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私人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爱情还是亲情，自由还是服从，个体如何在转型社会中抉择？

美国亚洲学会中国研究列文森图书大奖获奖作品

阅读当代中国乡村的情感与道德世界，理解私人生活背后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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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基于此，作者反思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私人世界的发展与变迁，与国家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巨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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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讨论过的议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那里，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考察。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公共性议题，到风流韵事、计划生育、性等隐私问题，本书都有所展现。

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文森奖获奖辞（列文森奖推选委员会：裴宜理、胡缨、戴安娜•里拉）

本书对“政治社会”概念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的考察,然后致力于通过后殖民社会及其在政治上的演变，特别是印度的共同体的例子，挑战自由主义理论的确定性。其理论目标是反对一切偏见和预成的判断，通过这样的批判工作，证明政治差异并不总是西方以外世界在哲学和文化上落后的证据。查特吉强调他的取向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乌托邦的，只是试图理解后殖民民主的新实践。

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从前无所谓科学，唯用哲学、以玄想独断推测事物。

近一百年来，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甚至更为普遍。

本书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的现状，剖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科学性的深层原因，阐述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理念，并系统介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本书运用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是作者有关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系列专著的第三部。书中一以贯之地将地理（包括经济地理）因素作为决定城市和区域增长的核心因素，并将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作为扭曲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力量。本书的主体部分回答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疑问，包括：“为什么不当的区域发展政策造成效率与平衡的冲突？”“为什么城市间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为什么限制城市规模将损失就业与公平？”“为什么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小城市？”“为什么扭曲土地供应不利于经济竞争力？”“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为什么“扭曲之手”不利于增进福祉？“为什么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等。最终，本书提出，通过土地、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自由流动，能够使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

《空间的力量（第二版）》在原书的基础上，加入了作者近几年的新研究成果，并对原书中一些内容结合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修订，总共增加了三个章节的内容，并且在有的章节中还增加了部分小节。总体来看，新版较原书知识体系更加完善，论述问题更加深入，且理论和数据分析更加严谨。本书从经济增长方式、土地供应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城乡收入差距等等角度论述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并通过详尽地搜集大量的数据，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分析了这些问题，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即只有通过土地、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自由流动，才能够使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本书的研究成果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广大政策制定者、研究者阅读、借鉴，也对中国经济感兴趣的读者带来新的思考。

本书运用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是作者有关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系列专著的第三部。书中一以贯之地将地理（包括经济地理）因素作为决定城市和区域增长的核心因素，并将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作为扭曲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力量。本书的主体部分回答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疑问，包括：“为什么不当的区域发展政策造成效率与平衡的冲突？”“为什么城市间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为什么限制城市规模将损失就业与公平？”“为什么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小城市？”“为什么扭曲土地供应不利于经济竞争力？”“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为什么“扭曲之手”不利于增进福祉？“为什么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等。最终，本书提出，通过土地、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自由流动，能够使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

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纳（Amancio Ortega Gaona），Zara品牌创始人，1936年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作为西班牙乃至全球首富，阿曼西奥·奥尔特加行事低调神秘，样貌鲜为人知。这个出身贫寒、40岁才开始创业的男人，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创立了覆盖全球、令人惊艳的Zara时尚王国。“Zara之父”超越了科技、金融巨擘，阿曼西奥多次荣登福布斯富豪榜前三名。

本书讲述了他的人生，他的家庭，并揭秘了Zara独特的零售理念——吸睛的橱窗、大胆的选址、快速的成衣、零广告投入……将时尚融入每个人的生活，阿曼西奥和Zara的传奇仍在继续。

《行动者与系统》是法国组织社会学派大师级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和埃哈德·费埃德伯格的合作研究成果。作者依据对行动组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权力关系的假设，认为一切组织都是作为权力关系整体而形成的一种结构，而所有的权力关系皆为产生组织的开端。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作者系统地构建了一套行动理论，详尽阐述了实际行动系统的含义。

