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汲取了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发人深省第概要梳理了今日史学家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的形成。该书生动活波、引人入胜，有助于新老史学工作者理解本学科的新进展。

美国内战前夕，南北关系陷入僵局。自由州与蓄奴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相持不下，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奴隶暗中越过南北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去追寻自由。在他们所经之路上，有无数不知名的男女帮助他们藏匿行踪、逃脱追捕，把他们送往安全地带，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铁路”。

意外的是，自由之都纽约在“地下铁路”中表现得格外沉默。作为南方蓄奴州最重要的贸易对象，纽约到底是通往自由之路，还是奴役之门？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手稿，从中复原了以纽约为中心、贯穿美国东北部的“地下铁路”地图，从惊心动魄的逃奴故事，到庙堂之上的政治与法庭争端，这不仅是一本“公民抗命”的实录，也让我们窥见了逃奴纷争对美国内战的影响。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流的历史观以黑格尔的历史观为代表，历史乐观地被视为一条线形的、不断走向人类最终完善之路。历史的每一个环节都为下一个环节服务。

直到1920年代，罗森茨维格、本雅明、肖勒姆三人共同以弥赛亚乌托邦为理念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历史观。它呈现了一种弥塞亚乌托邦的思想。对立于将历史视为一条永远走向人类最终完善之路的乐观主义观念，他们提出了一种断裂的历史思想，其各个环节不能被纳入一个总体，与表面的同质化相比，其破碎更具有意义——同样也更有前景。

在三位思想家那里，上述另类的历史出自于他们对20世纪巨大变革的直接经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在历史理性解体的基础上，希望的火花再次燃起。透过救赎的范畴，乌托邦再次闪现在三位作者那里。在向新事物的突现敞开的这一时间模式当中，理想的迅速实现变成了可以被设想的事情。

在《历史的天使》中，作者斯台凡·摩西以天使报喜作比喻，来回顾这套历史救世说，从而以一个特别的视角生动地展现出20世纪初的德国犹太思想。这三位思想家共同想象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它呈现了一种弥塞亚乌托邦的思想，其各个环节不能被纳入一个总体，与表面的同质化相比，其破碎更具有意义——同样也更有前景。

《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前世今生》从1420年写起，贯穿六百年的历史，以八对概念揭示京津冀城市群的变迁过程。以学术著作写作的严谨保证全书的质量，以通俗读物的可读性保证全书的语言风格，做到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全书的写作，力争达到诠释如下四个原则的目的：1.揭示城市功能的变化；2.揭示城市群地理格局的变化；3.揭示各城市间的交互影响；4.揭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超图解人类简史》以简单明了的文字结合400多幅图表完美剖析人类从茹毛饮血到21世纪信息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节点，对人类的融合统一以及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脉络抽丝剥茧，深挖人类文化、科学、政治以及经济等内在本质与未来走向，是一部博物学、历史学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从明代嘉万年间围绕《清明上河图》的一起带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入手，带我们走进明朝的书画消费市场，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朝书画在市场中流通过程，交易行情，交易的乱象，以及参与书画消费的各类群体和人物。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深入到以往历史很少关注到的一个角落，来观察明朝的世风世象，了解各社会群体在文化消费中的关系。

本書作者林孝庭以中、英文檔案史料為基礎，包括蔣中正總統文物、國民黨黨史資料、蔣介石私人日記、宋子文專檔與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相關文件檔案，嘗試描繪出「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段關鍵時刻的另一種歷史風貌，跳脫我們過去所普遍認知的框架，來重述這一段歷史。本書主張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台灣形成的歷史過程，遠比過去學界所認知的，要更為複雜與詭譎，其中摻雜著許多以往為人所忽略的歷史因素與因緣際會。這個過程歸於諸多因素，包括二次大戰與戰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即興式的、未預先設定的、充滿著個人色彩的政策制訂與規畫，甚至蘊藏著歷史意外與巧合。「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形塑過程中，還充分體現出美國政府官方與民間諸多人物，其所曾經扮演過的複雜關鍵角色，同時也與二戰後至冷戰初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問題，究竟如何與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和內部權力鬥爭，發生緊密關連。

War is obsolete. You a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suicide than be killed in conflict.

