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打开另一扇窗户，你看到些什么? 访问人：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是不是也意味着可以避开或功或过的硬性定论? 陈晋：可以这么说。取一个软性的视角，这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新意，哪怕是同样的内容。比如，对于“大跃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阐述。而我的研究视角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举个例子，他那时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喜欢读《楚辞》、喜欢读《离骚》，浪漫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读了以后还给江青写封信，说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之类的话。这就很值得玩味。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去读《离骚》，读得那么晚还要给江青写信，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到底领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又是怎样进入上天入地，纵横捭合充满驰骋想象的那种诗境，与几千年的诗人对话的呢?有人统计过，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读过好几遍《离骚》。又比如这时期，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外宾的谈话中也似乎不着边际地问道，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这个问话，他还拿到中央的会议上说过；他读《光明日报》发表的介绍苏联火箭之父成长经历的文章时，在充满幻想的一段文字描写之下画了很多的着重号。这都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我力争把这些描述出来，挖掘出来，归纳之后作这样的表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毛泽东的始终是他的浪漫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在一个诗人、哲学家身上，是充满魅力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不单是诗人、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管理者，优势扩大了范围，用错了范围，就变成了劣势。我就是这样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接近毛泽东的主观心态，一方面有利于了解他的主体特征，另一方面对他的现实实践中的一些功过作新的层面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