在《行动者与系统》中，作者引入了游戏的概念，并在其特定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依照释义，游戏即是行动者们在决策上高度相互依赖的背景之中展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它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主要形式。游戏通过其规则，对行动者的行为进行限定和归制，并为行动者达到自身的目标提供可能性与条件。游戏与具体行动体系直接相关，事实上，具体行动体系就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游戏。游戏具有集体的特征与关系的特征，它使人的自由、相关制约、冲突、互让、竞争、协作的理念变得相容，其稳定性既通过行动者的社会化来保证，也通过作为参与者的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协商、讨价还价的行为交换来维系。游戏制约着进行合作的行动者以及对手的行动自由，限定着他们的自主领域，对他们单方面利用对方的可能性进行着约束。游戏的暂时平衡对权力结构的重组有利，为与其他参与者建立可能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克氏与费氏所提出的行动理论，为人们认识实际过程之中的组织，了解其实际的内在运行机制，把握行动领域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参照，为人们在具体行动领域之中进行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概念背景与真实的推论依据。

《居住在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家庭居住变迁实录》从宏观视野的梳理归纳与微观个体家庭居住状况的变迁故事出发，全面而生动地分析与呈现了在过去60余年来中国家庭居住状况变迁的特征和历程。这对记录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人居住变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居住在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家庭居住变迁实录》适合从事城市与建筑专业方向的研究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此书，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黄灯对自己亲人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黄灯在书中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几乎如出一辙。在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人群。黄灯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问题的场域”——凸显真相、直面问题、寻找可能。

《知识分子的背叛》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这本书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因西方知识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则”去侍奉政治党派那些伪神，从谴责的角度重新估价他们这一倾向。他所谴责的那些背弃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法西斯分子。班达认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忠于真理，否则知识分子生活的独立自主性便会被毁坏。

【编辑推荐】

1．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

2．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来是反对现实主义，但是现在却尽一切所能煽动现实主义，这种态度，就是“知识分子的背叛”。

Sociological research is hard enough already you don't need to make it even harder by smashing about like a bull in a china shop, not knowing what you're doing or where you're heading. Or so says John Levi Martin in this witty, insightful, and desperately needed primer on how to practice rigorous social science. Thinking Through Methods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decisions that you will need to make as a researcher where the data you are working with comes from and how that data relates to all the possible data you could have gathered. This is a user's guide to sociological research, designed to be used at both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 Rather than offer mechanical rules and applications, Martin chooses instead to team up with the reader to think through and with methods. He acknowledges that we are human beings and thus prone to the same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distortions found in subjects and proposes ways to compensate for these limitations. Martin also forcefully argues for principled symmetry, contending that bad ethics makes for bad research, and vice versa. Thinking Through Methods is a landmark work one that students will turn to again and again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ir sociological research.

這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活著的，

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

但一個人只是想活著，卑微和努力地活著，這難道不值得尊敬？

◎第一本由建築工地的第一線「現場工程師」書寫，做工者的生命紀實故事。

◎攝影師攝下工地師傅日常群像，以彩色、黑白照片穿插設計，重現《人間》雜誌般的時代光影。

◎如果我們判斷人的標準，是用刻苦，是用勤奮，是用力爭上游的努力和對於生活的認真，去決定一個人的品格，那我們不可能看不出來他們值得擁有尊敬。我們既然知道以一個人的經濟條件去斷定其社會階級以及地位是錯的，並且深惡譴責，那又為什麼不改變對他們的看法呢？

◎林立青：「我最後想再說一個故事：我在寫作當下已經將真實的人名隱去，地點也做了變更，但完成後我卻發現，無論怎麼更換這些地點、季節或是人名，總會不經意地又影射了現實生活中的其他人。我對此感到無奈。如果你發現書中的人名和場景有所雷同，請哀矜而勿喜。」

