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輕視語言

鍾曉陽推薦序 記憶的動線 記得第一次讀張家瑜，是在香港作家馬家輝名為《我們》的文集裡讀到那篇序，即此書亦有收入的〈我們──及他的中期風格〉。意猶未盡想多找一篇看，鍵其名求索於谷歌大神而不果（出來的結果有醫師、律師等），直至最近收到出版社寄來書稿，一看名字赫然是張家瑜，正是那位「神祕」作者，不覺笑嘆：是你！ 認識張家瑜的這三年，我們見面的次數不超過十次，每次說上的話不超過十句，但是因為大家同樣是跟文字打交道，又同是有點宅女脾氣的寧可躲在文字背後，永久享有隱身暗處的清涼舒快，因此我或者尚能理解為什麼張家瑜的書遲至今日才跟讀者見面。 張家瑜從作為一名愛看書愛文學的青年（記得在一次座談會她見到台灣作家朱天心怎樣興高采烈跟她說，她是看三三的書長大的），到私下習寫多年，到經驗與稿量有了可觀累積，到今天出版第一本文集，經過了漫長的潛修期。那篇深摯之極的序文讀來竟似有種誓諾的味道，彷彿跟自己立一紙合約：這就是了，沒得反悔。 寫作於她是一種記憶重建工程──作者在自序〈筆事〉一文中自承。「過程並不難，難的只是你如何馴服撫摸那記憶之獸，給予充足的力量，令它源源不絕的供給你的書寫。」藉以進行重建工程的原材，取自「那些有關筆、書寫等事」；以及從這些事延伸出來的，關於「更廣濶世界的事」。凡六十年代成長的，台灣香港出生或待過的，不會不認得書裡寫到的那些地方，那鄉音，那集體輸誠過的文化象徵。愛過書愛過電影與流行文化的，不會不認得那些書名、片名、歌名、人名，那一簇簇閃亮的名字，一代人寄託過火熱青春的世紀末時人時尚，潮流與經典。總是去到某異國景點，她會立刻想起某電影某場景；遇到某人某事，立刻腦裡喚回某書某段落。她像個提燈回到失物現場的人，尋尋覓覓回溯昨日足跡。 即便只是瀏覽部分章目你也能即刻看到，那搖曳生姿的記憶的動線──〈母親的論述〉、〈移動的路線〉、〈一杯咖啡〉、〈大風吹，吹哪裡〉，〈帶我回花蓮〉、〈沒有反戰的理由〉、〈讀新聞〉……拼得出一張路線圖來。藉著倒叙片段，生活小切片，活潑的文學質感的修辭，搭建出一個懷舊主題的現代感的抒情模式。寫旅途、鄉途、閱讀、男人女人，有直感有觀照，有筆記體亦含創作體。雖是零散寫成各有命題，卻彷彿多少是有預謀的有著共同母題的策略書寫；看似信手拈來隨機雜湊，卻彷彿有變易有進展，具體呈現個人的蛻變，時代的蛻變。在閱讀趣味上，它有生活隨筆的即興，也有私日記的深密的情味。是一介上班族會樂於地鐵上托書在看的輕盈讀物，也是某一特定時空的特定群體的鄉愁密錄。在情感上它是陳達的思想起，也是瓊拜雅的歌，既是克制又是熱情的，是知性亦是個性的。 因此也許不完全是心理作用，翻著稿子老看到兩個字是「記得」──「我記得那年的聖誕夜」、「記得前年回台」、「我猶記得寫給J的一封信中」、「我記得，束著腰只有二十五吋的年輕我的母親」、「我猶記得，那次和妳去看 Don McLean的演唱會」、「我記得在很久很久以前，拿到《小王子》這本書」、「我總是記得的，那長鳴在黑暗之夜的汽笛聲」…… 借論述之名，行追憶之實。借書寫之名，進行今昔之辯證。在家鄉與異鄉、家庭與社會的場景交替中，文字是張家瑜選擇留下的形式：「那形式，說絕一點，決定了我們的墓碑上命題。就像突然天暗後，燈就必需要被點起一樣。〈筆事〉」──多少意味著，在那直面人生的邊界上，以刻留印記作為一種生命的完成。 對於讀者，歸根究底是這一件事──閱讀的期待與樂趣。 不論是為了憶舊，是好奇探索，會聽到一個拒絕遺忘拒絕緘默的堅定聲音，回應著當下；會目睹生命與時間之間的一次生動對話；會看到有一種風景是這樣。 有人燃起了燈，所有隱藏黑暗中的都現身。 她有言在先了：「不能再逃逸、變節與叛離。」 