京）驻防位于长江线与运河线衔接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许富翔《清代的旗、民关系：以江宁驻防为例》，考察江宁（今南京）驻防旗人与民人关系的演变。认为清初在江宁实施的旗民分治措施较为彻底，旗民冲突较少。乾隆中期以后，旗民关系趋于和谐，旗俗与汉俗相互陶融。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以“驱除鞑虏”为号召，导致旗民关系的急剧对立。最终，江宁满城在一场大爆炸中归于毁灭。 定宜庄、邱源媛《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对介乎旗、民与满、汉之间的特殊群体“随旗人”进行考察。认为在清代畿辅庄园壮丁中存在着大批“随旗人”，其独特的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社会身份以及价值观念，既不同于传统汉族农民，也与普通旗人相异，是研究清代旗民关系与满汉关系时应予关注的一个对象。 张永江《升允考论》，对清末政坛重要人物、蒙古旗人升允的政治态度、立场进行解读。首先考证升允的出身、旗籍、政绩，其次探讨其多元认同问题。指出升允作为一个被满人征服的蒙古人后裔，却成为坚定维护征服民族的清廷的孤臣，这与许多汉人从清初舍命反抗“剃发令”，而到清亡却不肯剪辫子如出一辙，其实都是基于心底的文化认同。但构成升允多元认同基础的，除了文化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地域的认同，归根结底还是对国家（清帝国）的政治认同。 陆康《“旗人也,汉人也”：满洲人升寅(1762～1834)与其青年时期的生活经验》，依据家谱史料，对历仕三朝（乾嘉道）的满洲重臣升寅的家世、成长环境、科举仕途进行考察。指出升寅虽具有“天然的”满人和旗人身份，其成长却是在主流文化——汉文化的塑造下完成。因此，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渐进性的满汉文化与身份合成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升寅的认同并不完全符合传统上对“满洲人”、“旗人”或者“汉人”的定义，实际上是以上三种认同的融合体。 绵贯哲郎《八旗汉军“勋旧”佐领考——雍正朝“佐领三分法”与“勋旧”名称》，利用满文档案，对八旗汉军中的“勋旧佐领”和“佐领三分法”进行研究，认为“勋旧”一称是“从龙入关”的同义词，而“佐领三分法”的雏形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之前已经出现。 第三类边疆治理与满汉关系 一些学者立足于清代边疆地区的特点，就当地满汉关系进行探讨。其中东北地区作为清朝“发祥”之地，以其复杂的民族关系和边疆管理方式而引起学者的关注。柳泽明《清代东北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利用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就清前期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构成、汉人与其他族人的相互关系详加考察。认为满洲与汉军之间有明显的接近趋势，满洲人既能汉语，汉军人又学会满语，婚俗、祭祀等方面也多有共同之处。达呼尔等族人却没有全面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仍基本上保留固有语言和习俗。不过，到19世纪初，汉语在当地的通用范围已比满语更广泛。 金宣旼《论雍正时期盛京地区的边境统治政策》，以雍正年间中朝边界发生的郭连进越界事件为焦点，对清朝的边境统治政策进行分析。认为清朝对朝鲜的政策与盛京地区的统治管理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说山海关和盛京柳条边是象征满汉分离的界线，鸭绿江和图们江则是划分天朝和番邦的界线。在雍正帝眼中，翻越满汉的界线并没有翻越天朝与番邦的界线严重。说明与民族分离原则相比，清帝更为重视对番邦的威信。 “民族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清史、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包括满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本书所收论文中，有多篇涉及这一问题。其中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一文，从满族的角度探讨了边疆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族群领域性（territoriality）的再定义与其身份（identity）的重塑是如何互动关联的。作者首先就族群领域性、身份、民族、族界等概念作了界定；指出东北地区旗民关系（满汉关系）与中原内地存在的诸多差异；分析清末民初满族故土认知的变化与其对族（国）的多元再定义过程。认为清帝国在东北地区留下的复杂历史遗产，既影响到“反满”革命者对满洲或旗人在中国地位的看法，也影响到辛亥革命前后当地的变局。 江夏由树《日本公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土地经营——从中国史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日本社会》，研究民国初年日本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在中国东北的经营，以及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反应。认为东亚劝业株式会社以在中国东北进行农场经营为目的；其土地主要来自原清朝皇室家产的“皇产”以及蒙古王公所有地的“蒙地”；土地权利归属问题未获完全解决，始终是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土地经营中的一大障碍。 伊犁将军在清代八旗驻防体制中设立最晚而领兵最多、辖境最广、权责独重。华立《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对乾嘉道咸时期伊犁将军的职权、政区划分进行考察，论述了东路乌鲁木齐都统辖下州县制与北路伊犁将军直辖理事同知（后改抚民同知）两种理民体制的形成过程与背景。认为，无论是东路还是北路，官员的配置均遵循满汉混合、满正汉副的原则。管理上则以军府为主，督抚为辅。从而体现了清廷在治理西陲新疆上的“因地制宜”。 第四类晚清满汉关系 满汉关系是晚清史中一条重要线索。一方面，民间满汉关系日趋缓和，文化上也相互陶融；另一方面，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新政改革乃至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中，则贯穿着满汉政治、军事势力的消长，矛盾与斗争。