僵硬變形的關節與水泥咬手的潰爛，從沒痊癒過，

隔著圍籬的冷漠歧視，和圍籬內的直接壓迫，

幾瓶維士比、一管注射針、一個小藥瓶……

他們只能無奈認命，

這世界卻不能棄之不顧。

底層之下的底層，剝削之中的剝削。

一個青年監工的批判與關懷，

那些心疼他說不出，所以他寫下來。

有時他是有點皮，但重情義、對身邊人不離不棄的工地八嘎囧。

有時他是入了行就註定活不過七十歲的電焊工，走時帶著盲眼和爛肺。

有時他是外籍移工，被體制漠視及壓榨，廉價又耐操，他的名字就是身上背心的數字。

有時她是師傅身旁備受尊敬的工地大嫂；或者默默吞下輕視跟排擠的外配。

有時，他們是高舉著建案廣告牌一整天只能賺四百元的看板人。

工地現場有如被遺棄的世界邊緣，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在此掙扎求生，心知肚明再怎樣拚搏也翻身無望。權力者毫無憐憫地欺壓，大眾帶著優越的想像遠望──反正「偏見」的標籤已輕鬆貼上了，又何必費心？

林立青擔任建築監工十餘年，這些階級不公與扭曲對待不斷在眼前搬演，自己卻無能為力，連淚都早已流不出。終於藉由這本書，他將心中的巨大無力感化為一記憤怒直球，奮力投向社會，他要為生命中所有認真活著的小人物找回存在的真實，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真正被視而為「人」地尊重。

如何客观、全面地反映日本社会的真实面貌？

畅销书是时代的镜子，也是现实社会需求的集体反映。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给日本带来了历史巨变，日本400多年的传统群体社会开始瓦解。虽然有很多愤懑，但日本国民不得不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以适应个体社会的到来。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是怨天尤人，还是自我拯救，日本的历年畅销书透露了很多信息。

第一册（1991年至1997年）。日本社会沉醉于泡沫经济的盛宴余欢，看不清神话已然破灭的事实，群体社会的基础随之崩溃。这时期的畅销书从宫泽理惠的写真集Santa Fe到《失乐园》，表明日本社会已经在无意识中为群体社会的破灭做出了准备。

第二册（1998年至2007年）。为了适应群体社会崩溃的巨变，日本民众开始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个体社会逐步形成。这时期的畅销书从《新人间革命》到《女性的品格》，能看到日本民众从心理的变化、改革到对品格、教养的追求。

第三册（2008年至2015年）。日本社会思想出现了整体的移轴，“右翼”成为主流。经历“3•11”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变了吗？安倍再次复出，日本会走向何方？这时期的畅销书从《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到《火花》，从个性的流行到责任的推诿，让畅销书告诉你，最真实的日本。

A robust trade in human lives thrived throughout North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Whether to acquire servants, slaves, concubines, or children—or dispose of unwanted household members—families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addressed various domestic needs by participating in this market. Sold People brings into focus the complicit dynamic of human trafficking, including the social and legal networks that sustained it. Johanna Ransmeier reveal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family not only influenced but encouraged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For centuries, human trafficking had an ambiguous status in Chinese society. Prohibited in principle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t was nevertheless widely accepted as part of family life, despite the frequent involvement of criminals. In 1910, Qing reformers, hoping to usher China into the community of modern nations, officially abolished the trade. But police and other judicial officials found the new law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nforce.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created a breeding ground for continued commerce in people.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at came to power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similarly struggled to root out the entrenched practice.

Ransmeier draws from untapped archival sources to recreate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human trafficking in turn-of-the-century North China. Not always a measure of last resort reserved for times of extreme hardship, the sale of people was a commonplace transaction that built and restructured families as often as it broke them apart.