Famine is disappearing. You are at more risk of obesity than starvation.

Death is just a technical problem. Equality is out – but immortality is in.

What does our future hold?

2011年英國皇家文學協會（RSL Jerwood Award）非小說獎得獎作品

一項簡單的中國發明如何包覆整個世界？

在紙的表面上，銘刻人類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理念。

來自中國的偉大發明──紙，

如何影響並改變世界？

亞歷山大‧孟洛藉由《紙的大歷史》這本書，

探究紙張引發的人類革命和開創的文明軌跡

它的力量，絕對不「紙」如此！

看似輕薄柔軟的紙，是推進歷史的載具，

也是世界各地劃時代創新與大眾運動所使用的渠道

它撼動中西，掀起人類革命，改變了世界的樣貌！

紙在中國漢代的宮廷裡問世，為知識和思想理念的傳播帶來革命性的轉變。在隨後的兩千多年間，紙張讓理念、宗教、哲學和宣傳能更便利地傳播全世界。紙張也是第一個成本夠低廉的書寫介面，它便於攜帶、可以印刷成書本、小冊、傳單和雜誌刊物，能夠被大量製造，並且可以廣泛傳布。紙張使得不同時代、不同群體間學者彼此的持續對話成為可能，他們各自的理念因此得以穿越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建立關係。

孟洛的《紙的大歷史》一書便是追索紙這項劃時代發明的西傳旅程，故事從佛經譯者開始，他們是紙廣泛傳播到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的主要原因。

《紙的大歷史》敘述了神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如何運用紙張，建立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知識世界，以及那些攜帶紙張、在絲路上絡繹於途的傳教士和貿易商旅。本書也清楚說明了當紙於1276年終於傳至歐洲時，它對於在書案前創造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學者與翻譯家而言，有多麼的不可或缺。

《紙的大歷史》顧名思義是在追索紙張從發明到發展的歷程，孟洛將本書的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紙張在東亞的故事，第二部分為紙張在中亞與中東的發展，而第三部分則為紙張在歐洲的凱旋。藉由《紙的大歷史》，孟洛認為紙張開創了一個新世界，自由思想在其中得以成長茁壯，並且使得從科學到音樂的種種科目因此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紙的時代。現今，紙張仍然圍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它被堆放在書桌上，包裹著食物，攢放在我們的皮夾裡。但是，在這個數位世界，會是紙的時代畫上休止符的時候嗎？這是一個關於一項簡單的中國發明如何包覆我們整個世界的故事，在紙的表面上，銘刻著人類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理念。

※ 國際各大媒體一致讚譽

孟洛既身為歐洲歷史學者又是中文學者的專業身分，給予這本書一個廣博的面向，又因為他是一位筆下有鮮明畫面的作家，能以生動的方式述說故事，而更增添光彩。

──伊恩‧芬雷森（Iain Finlayson），《泰晤士報》（The Times）

孟洛是一位熱愛中華文化的作家，學問浩瀚淵博……他探尋造紙術西傳的蹤跡，在印刷術最終讓紙張完成其使命之前，他強調紙張在《古蘭經》流通的過程裡扮演的角色，以及紙張在阿巴斯王朝時期「學問知識大高峰」的地位。

──傑森‧史考特－華倫（Jason Scott-Warren），《泰晤士報藝文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優雅呈現之作。

──《經濟學人》（Economist）

孟洛……沒有放過檢閱任何一筆檔案資料，他搜讀所有相關的史籍，探索一切的途徑，不遺漏任何一條哪怕是冷僻的線索，總而言之，蒐羅材料，到了堪稱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程度……本書中談到先知、〈啟示錄〉和《古蘭經》的章節，論述精闢，值得一讀再讀。同樣精彩、而且相當具有睿智見解的，是作者關於禁止和許可所有1680年代、大革命前的法國文字史料出版的段落，以及如讀者所期待的，那世界上頭一次盜版作品的出現……《紙的大歷史》是一本必須寫出來的作品，也是一本讀者必看之作。

