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文化功能是什么?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介入、独立自主与公共关切、专业化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世纪之交的西方与中国学术界成了一个引人注目而又极富争论的领域。在西方，一方面有人认为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等)，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以至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古德纳)；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专家与技术官僚。在中国，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在社会转型、价值失范的时代，知识分子应当比以前发挥更加重要的社会批判与社会良知的作用；而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而且也不可能继续发挥传统的启蒙导师的作用，“后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来临。 本人认为，出现“知识分子”讨论热潮的原因是：当今世界(无之中国还是西方)的社会、文化与知识界都遭遇到了严峻的现代性《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的问题从来是与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只有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并引起强烈关注。这样，我们对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几乎全部都是研究现代性的学者的现象就不感到奇怪了。 上篇 西方学者论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对此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人从知识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有些人从职业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界定为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人，也有些人把是否具有超越的普遍关怀、对于现实的批判意识、是否以生产批判话语为己任当做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其实，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知性认识。重要的是把历史上各种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解与界定放在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把握而不要把它非历史化、普遍化。“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历史地看，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尚处于前现代社会，但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俄国社会出现了一批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阶层。他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带着西方现代价值理念与知识背景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对自己所处的俄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合理的现行秩序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他们只是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共通之处，是一个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从这个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于具有强烈的参与精神和批判立场，以人类良知与普遍价值的代表自居，相比之下，他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倒并不具有界定性的作用。 “知识分子”一词的第二个词源学来源来自19世纪晚期的法国。它与1894年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紧密相关。德雷福斯上尉因为其犹太人身份而遭受诬陷。这一事件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这批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为社会伸张正义、敢于批判最高权力当局的人士，就被称为“知识分子”。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是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关注公共问题，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与后来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尤其是文人、作家），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具有反抗性的波希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而公共领域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超越性的，即独立于特定的阶级与党派以外，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