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梦记·石川啄木诗歌集

《苦雨斋译丛》新的一辑，收录周作人四种译著：《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诸书体裁不一，《如梦记》是“写生文”；《两条血痕》是短篇小说、剧本合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和《石川啄木诗歌集》则如书名所示，分别是短篇小说集和诗歌集，而“诗”与“歌”又实为两种形式。译介缘由也不尽相同，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及《两条血痕》是译者早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翻译《如梦记》则更多出于个人爱好，即如其所说，“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时代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如梦记〉第一章附记》)。至于《石川啄木诗歌集》，则系晚年应出版社之约译出，虽然周氏明言“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除个别篇目外，均属于日本文学史上同一时期———按照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第三期”，即“从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以后至大正十三、四年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兴起时期止(1906———1925)”。译者对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显然有自己特殊的兴趣点和关注点。 　　周作人到日本留学，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1906年，当时夏目漱石与森鸥外正处在创作高潮。五年后回国，唯美派、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场，曾经甚嚣尘上的自然主义文学，就在此时开始走下坡路。这些都给周氏留下深刻印象。“五四”之后，周作人和鲁迅着手译介日本现代文学，上面提到的几派作家，均处在创作的巅峰状态。《现代日本小说集》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为目的，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的作品囊括在内。至于自然主义文学之未予收录，则因为译者眼见得它们“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结合吉田精一前述分期方法，可以说《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企图全面介绍“第三期”日本近现代小说———自然主义文学除外———的一本集子。假如加上“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这一意向就更其明显。周作人所译《两条血痕》一书和收入《陀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啄木的短歌》，以及鲁迅所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其实也是对《现代日本小说集》的补充，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学”了。以后周作人译《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仍然与其一己经验密切相关。 　　此前日本近现代文学之“第一期”(1868———1886)和“第二期”(1887———1905)的作品，周作人虽然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有所介绍，却很少动手移译。“第三期”终止于大正末年，嗣后周氏并未“与时俱进”。正如其所说：“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与森鸥外，大正以下则有谷崎君与永井荷风，今已全变为古人了，至于现代文学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实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1965年8月7日致鲍耀明)所谓“现代文学”，也许包括整个昭和文学，即吉田精一所说“第四期”(1926———1945)和“第五期”(1946年以后)在内。 　　前引周氏对于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的推崇，正与鲁迅完全一致。后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周作人自己并未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森鸥外的也只将《VitaSexualis》译了一小部分，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有鲁迅所译夏目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和森的《游戏》、《沉默之塔》———该书系周氏兄弟合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 　　20年代后期，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翻译现代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他对继乎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之后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态度就不太一样。曾说：“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苦竹杂记·冬天的蝇》)《日本管窥之三》一文以谷崎的小说《武州公秘话》所写内容为例，却不是当小说来看的。就像此前写文章谈及菊池宽的小说《兰学事始》，也只是取其材料而已。这与关注点集中于明治、大正两朝文学，无疑都是个人口味使然。周氏后来精心移译文泉子的《如梦记》，且以“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自许，更是这方面的显明例子。 　　周作人在《苦口甘口·怠工之辨》中说：“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这启发我们，他对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上述“偏嗜”，或许还有超越于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周氏之看重“第三期”文学，尤其是明治后期文学，大概与吉田精一所说有不谋而合之处：此乃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充实，最多彩，产生了许多名作家、名诗人，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开之感的时期”。《苦雨斋译丛》所收四部作品，多少反映了这一面貌。（止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