胡晴舫推薦序 美枝 終生未婚的英國女作家珍奧斯汀曾在一封寫給外甥的信裡表示羨慕男性的創作，「強悍，陽剛，充滿氣魄」，風格多樣且光亮奪目，嘲諷自己的寫作不過像用把小刷子在「兩吋寬的象牙」辛勤地來回擦拭，如此大量勞動，卻只「產出一點點成果」。 老年才開始寫作的另一名英國女作家蓓納蘿費滋吉羅（Penelope Fitzgerald）被問及她如何寫作，她嘆了一口氣，回答就在煮完晚餐、準備上桌的十五分鐘內，用洗碗布擦乾手，趕緊就著廚房流理臺檯面寫下腦海裡的幾個句子。 被社會鼓勵公開追求智性活動的男人只要懂得關上書房門，便輕易將世界隔絕於外，一切就不用再管。即使結了婚，生了五個孩子，男人依然能離家三個月，對家庭不聞不問，窩在情婦家裡，享受女人為他準備的羹湯與為他放的洗澡水，專心寫出一部曠世巨著，屆時，所有的放蕩不羈都將無關緊要，社會總是非常願意找出藉口原諒他。男性作家的任性是一種瀟灑，是他天才與生俱來的特權。 相較之下，遁入家庭的女性寫作者對拋夫別子這檔子事便無法如此理直氣壯。當然，婦女解放了，社會不會真的給她道德壓力，家人也未必抱怨，經濟獨立不算問題，但林美枝畢竟拖了大半生才開始對世界展示她那悶不吭聲擦拭已久的兩吋寬象牙。 美枝對創作的態度之閃躲，反映於她喜好變換筆名的選擇。她寫了很久，也換了數目無從追考的不同筆名。也許因為丈夫名氣過大，也許因為她真的從來沒有什麼寫作野心，但，我以為，更因為出自女性特有的寫作習慣。不似一般男性作者一開筆就上看文壇地位，用筆如使劍，嘩啦啦刀光閃影，頓令觀者眼花撩亂，心生敬意，甘拜下風，拱為武林共主，女性作者時常選擇走入「私」寫作之路，也就是奧斯汀的兩吋寬象牙。 女性從事私寫作並不完全因為生活天地狹窄，只能寫貓寫狗寫孩子，而是她們很少被鼓勵以筆征服天下，也因為女性的感情習慣，她們看待世事的角度往往注重細節，細膩考究，充滿私人感情的判斷。私寫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宣導真理，不是為了說服，而是渴望溝通，企圖記錄，與讀者建立分享的親密關係。因此私寫作總是布滿機關密語，讓外行者看熱鬧，內行人則看門道。 美枝與我相知已久，親如姊妹。在這個視流動如常的年代裡，我的人生至少一半時間與美枝在三處城市重疊──台北，美國陌地生（Madison，詩人羅智成的譯法），香港──人生經歷使得我倆使用美枝所謂的「雙瞳」（甚至三瞳、多瞳）去觀看周圍世界。當她寫到香港，她的參考點是台北；當她寫到台北，她的對照點則是香港；而當她看這兩座城市時，她又想起她從小生長的花蓮鄉下以及居住過的美國城鎮；但，不論時間與地理的座標如何游動，去了哪邊旅行或居住或生活，說到底，她，以及我，身世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台籍女文青。因此，她提到那些書、那些人和那些文化現象，對我來說，情感符號完全扣緊人生經歷。由於她的婚姻關係，她更有機會第一手觀察華文文學圈子，那些引發她靈感的書籍、電影、藝術、人名，隱晦登錄了華文社會集體參與的文化史。 美枝其實是寫詩的。詩，最能顯示她的文字風格。但，據說詩集已經像宗教一樣褪了流行。美枝的詩，猶如當代的李清照，看似閨秀，看似細唱相思，看似壓抑自制，卻冷冽直指了生命終究避免不了寂寞的事實。她的雜文也流露了相同的清醒，即使世俗以為她萬事不缺，快樂無憂，一個有家有子的女人依舊清楚覺悟到「沒有她，有她，都一樣會有這樣的晚餐。沒有她，有她，日子都一樣要過下去」（《有什麼關係》），如同安妮華達電影《幸福》裡，開頭的幸福家庭三人行與結尾的幸福家庭三人行影像完全一樣，不同的是女人早已換成另一個女人。 有能力製造生命的女人才真正明白生命來去的無情，因此更無法離開她眷戀的家庭，裡面既有她心愛的男人，又有她掛念的父母，還有她寵愛的孩子。一輩子都披在溫柔婉約的外衣下，故事裡的女人自我安慰，「好的，只要避免敏感話題，和他在一起比和其他男人都快樂」（《巧婦、男人與他的情人》），同時，「陽光已經西斜，外頭露台的日日春吐著紅花，夏天才過一半，她已經覺得自己很老很老了。