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登科记考（上下）

序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撰写有《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曾提到:“如果效徐松之书的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材料一定会更丰富。但搜辑和排比的工夫一定会更繁重。”这个创意在九十年代变为现实。1992年，时任中华书局总编的傅先生向我建议:能否仿清徐松唐、五代《登科记考》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我当时正好已完成《宋代官制辞典》书稿，准备照计划撰写 《宋代官制史》，考虑到宋代科举制度属于栓选制范围，两者并不矛盾，遂欣然同意。继而，傅漩琼先生又建议我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申报课题。于是，我和本所的年轻教师祖慧联手，向古委会申报了《宋登科记考》项目，并于1993年3月被批准，获得了宝贵的经费资助。此后，傅漩琼先生与我共同商量编纂体例，共同议定全书编撰的思路。工作的基地则放在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由我与祖慧负责具体的编撰。江苏教育出版社十分支持本课题的研究，主动承担了书稿的出版工作，并将其作为重点选题向上级申报。2003年，该书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图书。 2000年1月，由傅漩琼先生起草，我与傅先生合撰并共同署名的(((宋登科记考>札记))(刊《新宋学》第1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月12月版)，即特为提及:"20世纪后半期，海内外学人对宋代科举制的研究已陆续开展，也取得不少成果，但宋代科举制的研究有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还没有像清人徐松所编的《登科记考》那样全面记载唐代科举发展基本情况的史料书。因此，我们立志于此，想仿照徐松之书，作一部有宋一代三百余年的科举编年史。”从现已完成的情况来看，这部《宋登科记考》虽大体仿徐松《登科记考》体例，但亦有不少新的改进，读者检阅此书，必有此感。应该说，这不仅对宋代，对整体研究中国科举史、文化史、政治史，亦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当然，也正因此，其工作量甚为繁重，难度也较大。如，两宋举行过118榜科举考试，除了南宋绍兴十八年、宝枯四年两榜保存了完整的登科录，以及太祖开宝六年，由于((太平治迹统类》保存了完整的一榜进士登科名录外，其余115榜登科录和完整的进士名录都未能保留下来。即使上述三榜留下了完整的进士名录，同时登科的诸科人也未能留下记载。要从宋代浩瀚的文献和宋元以下方志中去寻觅两宋十余万登科人的名录，无异于披沙淘金。可以想见，这是何等繁重而艰辛的工作，是我们原未想到的。 十多年来，我与祖慧一面要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一面则日以继夜地去做《宋登科记考》课题。在查阅一本本古籍、摘抄一张张卡片的枯燥工作中，我们追赶着时钟的脚步、追赶着日月的飞转，既没有什么休息日，也没有什么娱乐，心中只有一个追求:披荆斩棘，一定要拿下《宋登科记考》课题，完成宋代科举研究最基础的工作! 众所周知，在高校工作，尤其是在浙江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压力特别大，每年业绩点的考核与职称评审与聘岗、定级挂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我们面对的十分严峻的现实。可是，由于投入本课题已占去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精力，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撰写论著，连累及之，我们的业绩点少了，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少了。更严重的是，年青教师评职称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往后推。马克思讲过，从事科学研究就像站在地狱的门口。为了学术，为了科学，我们甘愿承受牺牲，我们无怨无悔，继续执着于我们的学术事业。 工作是很艰辛的，二十余万张卡片整理、合并、考订、写出每个登科人的小传，再输入电脑、排出第一版近600万字书稿，然后再进行一校、二校、三校，都是按榜次进行校对;第四校，通过设计新的输录程序，将按榜次编排的次序打乱，全部按登科人姓氏笔划排列，再打出样稿，进行四校。四校目的是将大量同姓名人进行鉴别、合并或册除。四校结束，原来600多万字压缩成500多万字的书稿。最后，又重新按榜次排列，打出校稿，进行第五校，也就是通稿。五、六百万字的书稿，我们每校一次，就得花上半年的时间，光用在校对书稿上的时间就将近三年。这期间，有时为了寻找一本书、一条资料，得花上半天、一天的时间。对此，我们常用“不厌其烦见精神，日积月累奏奇功”的座右铭来勉励自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日，500万余字的《宋登科记考》终于问世，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劳动者丰收的喜悦。我们为社会贡献了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 值《宋登科记考》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曾经先后参加过前期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同志:浙大魏得良教授、尤钟麟副馆员、研究生(现任丽水市委办公室主任)周劲松、宁波大学图书馆李英，以及原杭州大学历史系部分本科生。本书主编傅漩琼先生除了参与策划本书编纂宗旨、整体构思外，还抽阅样稿，协商讨论。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也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同时，我们特别感谢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对本课题的支持与关心。 最后，我们还要深深感谢江苏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徐宗文先生。此书经傅漩琼先生介绍，与徐宗文先生联系，徐先生热心扶持学术研究，经与出版社领导共同商议，即慨然接纳了本书在该社出版。本书责任编辑吴葆勤博士以深湛的学养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精心审读、校订书稿，为本书添色不少。在此，谨表深深的谢意。 龚延明 2005.8.16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