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中国

在中国断代史的研究中，清史、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相应的专业教学与研究人员、机构与学术团体、刊物和各种出版品等，都被视作中国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史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对于清史、民国史研究有很大的投入，而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处境要困难得多。如档案史料的开放与研究课题选择的限制，申请研究经费的困难，出版发表论著往往要通过特定的审查。甚至在史学界（包 括文史档案工作部门）还有不少人，实际上不承认对当代中国史进行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的必要性，看不到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已经具备学术和现实意义上的可行性。　　但是，当代中国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重要性，又是不容置疑的。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代中国的各主要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主要领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交往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迁，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与此相应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其自身的基本资料文献。各级档案部门已经整理和开放了1949年之后的大量藏档，已经有多种当代中国史的多卷本专题资料文献问世，如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各专门领域的档案文献选编。近二十年来，各地、各行业、各部门编撰的志书，其下限一般都延伸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各主要图书馆，1949年之后的各种报刊杂志保存完好，查阅方便。再从对外学术交流来看，整个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诸领域的重大问题，在国外都有人从事过专门研究。国外不少著名大学都设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着不少的研究项目，出版了有分量的著作，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是西方学者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研究基础，中国大陆学者在不少问题上很难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再从学理上看，当代中国史有很强的现实性、政治性、政策性，对不同学科专业方法的借鉴有更大的需要。这就更需要其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促成其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同仁，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更多地投入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应当看到，多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国内高校已经单独设有当代中国史学科点，培养博士生、硕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有专门的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当代中国编年》1949年卷已经问世;当代中国史研究年会每年举办，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隔年举办。　　复旦史学专刊之所以要收入这本专题论集《1950年代的中国》，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推动相应的学术交流。事实上，复旦大学历史系较早开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业课程，修课学生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理科与医科等专业。目前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社会等专业的相当部分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已经转向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不少学者都发表有关于当代中国史的论著，其中有的成果还获得省部级奖。如历史系每年都有数名硕士生、博士生选择当代中国史领域的学位论文题目，其中已有多篇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都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中国史专业期刊和藏书。上海市档案馆对于1949年以后的档案已有较大程度的开放。在历史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已经设立了基础课“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当代中国史史料学”、“当代中国史方法”;学位专业课则包括了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政治制度沿革、经济、金融、社会、科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区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的方志与地方文献、档案文献等。这些构成了新近复旦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单独设立“当代中国史”专业博士点的基础。另外，上海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呼唤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和上海的历史有独立全面的专业研究，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换言之，在教学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当代中国史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专业方向。　　但是，在深入推进当代中国史的个案研究方面，在努力推进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方面，我们感到有必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其中，就重点研究的时段而言，“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我们认为首先要从自1949年起的一些基本问题做起。因此，当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商讨共同发起和举办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学术会议的主题时，双方一致同意了“1950年代的中国”这个题目。这就是2004年8月14—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主办主题为“1950年代的中国”的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缘由。这也是在国内首次召开的有关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高校、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涉及外交、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社会以及人物研究等领域，可以说是对多年来研究成果的较为集中的展示，也对如何推进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作了探讨。而目前收入这本专题文集的16篇论文，均在那次会议上进行过宣读、评议、讨论，尔后各位作者又进行了补充润改。我们希望，这些文稿的结集出版，能够引起诸多学者同仁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问题的关注和投入，能够促进当代中国史研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