──《印度電訊報》（Telegraph India）

流暢可讀……極具知識性……年鑑般的敘事書寫，以史前時代的洞穴炭筆塗鴉開場，最後以數位線上電子報收篇，全書充滿輕快而可喜的研究文字……是一本上乘之作。

──約翰‧蘇德蘭（John Sutherland），《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孟洛筆下的這部歷史詳盡而富學術價值，行文相當優美，這是一部關於紙對人類文明帶來驚人衝擊的橫掃千軍之作。

──崔斯坦‧杭特（Tristram Hunt）

引人入勝……充滿洞見……孟洛是一位敏銳而充滿睿智的嚮導。

──《四面話語》雜誌網站（Quadrapheme）

或許紙張會受到揶揄，認為是對樹木的摧殘浪費，在我們這個數位化的世界裡，更是無用的過時之物。但是，孟洛在這部旁徵博引的歷史作品裡提醒我們，紙是世界文化的底層基礎……從伊斯蘭教的各種科學軌跡，到哥白尼於1543年發表的《天體運行論》，孟洛雄辯滔滔地展示，紙張在將「真理交到讀者手上」這幕大戲裡，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自然》雜誌（Nature）

孟洛突出了紙張這件事物的角色，因為紙張無處不在，實在太容易受到忽略……這部精緻細微的史書同樣也強調書寫扮演的角色……讓人在迎向數位時代時，仍然對書本的前景抱持著希望。

──《雪梨晨間快報》（Sydney Morning Herald）

※ 媒體書評

《經濟學人》書評

據說，紙是在西元105年，由一位名叫蔡倫的宦官，在中國洛陽供職時發明的。蔡倫以桑樹的樹皮和植物的纖維研磨成漿，然後將其曬乾、鋪成片狀。紙的成本低廉、攜帶方便，而且可供印刷；它重量輕盈、可吸收墨水，而且質地強韌。在隨後幾百年間，紙已經取代了竹簡和絲帛，成為中國書寫文字的載體。

將近兩千年以後的今日，每年都有超過四億噸的紙張和紙板、報紙、大型紙箱和小香菸紙捲、牆上的廣告傳單和書籍被生產製造出來。本書作者孟洛對於這樣精疲力竭的一一詳述這五花八門的種類並不感興趣，他甚至對紙的用途裡，最重要的一種創發：紙鈔，也同樣沒有詳述的興趣。他宣稱說：「歷史上最有激勵振奮作用的思想理念，已經搭上（紙）表面這班便車了，」實際上等於是將前述這些可堪寫成專書的各種功能，只當成是陪襯的細節。

孟洛的焦點擺在他知之甚詳的中國。當希臘人和古羅馬人還在石碑上銘刻、在羊皮捲上寫字時，中國的讀書人已經在運用紙張了。到了西元四世紀時，中國成了一個紙張的文明，而佛教則成為第一個將經典書寫在紙張上，以向人們傳教的宗教運動。隨著佛教傳播到高麗（今韓國）與日本，造紙術同樣也傳到這些地方。

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在751年的怛羅斯之役以後，開始了它向西方傳遞的過程；中國的軍隊在此役中，遭到阿拉伯阿巴斯的軍隊擊敗。中國的俘虜教導阿拉伯人造紙技術，到了795年時，巴格達有了一座造紙廠。在九世紀時，《古蘭經》一般已經以紙張傳抄，而不是寫在羊皮捲上了。

在歐洲，紙張的運用隨著1439年古騰堡發明活版印刷術而有了大幅躍進；印刷機成了強大的馬達引擎，造就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期的各種文化思想、宗教和科學革命。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是第一本暢銷書籍。人權的概念透過書籍傳播；大眾傳播藉由報紙而得以達成。活版印刷術的發明，更加證明了蔡倫在一千三百餘年前的發明，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這使得孟洛得以在本書裡主張，紙的發明比起諸如電力、盤尼西林、玻璃或內燃機之類的創發，來得更加重要。

從紙鈔到盥洗室使用的廁紙（中國自八世紀開始使用），紙張讓人們的生活更加舒適，也使得理念思想的傳播更為便利。它的用處在這部歷史當中，更值得大書特書。另外一方面，電腦和網路的出現，構成了紙張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像孟洛這樣優雅追索紙的大歷史的書籍，終有一天會成為明日的陳跡。