晚清时期的满洲贵族，依旧是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力量，并在中央和地方的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对晚清史中的这一线索，尚缺乏应有关注。这也是本书把晚清满汉关系史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天地会是清代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一个民间秘密社团。其自乾隆年间兴起，一直持续到清末，对它的研究为了解清代满汉矛盾与斗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李平秀《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从天地会的起源传说入手，考察入会仪式、组织特点，认为天地会的目的尽管并不局限于“反清复明”，但发生大的反乱时，一定会用这一政治口号吸引下层民众，说明社会中存在着反对清朝和反对满洲的观念。后来的革命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并在辛亥革命时期将天地会引向革命阵营。 道咸两朝，清政府进入内外交困时期，此时的海关因掌握巨大财源和对外交涉的特权，地位愈显重要。任智勇《道光、咸丰朝的粤海关与关监督》依据关税档案，对粤海关监督的出身和任期、粤海关税银去向诸问题加以考证。指出粤海关监督一职多由内务府旗人担任；在忠诚与能力之间，满洲统治者显然更倾向于忠诚。这与其说是执拗于满汉之分，不如说是更在意将粤海关的巨额收入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长期以来，“太平天国”是晚清史中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对其中的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是被妖魔化的满人与太平军之间的关系却少有探讨。姜涛《关于太平天囯的“反满”问题》，从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后期对满政策的转变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太平天国决策者对旗人（满人）的屠杀，是出于对“非我族类”的仇恨，但此举未能得到汉人的一致拥护。该项政策在攻占南京后已有所改变。忠王李秀成不仅注意招降清方官吏中的汉员，且能理性对待旗员旗兵。但当时太平天国已实力大衰，难以给政策调整留下较大空间。 顾建娣《满汉关系下嘉道年间淮北的捻党活动及政府的应对》，指出嘉道年间淮北的捻党活动，多以攫取财物为目的，没有明显的反满意愿；清政府对其镇压也没有满人镇压汉人反抗的性质，完全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参与镇压的官员有满员也有汉官，且后者的贡献更大。表明经过百多年的磨合，统治集团中满汉畛域之见已很淡薄。 马忠文《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认为戊戌年（1898年）四月翁同龢被开缺，虽与刚毅、荣禄等满洲权贵难脱干系，但全面考量，不可简单视为满汉矛盾的产物。此后直到庚子年间整个清廷中枢的权力斗争过程，满汉对立在其中都不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慈禧当政期间，极力笼络地方汉族督抚实力派，与满洲贵族共坐天下。在慈禧死后的摄政王载沣时代，一味专权，这种政治平衡关系才被打破。 马平安《袁世凯集团与满洲亲贵之间的冲突和调适》，以汉人官僚袁世凯集团和慈禧、荣禄为首的满洲亲贵为研究对象，认为在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建立责任内阁、辛亥革命等时期，二者围绕着中央军政大权既有联合又有斗争。这种矛盾关系的形成与最终破裂，是满汉势力消长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末政局的走向。 李细珠《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探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慈禧太后化除满汉畛域懿旨出台的背景，官绅奏议讨论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以及清廷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为观察清末满汉关系演变与清王朝覆灭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角度。认为在预备立宪时期，清廷试图化除满汉畛域，对满汉政策作出新调整，但因种种因素制约，并没切实施行，也未收到预期效果，致使难逃覆亡的命运。 崔志海《辛亥时期思想界关于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以〈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为中心》，就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围绕满汉关系展开的论战，做了分析。指出革命派、立宪派在观点上各有正确和谬误：革命派揭露满族统治者实行种族压迫政策，认为种族问题与晚清政治改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符合历史事实，但其夸大满汉畛域，将满人排除在中国人之外，又是错误的。就梁启超一边来说，他否认满汉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否认中国存在种族问题，有悖于事实。但他坚持满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则是正确的。 刘俐娜《清末“反满”革命思潮下的史学》，研究在政治革命下的“反满”思潮如何影响到新史学的发展，并借助史学的社会功能鼓动民众。指出新史学关注如何成为“反满”革命的学术载体，为“反满”革命“辨种族、尊皇帝”追本溯源。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史学家，对强化社会上的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以往研究多侧重革命派的民族思想和主张，对满人的反应和遭遇鲜有涉及。贾艳丽《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关系》，将视角对准这一鼎革时期的满人群体，考察满人对待革命的态度以及革命带给满人的影响。指出辛亥革命以“排满”为号召，但参加或同情革命的满人仍大有人在，对此应予关注。 