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游阁集

西林太清《天游阁集》寻访记 来源： 北京晚报 2008-12-11 西林太清自书稿本《天游阁集》，其中诗七卷、《东海渔歌》词六卷，是清代有名的诗词著作。太清夫人对清代词学之贡献，词学界素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誉。《天游阁集》全帙绝大部分是太清夫人亲手抄写，没有刊印过。然而，这部珍贵的家藏手抄诗词集却经历了流失海外数十年,又回归祖国的传奇经历。 这段不寻常的故事,还要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说起，那时我家已由太平湖府邸（此邸奉旨让与醇亲王），搬到东四马大人胡同西口外大佛寺北岔府邸。已是我四世祖镇国公溥芸（西林太清之孙）袭爵的时候。当时值义和团运动，北京街面大乱，晚上团众沿街喊：“烧香、泼凉水！”，到处搜杀“二毛子”（教徒）。我四世祖的一位朋友西医李筱川是教徒，这时为义和团所追杀，跑到我家来求救。家人都劝不要管，可我四世祖念其曾给家人看病，不能在人家危难时不管，便将李藏在府中。此事为大佛寺拳坛侦知，扬言将焚府，因此连夜将李全家送往昌平县佐领振昌家避难。我全家也避往房山县大南峪奕绘、西林太清园寝。结果义和团入府查抄，丢失的东西不计其数。继而联军入京，我家又大遭洗劫，损失惨重。《天游阁集》全帙抄本，就是在这时遗失了。从此我家没有了《天游阁集》全帙、中国也没有了《天游阁集》全帙。以后国内只有不全的西林太清诗词刻本流传，皆非全部原抄本。如宣统年间上海神州国光社铅印本、徐乃昌校刻本、西泠印社木活字本、王佳寿森竹西馆铅印本等是，诗集卷数或标五卷，实则四卷；词集卷数或标四卷，实则三卷。连民国初年所修《清史稿》，在《艺文四·集部五词曲·闺阁类》也只著录：“《天游阁集》五卷 贝勒奕绘侧室顾太清撰”。 那么《天游阁集》抄本全帙究竟流落何处？我的父亲满学家金啟孮先生（西林太清之五世孙）为寻访先人散佚的手泽，几乎用尽了毕生精力。上世纪30年代，啟孮先生偶然在日本《支那学》杂志第一卷第十二号中，看到了署名豹轩（铃木虎雄）写的《顾太清抄本》一文。文中说：“余曾自炳卿内藤前辈借读其所藏抄本《天游阁集》。方知此抄本与通行刻本不同。刻本缺落甚多，抄本实为完璧。此《天游阁集》抄本，实为罕见之书，堪称之为足本，现将其真面目介绍给同好之士。”接下来便把抄本与上述中国现存之刻本（即前述之四种本子），作了逐一比较。 铃木虎雄是日本有名的词人，号豹轩，他的词曾登在三十年代《词学季刊》中的里。他说曾借阅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著名学者，收藏家) 所藏《天游阁集》，那么全帙《天游阁集》当时必在内藤处了。啟孮先生大喜过望，当时他已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学习，其间又有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寻找家藏《天游阁集》就成为我父亲当年克服重重困难，决定赴日留学的极大动力。 1940年我父亲到日本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学习，这期间由博良勋先生介绍参加东大支那哲文系仓石武四郎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日译工作。父亲便将寻访内藤所藏《天游阁集》一事，拜托了仓石先生。仓石慨然允诺，因为当时他兼京大、东大两校支那哲文系主任，而且常在京都。数旬之后，仓石回信：“曾问内藤家人，据说内藤先生去世后，《天游阁集》已不在内藤家。前几年贵国有一位广西人（当指况蕙风先生）曾来信询问，也是这样回答的。” 真是好事多磨，《天游阁集》抄本于内藤湖南去世后又失去踪影，父亲决定亲自去京都寻觅，但当时因战争关系，外国人旅行必须经日本警察署特高科批准，行程迟迟不能实现。这件事竟这样搁置了起来。又因抗战与其他种 种原因，先生回国以后便与东瀛师友不通音讯达三十年。 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日复交。父亲与东大师友恢复了联系，事隔多年，《天游阁集》的事虽时时未忘怀，也不好马上提起。