●一個擁有16億信眾的宗教及其文明是如何看待人類文明的歷史？作為一位移民美國的阿富汗裔穆斯林，作者塔米‧安薩里為了讓目前在伊斯蘭世界的政治涉足很深的美國能對伊斯蘭與穆斯林多一份理解，為此以英文寫作而完整的敘述伊斯蘭的整部歷史——從伊斯蘭曆元年到伊斯蘭曆一四二一年(西元622年~西元2001年)

●伊斯蘭教義並不抗拒民主、更不否定現代科學與工業技術，有一部份穆斯林認為現今世界最嚴重的分界線並非出現在是否現代化、是否為民主政體，而是世俗與腐敗V.S.虔誠與守潔。

●雖然鄂圖曼在雷龐多海戰失利、1683年未能攻克維也納城，但是真正擊倒這個帝國的，不是西歐的將領軍人而是在市場買東西的西方商人。

●20世紀上半葉除了出現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動，為何在鄂圖曼帝國境內也爆發了「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

●對於伊斯蘭極端分子而言，假如他們曾經成功地把蘇聯拖垮趕出阿富汗，為何就不可能把美國勢力趕出伊斯蘭世界？

●「哈里發」、「蘇丹」、「Jihad」、「什葉派」、「蘇非教團」、「穆斯林兄弟會」等等常見的新聞用詞、思想流派都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其意涵與源流。

●伊斯蘭與基督教、 穆斯林與世俗主義者有無和解的可能？

本書特色

一本就通伊斯蘭歷史，從教派、思潮到各種伊斯蘭專有名詞在本書都有詳實的解說

國外好評推薦

安薩里的這本關於伊斯蘭教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書提供了許多信息，而且從頭到尾都十分引人入勝。在他流暢又生動的文筆下，他在一個廣闊的層面上挑戰了人們對於伊斯蘭和世界是如何相互塑造的這一問題所持有的習慣性的深刻理解。正是他所提出的這一觀點，使得這本書在九一一事件後的混亂又爭執不斷的世界中成為了一本必讀書。——卡勒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追風箏的孩子》和《燦爛千陽》的作者

本書絕對是一本傑作。安薩里這本書是一本必不可少的歷史著作，是以一種在西方太常被忽略的視角來講述過去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中斷的天命》會被將來的一世代捧作手邊書。——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No god but God和How to Win a Cosmic War的作者

如果你想要把今天恐怖份子自殺式炸彈襲擊的頭條新聞放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理解的話，那麼很建議你在《中斷的天命》這本書中尋找答案。這本書講述的故事是關於一個文明忽然間發現自己被一群陌生人搞得顛三倒四，所以想要把自己再擺回到正確的位置。如果作者安薩里不想要把這樣的結果稱為文明的衝突的話，那麼他可以把它叫作兩種世界歷史的單邊視角。他的這本書是讓我們開啟另外一邊的歷史視角的得力工具。——聖路易斯郵報速派

塔米•安薩里完成了一部伊斯蘭世界歷史的絕妙作品。他出色的分析讓讀者們得以深刻地理解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人們是如何被歷史事件所塑造的。對於任何想要理解全球社會的關鍵演進的人和想要理解伊斯蘭世界和世界其它部分是如何互動的人來說，這本書都是一本必讀讀物。——安東尼•齊尼（Anthony C. Zinni，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上校）

對於任何想要更多地了解伊斯蘭世界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必讀書。但是這本書絕對不是一本過去發生過的故事的流水帳，而是一本要理解今天的那些政治辯論和衝突的不可或缺的指南書，從九一一事件一直到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從索馬里海盜一直到巴以衝突，都和這本書中的內容有關。就像作者安薩里在結論中提出他認為困擾現代世界的衝突的最佳理解並不是文明的衝突，更好的理解應該是兩種不同步的世界歷史在交互過程中所產生的摩擦。——舊金山記事報

一部關於伊斯蘭歷史（既在宗教層面，也在政治維度上）的生動、縝密、通俗易懂的作品，探索了伊斯蘭和西方之間的許多不連貫的地方。——Shelf Awareness出版公司

