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冤无头，债无主 ■书评 □丁国强 在封建专制文化背景下，中国文人的命运注定是不幸的，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无论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还是天子呼来不上船、仰天大笑出门去，都难以逃脱受迫害、遭打击的厄运。祸从文起，中国封建统治者有一整套对付知识分子的办法。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深入剖析了这种病态的历史现象。 所谓的“非正常”死亡指的是打破生老病死的规律，人为地中止性命。人生识字忧患始，每一朝代的统治者后面都堆积着书生文人血迹斑斑的头颅。这一切，在统治者看来，又是极其正常的，折磨和蹂躏知识分子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心理平衡或某种安全感。两千多年，大多数中国文人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而放弃了尊严，选择了苟活，发明了万千溜须拍马的技巧，将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哀，批判性的缺失决定了文人角色的局限性，他们只能在得志与失意之间徘徊，忽而愤愤不平，忽而高呼万岁，忽而隐姓埋名，忽而上蹿下跳。他们把精神尺度与“能保其身”的生理目标放在一起，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混上个一官半职，从而获得了体制内生存的合理性。 乡村野夫如贾府里的焦大即使破口大骂、老拳相向也无妨，顶多挨一顿揍，啃一嘴屎，而文人却不能发一句牢骚、瞪一个白眼，否则就有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是表露自己的“款款之愚”“拳拳之忠”，也容易被看成是变相的造反。多一句不是，少一句也不是。聪明的文人于是学会了委蛇之术，时时处处看掌权者的眼色行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时代，苟活是文人不得已的选择，与装疯发狂、拂袖而去相比，摧眉折腰侍权贵，是一种极为压抑的生存方式，不是中国文人没有火气，而是因为心中的火焰除了把自己烧焦以外，并不能改变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苟活也是一种比较经济的生存方式，司马迁“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终于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活着，一切都有可能，断绝了生命，也就断绝了希望，断绝了文化的命脉。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苟活的文人都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之志，他们中的更多人耽迷于权力，拼命上爬，不择手段，最终在权力场上粉身碎骨。 “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不过，这世上的文人总是难以消除干净，他们无法控制表达的欲望，所以，露头的文人总是此起彼伏。沉默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文人的内心里面却充满峥嵘。唯唯诺诺的是文人，破口大骂的也是文人，大放厥词、粪土一切的祢衡虽不失书生本色，却无意中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玩政治的文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给自己打造一副精美的棺材而已。 李国文曾谈到自己当了22年“右派”，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趴在头上拉屎撒尿都强忍下来，诸如此类软弱的事实。不管怎么说，终归是活了下来，没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白搭上，才有今天的思如泉涌，墨气冲天。李国文嫌谢灵运过于张狂玩掉了脑袋，否则，还会留下更多更美的山水诗，殊不知，要求中国文人专心致志地搞“纯文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除了与统治者的残暴密不可分之外，后面都有一个让人肠断的性格悲剧。如果文人们都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忍辱负重，学会了避重就轻，侥幸熬过一个又一个残酷的文祸，恐怕也未必还能写出那等荡气回肠的文字来。贪生者当然可以笑到最后，但是，文学史上笑得最好的多是短命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