老得要和男人如此這般過一輩子」（《酷暑》）。 美枝的女人，「都是母親。都是女人。都是孩子的媽。」她們在跟男人戀愛之後，在孩子出生之後，會「開始萎縮，如骨骼流失症的女人，越來愈矮小越來越沒有對世界招架的能力，而得到的是附帶著憐憫的愛。而非敬意的愛。」 然而，美枝畢竟還是相信女性揣在手裡不斷摩挲的那塊象牙，她讚嘆女哲學家的知性美，「對一個偏心的讀者而言，就像是戀愛的男女，妳愛她的論述，故一切都變得有道理，連吳爾芙的勾鼻也非常之性感。」即使她們沒有絕世容顏，看起來也不好相處，卻閃著一股精緻華美的「哲學的光」，「如果你說這女人沒腦，打死我都不信！」（《臉譜》） 希望，美枝，我親愛的姊妹，以及天底下其他更多的美枝，一直寫下去。 編按：美枝為張家瑜本名。 筆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還沒有刨筆機的年代。小朋友上學，每天收書包前都要先把所有的鉛筆再刨過，那些過了一天抄書寫作業鉛筆盒內一根根禿筆，都要不偷懶的拿出來一根根再刨過。 這種事，我從來不用操心。因為我的父親會在晚上睡前，把家中幾個姐弟的鉛筆盒拿出來。那時用的是玉兔牌的鉛筆，他有一個專用削鉛筆的小刀，摺疊式的，以前台灣很流行，人手一把。 他削鉛筆真用心，先削木面，均勻的小片小片的把木屑削起，再開始對付筆芯，那才是重點，因為太用力，容易斷，太輕，那麼多枝，削到什麼時候？他工熟藝巧，不到一分鐘就完成一枝。而且是非常美麗的一枝。而且是非常一致看來一模一樣的一盒鉛筆。 我讚嘆，近似藝術品的鉛筆很幸福的躺在我儲了好久才買到的藍色浮面有個小女孩和星星圖案的雙層鉛筆盒內的上層。下層放的是其他的文具如尺、小刀和擦子。大大的鉛筆盒也不嫌重，每天揹著重重的書包上學，但感覺很快樂，國中以前，都因著這盒鉛筆,而不曾有逃學的念頭。 小孩的虛榮就在這點兒小小的細節上。鉛筆、鉛筆盒；乾淨的鞋和校服。家裡不有錢，但是，我的父親總讓我們有十足的理由，覺得我們走出去，都不怕和人比。而那削好的鉛筆每天晚上，都靜靜的被完成，變魔術一樣，第二天又有那麼美麗的筆尖，加一個好好吃的燒肉便當，上學去。 我終於有機會提及這些往事，其實那些被削的鉛筆，一定沒有削鉛筆機那麼精準而方便，記憶這東西都是過度想像的情事。化為文字或語言更是。我父親那些鉛筆的形狀，跟著我幾十年。筆尖的觸感和餘溫；一幕幕場景，因沒有圖像為証，若不化成文字，那什麼都不能留下。 私密的如耳語般的記事。是對著讀者揭著一頁頁的相片本。我一一的解釋著場景，那解說永遠有脫頁、缺落及錯置的可能。那不完美的解釋，像一根用人手削的鉛筆，是屬於個人的、唯一的質感，那在愈來愈一致的世界之中，永遠是感傷與喜悅的。 碎片的可有可無的記事，像一個重建的工程。過程並不難，難的只是你如何馴服撫摸那記憶之獸，給予充足的力量，令它源源不絕的供給你的書寫。把時間凍結，不能再逃逸、變節與叛離。 既然我們不能毫無芥蒂般的活著。苦的酸的甜的就注定要被留下。不管是以那一種形式留下，至少都要像個樣。那形式，說絕一點，決定了我們的墓碑上命題。就像突然天暗後，燈就必需要被點起一樣。 而既然我無力無能建構更宏大金字塔似的命題，那麼我就只能用零碎的如天女散花式的文字來來慰藉自己，或讀者們。 我現在用電腦來寫字。湮絕的筆跡如我父親寫給我的家書,那一筆一劃工整的鋼筆字,父親拘謹的口吻：女兒如晤，今父寄予女兒一千元，希望收到。。。祝學業精進，父字。 那些有關筆、書寫等事，教曉我另一個更廣濶世界的事。但在這一個世界裡，我想我知道，當我寫下任何人或事，他或它們，會如天使悄悄的飛過，並給我一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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