在這本《中斷的天命》中，每一頁都能讓你學到一些新東西。這本書的文筆簡直是既清晰又引人入勝，這是一本用睿智又吸引人的想法把科技、詩歌、政治和宗教輕鬆地結合到一起的書，是籠罩在歐洲和北美上空的伊斯蘭恐懼癥的完美解毒劑。——拉傑•帕特爾（Raj Patel），Stuff和Starved的作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非洲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本書絕沒有護教論的論調，而是經過了一絲不苟的研究，做到了中立平衡，文筆時而風趣卻絕不油腔滑調。《中斷的天命》這本書是一齣扣人心弦的長劇，緊緊地抓住了讀者，讓讀者領略了世界歷史中的那些偉大又影響深遠的事件。這本書提供了豐富的知識，讓人們得以理解隱藏在當今世界的西方和伊斯蘭社會的敵意背後的動向和事件。——波特蘭俄勒岡人報

作者以统计资料为基础，全面分析俄国农业的演变历程，深入探讨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下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可能性和手段，以及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渡等若干问题。本书从学术价值看，粮食市场及其调节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战争和革命时期俄国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又富有其自身的特点；就理论价值而言，本书着眼于从经济角度剖析非常时期国家调节军队和居民粮食供给的手段，涉及市场调节方式、价格形成过程、供求关系等重要经济理论。

这是世界历史伟大的交汇之一：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传教士在近代首次直面中国文化。柏理安探索了这一“东方之旅”，他重新回溯了从葡萄牙航行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走过的道路。这些传教士们相信，仅仅凭着坚定的信念和神的帮助，他们就能将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此书以将耶稣会传教士视为文化使者的视角，展示了这些欧洲传教士当初是如何付出极大的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思想，从而将罗马天主教翻译到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并最终俘获基督徒的。

这部关于自1579年到基督教被禁止的1724年间耶稣会传教活动的首部叙事史，也是首先使用在里斯本和罗马发现的大量相关文献的一部作品。这个故事跨越几个大陆并穿越几个世纪，揭示出真正的东西方早期碰撞中政治、文化、科学、语言学及宗教因素交织的复杂性。

这是一个灿烂风流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残酷的时代，这是一个与当下高度相似的时代——《悬崖边的名士：魏晋政治与风流》，作者大生为你高度还原这样一个时代。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知识分子（文人学士）遭到残酷迫害的时期。一面是极权而混乱的政治，一面是渴求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的碰撞与博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幕幕令人无限慨叹的场景：嵇康临刑奏《广陵散》，王羲之兰亭雅集，谢安袖手之间却退强敌，陶渊明归园田居……

《悬崖边的名士》系统梳理了魏晋历史，着力塑造了魏晋士人的群像，呈现出他们在黑暗政治下的生存状态与艰难抉择。了解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的选择与作为，或许能为我们理解魏晋历史打开新的一扇窗，为我们透视当下现实及自我生存，提供一个别样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意识的体验。——《美国历史评论》

魏王朝是仅相传五代、历经四十六年，随后禅位于晋的短命王朝。从汉到魏晋朝代更迭，“禅让”让谢幕的前朝皇帝依然在世，依次洗净铅华，静观一幕幕历史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

《曹操残梦》没有以蜀汉为正统来写，曹操不是篡逆者，司马懿只是为了明哲保身不得已而积聚力量。没有白脸的反派人物，推理与史料糅合在一起，把三国故事复原为彩色的神韵丰满的人物与场景，历史也就此流淌开来，进入这个色彩缤纷、波澜壮阔的时代。

^ 科技的不断发展是引领人类进步还是毁灭？

^ 完全的民主会使人幸福还是堕落？

^ 许多的人类文明在这个世界上灭亡了，我们今天的文明还能存在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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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宝级非虚构类创作大师罗纳德·赖特一本震撼白宫的惊世小书。

