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明读本

目 录 contents 序言：信念的传承 / 001 一 殖民时期 1 五月花公约（1620） / 008 2 约翰•温斯罗普 基督仁爱之典范（1630） / 013 3 罗杰•威廉斯 / 001 因良心治罪的血腥教条：十二条结论（1644） / 020 4 安德鲁•汉密尔顿 曾格诽谤案辩护词（1735） / 024 5 本杰明•富兰克林 致富之路（1758） / 030 6 约翰•亚当斯 论教会法规与封建法规（1765） / 040 7 托马斯•潘恩 论君主政体和世袭（1776） / 048 二 独立至内战 8 第二次大陆会议 独立宣言（1776） / 058 9 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 美利坚人（1782） / 063 10 弗吉尼亚议会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1786） / 069 11 邦联议会 西北地域法令（1787） / 073 12 制宪会议 合众国宪法（1787） / 078 13 詹姆斯•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1787） / 095 1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 / 102 15 乔治•华盛顿 告别辞（1796） / 109 16 托马斯•杰斐逊 总统就职演说（1801） / 119 17 约翰•马歇尔 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 / 126 18 詹姆斯•门罗 门罗主义（1823） / 134 19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 美国学者（1837） / 138 20 塞尼卡福尔斯女权大会 情感与决心宣言（1848） / 155 21 霍勒斯•曼 马萨诸塞州教育年度报告（1848） / 161 22 亨利•戴维•梭罗 论公民的不服从（1849） / 173 23 卡尔•舒尔茨 自由与平等权利（1859） / 186 24 亚伯拉罕•林肯 总统就职演说（1861） / 193 25 亚伯拉罕•林肯 解放奴隶公告（1863） / 203 26 亚伯拉罕•林肯 葛底斯堡演说（1863） / 207 三 内战至今 27 安德鲁•卡内基 论财富（1889） / 212 28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893） / 221 29 威廉•詹姆斯 实用主义（1907） / 231 30 西奥多•罗斯福 自然资源的保护（1907） / 238 31 赫伯特•胡佛 美国个人主义（1928） / 243 32 富兰克林•罗斯福 总统就职演说（1933） / 258 33 富兰克林•罗斯福 四大自由（1941） / 265 34 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主义（1947） / 272 35 厄尔•沃伦 对布朗诉托皮卡教委案的判决理由（1954） / 277 36 约翰•肯尼迪 总统就职演说（1961） / 282 37 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1963） / 288 38 波特•斯图尔特 论出版自由（1974） / 294 39 罗纳德•里根 总统就职演说（1981） / 301 40 巴拉克•奥巴马 为了一个更完善的联邦（2008） / 309 信念的传承 钱满素 对照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人们不禁会问：像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又靠什么来凝聚人心？美国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种族不同，宗教各异，更无共同的历史。直至今日，第一代移民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然而谁也不能否认，美国确实是一个已经形成自己特点的统一民族。答案何在呢？ 这里汇集的四十篇文献精选自美国文明史，它们勾勒出美国发展的全过程，每一篇都代表了各自的时代。从殖民开始，历经独立、建国、西扩、内战、工业化、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过程，一个民族在四百年中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在人类众多文明中，美国文明因其年轻而呈现出少有的脉络清晰。文献是真实的史料，是美国人对自己文明的理解，或曰信念的表达。美国的凝聚力也许就隐藏在这些文献中——美国没有世代相传的君主，但有世代相传的信念。 通篇读来，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贯穿始终的信念无非就是《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认定，这些权利直接来自造物主，非政府所能授予，自然也不是政府所能剥夺的。 