阿部由美子《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清室、宗室、八旗与民国政府的关系——以〈清室优待条件〉为中心》，通过对《优待条例》的考察，剖析辛亥革命时期满族皇室、宗室、八旗与民国政府的关系。认为在1924年之前，民国政府认真履行了《优待条例》，这是由于它认为自身是清朝政权的延续。此后的民国政府却废除了《优待条例》，致使清室与民国政府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并成为“满洲国”建国的原因之一。作者还提出，“辛亥革命”是和平的政权转交，清朝并非武力所推翻；“五族共和”并非革命派提出的口号，而源于立宪派为对抗革命派的“排满主义”而提出的“五族不可分主义”。 第五类满文文献研究 满文档案是清代官员使用满文缮写的各种公务文书的总称，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档案就有二百余万件（册）。满文档案既真实可靠，又可补汉文档案与官文书之缺失，是研究清朝政治、军事、边疆、民族事务的原始资料。此外，满文碑文、辞书、日记、语录等文献存世者不少，均有其独到的价值。加强对满文文献的整理挖掘，早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本书所收论文，除注重利用满文文献从事专题研究外，在文本研究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加藤直人《关于八旗值月档》，研究清初记录皇帝每日言行的“八旗值月档”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与早期《实录》体史书的关系。认为“值月档”为八旗中旗色相同的两旗轮番当值的记录簿，该项制度至迟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已存在。记录内容包括有汗的起居言行为主的后金内部的各类日常事务。作为后来编纂《实录》的基础资料，与《太祖太后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等史书有着密切关联。 中见立夫《关于日本东洋文库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镶红旗满洲衙门档案》，对东洋文库藏镶红旗满洲档的由来、数量、内容、特点，在长期调查基础上加以高度概括，并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八旗都统衙门档内相关档案的构成、来源详加探考，以期就两者的关系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作者还指出，通过对民国时期镶红旗档的研究，可以解析“旗人”向“市民”转变的过程。 张莉《从满文档案看满汉关系——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为例》，利用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探讨满汉关系问题。满文寄信档是军机处满屋笔帖式等官员抄录的皇帝寄信谕旨的档簿，始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止于同治八年（1869年）。作者首先研究清字（满文）档案使用定制、清字档案形成；通过满文寄信档中的大量实例，进而说明：清中叶以后，各地满洲人，不论是上层大员，还是下层兵丁，因受到汉人语言文化的影响，其自身母语，均出现迅速退化的现象。 甘德星《满洲汉化：台湾乾隆御碑研究》，对现存台湾台南、嘉义的乾隆御制满汉文碑进行研究。认为碑文系乾隆亲撰，而非大臣代笔。并从史事记载、满文文法错误、满文错字三个方面，考订碑文先有汉文，后译满文。说明乾隆帝本人以及乾隆时期满人的汉化程度已深。 赵令志、关康《〈闲窗录梦〉作者身份考》，对日本大阪大学收藏满文日记《闲窗录梦》的作者详加考证，认为作者非大学士、蒙古旗人松筠，而是王府旗人穆齐贤。日记生动真实地记录了道光初年京师旗人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计、教育、科举、礼仪、风俗、宗教、婚姻、家居、语言、文化、交友、民族等方面内容，堪称了解清代旗人社会与满汉关系的珍稀史料，对了解清中期民间满语文的实态，也具有“活化石”的价值。 村上信明《试论清朝满、汉文档案在有关记载上的特征及其规范——以有关乾隆时期清朝官员与藏传佛教大活佛的会见礼仪档案为例》，通过对乾隆年间清朝官员会见西藏大活佛的满、汉文档案的比对，找出其在记载上的差异。认为满文作为清朝“最安全的语言”，其记载的可信程度虽比汉文档案高，但作为官方文书，仍有歪曲和夸张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皇室受到儒家礼教濡染的程度。 “子弟书”是清代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与八旗子弟关系密切。邱志红《从“子弟书”看嘉道时期满汉文化关系》，以“子弟书”的文本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子弟书”创作主体、语言形式、表现内容等方面的考察，探讨了嘉庆、道光时期满汉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大量民族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是清代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辞书，对研究清代满汉关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关笑晶《清代满蒙辞书“序”研究》，以40部满蒙文辞书之“序”为研究对象，对编纂者身份、编纂目的加以考察。指出编纂者的主体是旗人，他们在“序”中表露出强烈的旗人意识和使用“国语（满语）”的优越感，同时也很重视汉文化的教化功能。 以上是对各篇要点的概括，虽未必准确，却足以彰显本书内容的丰富。本书的出版，对清代满汉关系的研究，以及清史、近代史、满族史、民族关系史等相关研究，将是一个拓展与推动。对促进中外学人的对话与交流，也有积极意义。当然，随着旧问题的解决，又会衍生出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不断深入的探索过程，也正是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2010年5月

1、清代满汉关系研究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创作的原创作品，下载链接均为网友上传的网盘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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