加拿大独立书店畅销榜非虚构类No. 1，荣获书商协会藏书票奖，英国《卫报》隆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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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进步史：人类在失控中拨快末日时钟》是一本不到200页的小书，却在出版后因令人信服的惊世内容震撼了美国白宫，成为英美加三国政客面对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科技问题、战争问题等国际重大问题的必读参阅资料。英国国宝级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著名作家罗纳德·赖特享誉西方世界的作品，凭借本书，使罗纳德·赖特与凯文·凯利（《失控》作者）、侯世达（《GEB》作者）、卡洛·罗韦利（《七堂极简物理课》作者）被《科学美国人》杂志评为当今社科作家中的“四大奇才”！原版《极简进步史》出版十年来在西方世界获奖无数，并影响了多国政府的决策和国际企业的发展方向；不仅独揽加拿大独立书店畅销榜非虚构类No.1，荣获书商协会藏书票奖，英国《泰晤士报》年度好书，英国《卫报》也满分推荐。2017年，中文简体版终于正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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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进步史：人类在失控中拨快末日时钟》是一部构思精巧、文句启发人心的通俗读物，同是也是一部对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科技、环境等多方面展开反思的进步读物，不仅梳理了人类自石器时代直至21世纪的今天，文明发展中所经历的好与坏，还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反思，提醒今日的人类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不要跌入陷阱之中，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以及人类物种的灭绝。本书在英美加三国出版十年来获得剧烈反响，引发了民众持续的热烈讨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一本值得引进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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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赖特是加拿大的智慧珍宝，他用文字带领读者们浏览了地球上各种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异常丰富的历史之旅……白宫必读的杰作！

——《纸与笔》书评杂志

作者用巧妙的句子和启迪人心的想象力，提出了尖锐却带有说服力的观点。

——《卫报》

西方中世纪史和中国汉、唐、宋的历史，长期以来是中外史家研究的重点领域。以前者而言，本书包括了由西方重量级的专家的论文，而北大历史学系的专家也提供了高质量的论文。两者从比较和跨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汉朝以降和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的历史，从比较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研究。论文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其荦荦大者为帝国之后政治动荡、政治秩序的重建；文化、族群的融合和交流；汉唐帝国与中亚和西亚政权之间的联系（如丝绸之路）；史学写作形式的变更和历史意识的重构及其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本书内容还突破了中西比较的界限，由一些研究中亚、西亚的专家对公元3世纪至公元12世纪的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从事相关的探讨。本书的编排，基本分为两个部分。第1部分处理帝国之后历史的变迁，第二部分探讨相关时期史学的更新及与历史变化之间的互动和关联。

序言

阿克顿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格莱斯顿的首席私人顾问，对英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有独特贡献，他的一句话现在已成了英语民族的格言。大多数像他这样的名人死后不久便会有传记问世，而且通常是两卷本形式。阿克顿则不然。当时的报纸发布过详略不同的讣告，他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在《国家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为阿克顿撰写了一条篇幅不大但颇有价值的小传。阿克顿曾给格莱斯顿的女儿玛丽写过不少精彩的信，她出版了这些信件，引起世人关注，这不仅因为他是杰出的书信体作家，还因为在他的个性方面，地位崇高却又让人感到陌生，或至少是个复杂的人物。这些信件的编者赫伯特·保罗写过另一本简明实用的传记。晚近许多人试图写阿克顿的生平，有些人揭示了他人生的不同侧面或不同阶段，不过，若以全面的传记作为目标，唯一接近这一目标的，只有美国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尔布于1952年发表的著作。

任何为阿克顿作传的计划，都会遇到非比寻常的困难。首先，他是个欲罢不能的短小笔记收集者，他预期这些笔记以后会对历史研究或写作有用。因此，他死后的主要遗物是一大堆文件，多数是卡片索引的形式，这些文件不仅包含过往历史的材料，还有他关于同代人和自身经历的文字。这些文件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任何传记作者都可取用，想为他作传的人也必须利用。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有把握地使用这些材料。殊难断定这些笔记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阿克顿本人的意思：是仅仅抄录别人的话，还是他自己的想法？是他一贯的想法，抑或只是在卡片上记下了一时的判断？再者，有些卡片令人好奇地罗列了一系列历史学家，他们都持有同一种观点或类似观点，它们在特定时刻引起了他的思路开阔的头脑的关注。研究者可以从这些资料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但是仅靠这些材料并不足以了解必要的生平事迹。

