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天与崇道

上篇《“天”、“ 道”之变》，首先对目前已知的汉魏六朝时期墓券材料进行编年的处理，从中发现一些不仅对于探讨道教历史，而且对探寻中国传统信仰世界都很有意义的问题，如墓券性质和形式的演变、墓券所反映的死后世界信仰的源流、墓券中天帝、天帝使者的来源和形像，以及他们是道士？巫师？还是神灵？这是直接关涉道教形成的重要问题之一。排列这批墓券材料和重点分析其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原委，从中得到一点的重要启示，即汉魏六朝的信仰世界存在一个明显的天、道之变，这恰恰是可以统贯全书的一条主要脉络。 　　中篇《敬天——汉代信仰世界的核心观念》，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是关于汉代老子的神格化。老子的神格化在相当程度上是道教是否形成的直接标志之一。通过重新讨论《老子圣母碑》和《老子变化经》及《老子铭》等几种重点史料，说明以往学者对汉代老子神化的认识多基于定年不当的材料，因此其结论或许颇有重新修正的必要。这些论说的要点之一就是，汉代对老子的信仰仍未冲破天崇拜的藩篱，与六朝道教对老子的崇拜判然有别。其次，重点探讨汉代的仙道传统。这原本是基于另外一块汉代重要的石刻史料——《肥致碑》，有学者直接把《肥致碑》解读为汉代道教的遗迹，而本书的观点则不同，认为把《肥致碑》放在汉代仙道传统的背景下看，则其信仰的核心仍是“敬天”，肥致所实践的是求仙道术，肥致与其弟子所组成的祇是汉代师徒私相授受的仙道小团体，而非道教的教团组织。由此涉及巫术、方术、道术和巫师、方士、道士之间的关联与异同，神仙与养生的不同，求仙方技的地域性差异等等有意义的问题。中篇所考察的几种重要材料，本质上都还是在敬天的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反映出直到汉末，都没有出现崇道的主神崇拜和正规化的道教教团组织。 　　下篇《崇道——经教道教信仰核心的确立》，将重点讨论一般认为道教形成标志的汉末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历史源流及其对后世道教的影响。这也是在本书作者试图正式提出的关于中古道教的东部传统和西部传统的新命题引导下进行的新探索。本部分的重点还是放在以五斗米道为代表的西部传统上。首先从史籍与道典中对三张家族世系记载不同所引出的疑点、张鲁降曹后张氏家族的隐没和在六朝隋唐的突然复兴等等，试图说明汉中五斗米道从本质上说还是巫术色彩颇浓的汉代夷汉混杂的民间宗教信仰之延续，还不具备真正道教的性质。其次，通过辨析几种关于张道陵天师的材料，提出中古经教道教所尊奉的三张传统，准确说来就是张道陵的传统，是来自太上神授说的神话。太上就是中古道教所崇奉的“道”的人格化和主神化之产物，是与前章所论汉代普遍的对“天”信仰和崇拜的一种新发展。崇道信仰的确立，纔是经教道教形成的最重要标志。而在崇道背景下出现的三张传统，其实并非祇有巴蜀汉中米道这一个来源。张天师传统的确立，是道教东部传统与西部传统在晋末宋初汇合的结果，而非完全是对汉中米道传统的自然延续。张天师传统更多具有的是象征意义，道教观念之物的天师传统与历史真实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无论如何，中古道教对道崇拜的确立，以及三张传统的形成，也就意味着中古经教道教的正式形成。 　　最后是本书的总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