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一般的观念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达到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的时代目标，作者则明确表示，在一种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必然关系的假设中，存在着民主本身的概念被断章取义的情况。通过某种含糊不清的解释，民主变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者传达决定的同义词。民主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现存的官僚主义化的同义词。晚期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来削弱公司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利。 本书着重谈了三个论点。第一，作者认为，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正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在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公私领域里进行。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威胁和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而与此相对照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通知整个社会，前提是使公共行动领域消失和受到限制。也因此在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比起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 第二，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机构逐步变成日常工作机构。日常生活受到等级制机构网络的普遍影响，这些机构都由领导人、专业人员和专家顾问来管理，每一个机构都雇用法律顾问、保安人员和宣传人员，每一个机构都力图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变成争取达到这个机构的目标的可靠工具。 第三，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行政机关不断的引起对独立自主的公共行动的要求。 基于以上三个论点，作者认为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根本的出路在于，政治制度能保护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实现它们的要求、调节它们的冲突和对抗。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