然而，虽说是天赋人权，其实却并非与生俱来。如亚当斯所言，“世界之初，君主制似乎就已经是种普遍的政府形式。国王及其一些重要的王室顾问与将领对人民实施残酷暴政。那时，人们在智力上所享有的地位，与将人与武器运往战场的骆驼与大象相比，高不了多少。”宣布人的平等即否认特权，是民众历经千辛万苦从教权与王权那里奋力拼搏而来，它标志着人类进入现代的精神觉醒与理论创新。 美国革命领袖们明白，宣言只是信念的表述，要使之成为现实，独立是第一步，建国是第二步。只有制定具体的法制将信念落到实处，它才能持之以恒，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显然，宣布信念的《独立宣言》和落实信念的《合众国宪法》可以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两个文献，其余文献大都是这两大文献的准备或延伸。 那么，《独立宣言》的信念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为什么不是一些别的信念呢？这就要追溯到殖民时期了，看看美国文化的基因是什么。17世纪初，英国移民尚未踏上美洲，就签署了《五月花公约》，立约为据，自愿组成民众自治政体，开启了殖民地人民自治的先河。移民带来的美国文明的种子源自新教信仰，它肯定个人的良知与判断之权，日后逐渐演变为表达自由与人民自治等信念。在波澜壮阔的大西洋保护下，英国移民在北美终于按自己的方式立约建教会，建政府，形成了法治和自治的传统。 当然，在清教领袖温斯罗普言之凿凿地谈论“生民百姓历来尊卑有别”时，美国距离“生而平等”的信念还隔着一个半世纪。但仔细阅读却能发现，其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温斯罗普将尊卑有别视为上帝的有意安排，旨在确保整体的存活和福祉。他强调的是“人”作为上帝造物的共同福利，在本质上并不鄙视卑贱贫穷者，而是以兄弟情义待之，齐心合力去追随基督。 在与宗主国的关系中，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坚守自己的这份自治权，终于一步步走到彻底摈弃君主制。他们不惜冒叛乱之险，以“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豁出去打一仗独立战争。他们以天赋人权、反抗暴政为名，向英国和全世界铿锵有力地宣布了独立的理由。对内，《独立宣言》是向全体美国人庄严许下的一个诺言，美国此后的维权运动——无论政治权、经济权、民权、女权……无不以此为依据。 阅读这些文献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其他信念都是从天赋人权派生出来的，最重要的又莫过于关于政府的信念，其核心就是界定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第一，政府乃人民立约而建，目的是保障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第二，政府的权力乃人民授予，个人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的保护，其余权利仍由个人保留，它们不是政府所能剥夺的。第三，从授予与被授予的关系来看，政府的合法性完全在于人民的认可。因此，当政府违背这个初衷时，人民自然有权改变它，而不是由政府来改变人民。一个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政府是美国人所不能接受的。 鉴于长期以来教权与王权相互勾结对人民造成的残酷侵害，鉴于权力所具有的自我扩张本能，美国人的对策是：一，不设国教，政教分离，宗教退出政治领域。二，政府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以防止它危害人民。但是将权力关进笼子谈何容易，不能说说而已，也不能靠当权者的自我约束，而是必须实打实地由法律和制度来落实。制宪者们煞费苦心，竭力在赋予政府权力和有效限制权力之间寻找平衡，他们找到的办法就是分权制衡——每设立一项政府权力，便同时设置对它的制衡，三权分立，相互牵制，以防一权独大。宪法不仅逐条列出赋予政府各部门的权力，还逐条列出禁止它们行使的权力。但即便如此，美国人对它还是很不放心。于是，在通过宪法的同时，附加了统称为“权利法案”的前十条修正案，明文规定必须保障的公民权利，特别是信仰和言论之权。作为对政府滥用权力的最后屏障，“权利法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意义重大。 限制政府权力的信念根植于民间，这似乎不难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样也是美国当权者的信念。从华盛顿到奥巴马，历任总统都认同并遵守这一点。作为总统，宪法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唯一依据和目的，就职宣誓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我必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能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不论党派，几乎每个总统都发表过关于限制政府权力的言论，杰斐逊说：“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林肯说：美国人民在创建政府体制时，“十分明智地仅只赋予其公仆一点小小的权力以防酿成祸害，而且还以同样的明智作出规定，在短时期以后又把这点小小的权力收回到他们自己手里。”