因父亲知道该书在京都，师友全在东京。不愿麻烦他们了。 1982年，辽宁省创办以满族研究为重点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聘请时任内蒙古大学教授的金啟孮先生为首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并任主编。父亲到辽宁后与学术界交往甚密，其间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访日归来，告诉父亲他在日本听说内藤湖南先生的藏书都在关西大学。这个消息使父亲如 获至宝，立刻给关西大学大西昭勇校长写了一封信，说明寻访《天游阁集》的愿望。大西校长很快回信，介绍了关西大学图书馆长名取荣史。名取馆长又告诉父亲内藤藏书现已在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的杏雨书屋。这时父亲才知道《天游阁集》确如四十年前仓石先生所说已不在内藤家了。 这次消息确实之后，父亲慎重地求助神田信夫先生。神田先生是日本著名满学家，四十年代，父亲在东大东洋史学科学习时，神田先生在东大研究院，关系非同一般。神田先生曾回忆道“教授（金啟孮先生）既为名门出身，品学兼优，入学之后，即与我相处亲切。当时我正在研究清朝史，以满洲八旗为研究课题，常共研讨，教学相长，获益实多，每恨相识之晚。因此，奠定了尔后半个世纪情谊的基础。”对父亲的求助，神田先生慨然允诺，马上托了武田财团的羽田明先生。羽田明先生转知杏雨书屋。1985年12月31日，神田先生函告父亲：“《天游阁集》入手有望。”1986年4月2日，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羽田明先生）寄来《天游阁集》静电复制本。这一天，父亲在日记上写道。 “接《天游阁集》静电复制本、喜极。回忆况蕙风先生三十年代即曾函内藤家。四十年代余在东大亲托仓石武四郎、均无结果；转眼五十年矣！讵料八十年代因神田、羽田二位先生之助，先人文集竟得返回家中。快何如之！乐何如之！四月二日可为《天游阁集》之纪念日矣。神田、羽田二位先生之嘉惠，当永志不忘。” 日本杏雨书屋对所藏《天游阁集》是这样介绍的： 《天游阁集》：七卷 六卷 清 顾太清撰 四册 手稿本，无栏，字面高廿六寸六分，幅四寸四分，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以正楷书写。第一、二册，诗七卷。第三、四册，东海渔歌六卷。无序、跋、目录。书外题“原钞足本”，即作者自书稿本。诗卷一至五及渔歌同一笔迹。诗六、七两卷系另笔所书……云云。” 父亲写出对《天游阁集》原钞本的考证，经查钞本字迹确系太清夫人所书。夫人晚年病目，故前后书体有所不同。又中删诗较多，确实与家中历史有关。故《天游阁集》十三卷之数（诗七卷、词六卷），尚非原书旧貌。容待另行考证。因“七”与“十三”之数，均非中国习惯所喜。至系太清夫人手写，、前半楷书系太清女儿载道（即《燕京岁时记》作者富察敦崇之母）代书，后半仍为太清自书，时已病目，不类中年以前之字，从家藏太清暮年所书楹联对照可知。之后半，亦有人代书，不类载道系儿媳秀塘（载钊之妇）之笔。、何以出现此种情况，姑略述之。 父亲从寻访《天游阁集》起，数十年来历尽坎坷。先人手泽虽回家中，当时即打算付印，但因该书所属杏雨书屋与父亲约定的条件，只允许个人印少量送人，不能公开出版，这就给出版增加了困难。上世纪90年代末，父亲又不顾高龄专程远赴东瀛，在次女乌拉熙春教授、次婿京都大学吉本道雅教授的陪同下，在杏雨书屋见到了丢失近百年的家藏先人著作，看着那蓝色的函套上贴签写着“天游阁诗 东海渔歌 原钞足本”；淡黄色的宣纸上太清夫人那娟秀的小楷，父亲真是百感交加……亲自与杏雨书屋日比野丈夫先生谈妥有关出版事宜。回国后配以家藏太清夫人畫像、藝苑、墨迹等，加之《天游阁集》原钞本的考证等，将《天游阁集》在国内正式出版。使学界终于见到了太清《天游阁集》存世的真实全貌。这是对清代文学和满族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天游阁集》的寻归也堪称现代中日两国满学研究中互通有无、助人为乐之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