第二个困难是，任何试图考察阿克顿信件的作者，需要寻访西欧各地的图书馆。阿克顿虽然是个英国乡绅，却只能算半个英国人。从他的直系祖先那里，他获得了意大利和德国血统。他接受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教育，这对他的思想有重要影响。就像在伦敦、剑桥和牛津一样，他在巴黎、博洛尼亚、慕尼黑和维也纳也有许多好友。他用三种语言写信。德国的朋友有时用老式哥特体给他写信，这种手写体不同于印刷体，除非是德国的老哥特人，一般读者很难读懂。可以说，任何打算写阿克顿生平的人，差不多需要像他那样是一个欧洲人。

第三个困难最麻烦。阿克顿一出生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他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成了深入批判教皇制度的人。当时教皇权力正处于危境，亟须信徒的绝对忠诚。阿克顿的子女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尊敬父亲，却并不接受父亲对教皇制度的看法。阿克顿的这种观点在已经出版的信件中已十分突出，而他的孩子们(拥有阿克顿的大量私人信函)并不希望让这种观点更加显眼。除非能利用这些信件，任何传记作家都难获成功。

在阿克顿后裔中，对学术研究帮助最大的是他的孙女米娅·伍德拉夫，她既迷人又有学者气质。自20世纪60年代起，相关学者——如达米安·麦克厄尔拉什、詹姆斯·C．霍兰德、约瑟夫·L．奥斯欧兹和维克多·康泽米乌斯——获准发表了以往从未刊印的信件。康泽米乌斯出版了阿克顿和他的慕尼黑导师伊格纳兹·冯·多林格——对阿克顿而言，他是父亲般的形象——的大量通信，使对阿克顿的研究焕然一新，因为较之玛丽·格莱斯顿、阿克顿的弟子内维尔·费格斯和雷金纳德·维尔·劳伦斯先前出版的信件，阿克顿在这些信件中透露了自己更多的思想和内在个性。最终，在1973年，阿克顿家族拥有的全部信件被移交给剑桥大学图书馆，与阿克顿的藏书、早期的卡片索引和其他资料合并到一起。这使基于第一手资料撰写完整的传记第一次成为可能。

这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阿克顿的声誉在晚年达到顶峰，当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相信且也有理由相信，依靠他的神奇声誉，讲述欧洲历史的一套系列丛书可以获得可观的销量。这套系列丛书——《剑桥现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这些书叙述的年代逐渐前移，因为阿克顿的主要兴趣是现代史)——的出版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漫长时间，每卷都冠有阿克顿的大名，因为是他策划了这一方案并找到最初的撰稿人，虽然他在丛书第一卷出版前便已辞世。

随着独裁者时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到来，阿克顿也获得了另一种名声。他的历史直觉和个人道德信念，使他痛恨一切暴君。曼德尔-克莱顿担任过由阿克顿协助创办的《英国历史评论》主编，撰写过从天主教大分裂(Great Schism)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制度史，这是一个能触动阿克顿心弦的主题。克莱顿的遗孀露易丝很快出版了丈夫的《生平与书信》(1904)，其中包括阿克顿致克莱顿的几封信。阿克顿一封信中写下了那句后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但是阿克顿的声望在20世纪60年代渐渐消退。事实上，为防止他的剑桥史过时，不断有新的作者加以修订更新，新版有时也有价值，但似乎往往不如老版有益。现代学术界在评判历史学家时，是看他们发表过什么观点，而不是看他们自己拥有的藏书或他们所掌握的大量事实。阿克顿发表的著作寥寥无几，部分原因是时间有限——他最初主要办杂志和参政，而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但他确实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历史。然而他总是觉得，对于自己所研究的事物，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拒绝承认所有的史学著作、小册子或论文只能是基于现有资料所作的中期报告。此外，他对搜集过去的知识有着强烈的癖好，以至于总是能找到新材料，他厌恶安心于以既有的材料做文章。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他的名气，人们往往认为他没有发挥应有的才能，向世人贡献更多的成就，还有人认为花时间研究一位“失败者”是个错误。