到了当代，里根更是毫不避讳地扬言：“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唯有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的紧急状况，曾要求赋予其战时领袖的广泛行政权力，但他从不敢忘记自己的宪法权限。 自然，宪法作为人制定的产物，不可能至善至美，但若以宪法之缺陷为由来违宪，则无异于以大恶治小恶。因为宪法的错误是可以通过合法的修宪来纠正的，而无视宪法将彻底破坏法治，是国将不国的开始，社会将从此不得安宁。华盛顿在告别政坛时谆谆告诫道：“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同理，林肯在面对宪法所默认的奴隶制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宁可迂回曲折，也决不踩着宪法往前走。 那么，在宪法的缺陷得到修正之前，一个秉持正义的公民又该怎么办呢？梭罗提出了他的公民不服从。他认为，如果服从当时那个对外向墨西哥开战、对内维护奴隶制的美国政府，便是为虎作伥，未尽到公民之责。他相信在法律之上还有道义，因此发动了“一个人的革命”，以拒绝纳税的方式抗拒这个作恶的政府。梭罗这一冒险犯法确实站到了历史的公正一边，但以个人判断对抗法律无疑具有潜在危险，梭罗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心甘情愿地走进牢房。在梭罗的事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公民表达不同意见——甚至反对宪法和政府——的权利和意义，这正是美国得以进步的关键。 由于历届政府对宪法的尊重，其不完善的部分不断得以修正。宪法是人民制定的，虽然修宪是件极为审慎庄重之事，但仍然可能犯错，幸而错误可以通过再次修宪来纠正。同样，最高法院虽然一言九鼎，但他们对宪法的错误诠释也同样可以被推翻。如内战前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否定黑人公民身份的判决、1896年普莱辛诉弗格森案中关于隔离而平等的判决，它们或是通过修宪，或是通过新的判决，最终都被推翻。这样的信念和实践使宪法成为能够与时俱进的活的文件，也使它能始终保持根本大法的尊严和威力。当奥巴马说“美国能够发生嬗变，这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天赋”时，想必是深有感触的。 除了对法治的共同信念外，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了。再好的制度建立后还是要后继有人，国家的一切归根结底靠的是公民的素质。教育在民主国家中尤为重要，因为与仅需服从的臣民不同，共和国的公民负有自治的重任，在投票箱之上，别无更高的裁判。多数人如果判断错误，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放弃，因为他们不仅享有言论自由，更握有手中的一票，而修宪这样的大事就由人民来决定。依仗教育来提高人民的判断能力，始终是美国人视为最基本而又紧迫的大事。 以禁酒为例，美国从19世纪上半叶起，民间就发起强劲的禁酒运动，他们将酒视为万恶之源，一直努力推动立法禁酒。终于到了1919年，借助一次大战后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获得通过，美国实行全国禁酒。想想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是何等不易，不能不说禁酒运动真的很得人心。但这一举动虽然出于良好意愿，却未免天真而不切实际，以至于不得不在四年后通过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将其废除。 在民主制中，不能强制人民不犯错误，好在人民总体上是讲道理的，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还有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吗？”但政府只是宪法设置的部门，只能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他们怎么有权反过来修改授予他们权力的宪法呢？宪法必须由人民按照法定程序来制定与修正。宪法第一句“我们，合众国的人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可见，民主是包含着风险的，但我们不得不说，与专制相比还是更安全一些，因为如果承认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利益，那人民自然是自己利益最好的守护者。确实，如果说人民不能管理自己，那么谁又有资格去管理人民呢？ 