Now in its eighth edition, this continues to be the indispensable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we make and the lives we lead. Revised and updated throughout, it remains unrivalled in its vibrant, engaging and authoritative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The authors provide a commanding overview of recent global developments and new ideas in sociology. Classic debates are also given careful coverage, with even the most complex ideas explained in an engaging way. Written in a fluent, easy–to–follow style, the book manages to be intellectually rigorous but still very accessible. With a strong focus on interactive pedagogy, it aims to engage and excite readers, helping them to see the enduring value of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The eighth edition includes: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basics of sociology: its purpose, methodology and theories; up–to–the–minute overviews of key topics in social life, from gender, personal life and poverty, to globalization, the media and politics; stimulating examples of what sociology has to say about key issues in our contemporary world, such as growing inequality,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terrorism; a strong focus on global sociology and the ways that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radically transforming our world; quality pedagogical features, such as ‘Classic Studies’ and ‘Global Society’ boxes, and ‘Thinking Critically’ reflection points, as well as end–of–chapter activities inviting readers to engage with popular culture and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 to gather sociological insights. The eighth edition sets the standard for introductory sociology. Complete with extensive supporting resources at www.politybooks.com/giddens , it is the ideal teaching text for first–year university and college courses, and will help to inspire a new generation of sociologists.

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本书是法国杰出的组织社会学大师埃哈尔·费埃德伯格的经典著作之一，旨在探讨权力与规则的关系，研究并揭示行动层面的组织的性质、特征、结构、功能与运作方式。

作者超越相关研究中将组织与集体行动相互对立的二分法，认为组织本质上是动态的，是对行动领域进行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通过将组织普遍化并视其为诸行动领域的一种，作者揭示了组织中的构造及秩序的本质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并透过行动的表面秩序，探索出现在其中的权力过程，协商过程和渐进的结构化过程。在书中，作者提出“局部秩序”的概念，认为它始终是社会结构的部分的，区域的和权变性的产物，社会结构则是秩序的产物和再造，对社会结构的解释可以从不同行动领域中具体的组织过程的分析和揭示中找到。

西方组织社会学存在两个主要流派，一为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另一为法国学派。本书的作者即为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关于组织的研究是规范性的研究，其研究集中于组织的形式、结构、类型与规模方面，具有科学的外观，重视定量分析和模型结构，注重普适性规律，在指导实践方面存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倾向。这一学派的普适性倾向受到国内学界的青睐，因而广为国内学者熟悉。但法国学派与此不同，法国学派的研究是一种分析性研究，注重组织的过程分析，重视组织的复杂构成，高度重视时间与环境因素，强调具体化、情境化的意义，侧重田野调查、定性分析和逻辑推论与归纳，关注具体组织的有限知识，不提供普适性理论，只提供分析框架。这种研究进路在国内并未受到重视，但确是一种具有强烈实践指导性的研究进路。本书收录了若干案例，展现了这一研究思路的使用方法。可以说，这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译文由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众多学者参与翻译，再现了原文严谨考究的语言风格，同时行文简洁流畅，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巴西利亚的建设、苏维埃的集体农庄和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国家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该如何行事？在长达10年的调查、研究与探讨后，詹姆斯•C.斯科特给出了答案：是国家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本书获2000年度美国马特•达根“最佳比较文学图书”奖，值得有兴趣的读者一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

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伦，在20世纪中国遭遇了激烈批判；但常被忽略的是，此时西方学界也出现了对人伦的反省，创造了三个“学术神话”：母系社会、乱伦禁忌、弑父弑君，其中第一个还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本书考察了这三个命题在西方古今形质论哲学传统中的根源，尝试探索在中国文质论传统中反思人伦问题的可能。

本书的写作缘于作者对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发生深刻变迁的的长期关注与思考，以人类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为基本学科框架，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聚焦西方形质论（形式/质料）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人伦问题及其现代处境，尤其从现代人伦思考中的几个比较极端且充满论争的理论与命题，如母权社会、乱伦禁忌和弑父弑君入手，细密梳理和分析了从达尔文、巴霍芬、摩尔根、涂尔干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相关理论与思考，并追问了人伦问题背后的形质论哲学根源（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西方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作者认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其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人伦都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险，与之伴随的便是对家国的虚无与焦虑；而中国源远流长的“文质论”传统或许为我们重建人伦与道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