美国始终将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这是人民自治的原则所要求的。从殖民开始，新教徒们便颁布强制教育的法令，为的是人人能够阅读圣经，理解上帝，保持虔诚，由此也形成了教育民办的传统。建国后，联邦政府对教育和知识传播的重视是一贯的，华盛顿认为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须的原动力，他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杰斐逊也高度重视知识传播，因为在民主制中，“一切流弊都交由大众理智的法庭进行裁断”，对公民理性的要求自然远远高于臣民。无知而盲从的民众也许更容易管理，但绝对不能组成伟大的民族。19世纪美国开始实行公民义务教育，公共税收支持的公立学校从小学扩展到中学，并通过赠地法案，普设州立大学，降低高等教育门槛。美国公民个人对教育的捐助更是十分普遍而自觉的行为。 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保障公民发挥个人才干的权利，唯有人尽其才，国家才可能兴旺，而教育就是开发和培养人才最有效的途径，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爱默生说：“世上一切伟大光辉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美国公立学校之父霍勒斯•曼将公共教育视为人类阶级差异的平衡器，提倡对下一代进行体育、智育、政治、道德、宗教的全面教育，这对美国制度和信念的延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950年代，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委的判决冲破了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对当时的美国起到几近颠覆的作用，其目的正如沃伦所言:“我们认识到教育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履行我们最基本的社会职责时，甚至在军队服役，教育都是必要的。教育是良好的公民品德的真正基础。” 本书文献大多为契约、宣言、演说、报告、法律、公告、判词、辩词等，概而言之，都是公布于众的文字，可统称为“辞令”。辞令是人的语言表达，目的主要是为自己的行为陈述理由，如《独立宣言》开篇所云，是“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顾及舆论，是讲道德的人类社会的特殊需要，有别于狮子吞食羔羊时不必作任何解释的丛林原则。纵观这些文献，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纵然几百年间风云变幻，辞令却令人惊讶地一致。 不言而喻，独立宣言发表之初，美国的现实距离信念的理想还很遥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则一经发布，辞令似乎便不再改变。发言者无论地位高低，也无论来自政府或民间，使用的都是这同一套辞令。倒不是说美国历史中没有出现过别的说辞，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类思想史中的许多极端都在美国出现过，但任何说辞只要违背这些基本原则，就休想进入思想舆论的主流。诸如维护奴隶制、鼓吹种族歧视、排外、三K党、原教旨主义、纳粹言论、麦卡锡主义，等等，它们也都曾在一时一地甚嚣尘上，但终将如过眼烟云，再无人念及。这验证了威廉 詹姆斯所言：只有“被人具体证实过的信念才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支柱。” 辞令不再改变，并不是说辞令和现实就没有距离了，美国几百年中新问题层出不穷，然而每当时局变化，应对之策不是去改变辞令，而是去努力兑现。因此，当代表奴隶制的南方宣布脱离，挑战联邦时，兑现人类平等的信念就意味着铲除奴隶制，哪怕打一场全面内战。当南方实行种族隔离时，兑现就意味着必须废除种族隔离，甚至以有倾向性的“赞助性反歧视法”来补偿历史的亏欠。独立宣言向全体美国人民许下了一个天大的诺言，这也许比宣布独立的意义更为深远，它为美国日后一次又一次的变革提供了依据和原动力。两百年后，马丁•路德•金以同样的辞令宣称：“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什么马丁•路德•金如此大声疾呼美国兑现诺言？因为他相信这不仅仅是辞令，而是美国认真许下的诺言。民权运动的浪潮也充分表明，这个诺言得到大众认可。当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认真对待诺言时，梦想就可能实现。 可见，辞令的价值在于言者的态度，当辞令停留在语言时，或华丽高贵，或深奥虚玄，或气度不凡，但仍然只是一种修辞艺术。倘若言者自己不当真，哪怕真理的辞令也会沦为软弱的空话，甚至厚颜无耻的托词。然而当辞令被当真时，它们就转化为信念——乃至世代相传不可动摇的信念，使言者不顾一切地去实施它，作为积极生活和社会变革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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