然而，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迷人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传记作者需要对历史进程抱以同情，并能对阿克顿在其中的独特工作产生共鸣；还要理解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在19世纪遇到的尖锐冲突——既有罗马教廷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也有教会内部的冲突；需要有对欧洲的个人经历并熟知欧洲史，尤其要关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天主教，以及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温和派；此外，他还需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上层知识分子有总体的了解，他们主持的优秀期刊能够为深入探讨问题的长篇大论提供版面，这是他们在20世纪格局狭小的后继者所做不到的。

罗兰-希尔符合以上所有标准。他是米娅·伍德拉夫及其家人的朋友；他受过历史学训练；凭自己的理智和经验，他能够深入到阿克顿的德国和意大利的生活背景之中；他对自由派天主教朝着阿克顿指出(有些古怪或夸大其词)的道路前进抱以同情。阿克顿留下的大量资料如今我们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材料并没有消除他的复杂性，但确实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对于想要探讨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个难题的人来说，较之他的任何微妙的政治言论，他的政治信念仍然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我非常欣赏罗兰·希尔的新作，并热情地把它推荐给读者。

后记

阿克顿记述过多林格先生的藏书，他说：“这个图书馆落满灰尘，十分珍贵，最挑剔的人也无复他求。我能够自由出入其间，他也能为我拿到附近大图书馆的任何书籍。”据说，住在多林格先生这所房子里的其实是那些书籍，而不是他自己。它们是他“更好的另一半”，地板上的书数以百计，书架上则数以千计，总共约有三万册。慕尼黑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二十万册藏书、手稿和档案，是当时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之一，1838年多林格担任该馆馆长以后，能够随意从该馆借书并带回家中，事实上保留数月甚至数年。他去世以后，人们发现他的藏书中至少有二千册书其实是归大学图书馆所有。阿克顿在多林格去世后写道，“他对这所图书馆中他在意的每一本书都了如指掌，他为了方便自己使用，制作了大量目录，以便于买到他想购买的任何一本书……他用复制本来充实自己大量的收藏”。’多林格对书籍的狂热也刺激了阿克顿，他后来在奥登翰姆努力建起了全英最大的私人图书馆。格兰韦尔勋爵同意提高孩子的补助，使他每年有额外的120镑用来买书，多林格则劝他买书时要精打细算。

阿克顿在家信中写道，“我太喜欢慕尼黑了，幸运的是我阅历有限，还谈不上不喜欢建筑风格，它们的总体效果无疑是非常好的”。。这一评论说的是慕尼黑城里风格各异的宫殿、剧院、教堂和公共建筑，独裁的路德维希一世(LudwigI)在这些建筑上一掷千金，旨在用他浮华的希腊品位去改造有着巴洛克风格的慕尼黑。慕尼黑的普通市民，或慕尼黑人，他们的住所并未被纳入王室这个用大理石复古的整容术之中，所以也不太关心这一现代化过程，尽管它实际上已经把慕尼黑变成了一座现代都市。慕尼黑人一般不喜欢浮华、自负和浪漫风格，这与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朴素格格不入。能打动他们心灵的巴洛克式的天主教，有或喜或悲的天使和圣徒环绕的祭坛，使人们记住了慕尼黑曾经是耶稣会的一个大本营。

一些天主教的核心要素还保留着。就欧洲的新教地区而言，慕尼黑变成了德国首屈一指的天主教中心，按阿克顿后来的说法，它是“天主教保守主义的总部”。但是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大都市一样，它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特别虔诚的地方。那里犯罪不多，教养同样不多。上流社会中虔诚的天主教徒寥寥无几，但在普通民众中却为数众多。启蒙与狂热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中都不突出。迷信仍然盛行，但是许多知识和宗派思潮，例如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之类，对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影响。

在阿克顿所处的年代，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及其造成的恐怖在民众的记忆中，要比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离他们更近。幸亏有巴伐利亚诸侯和天主教信仰，宗教改革的影响没能跨过多瑙河。普通的巴伐利亚民众对于新教徒同样信耶稣这事依然感到吃惊。当地民众口耳相传更多的不是马丁．路德的任何教义，而是他被骑兵追赶逃离奥格斯堡时，在客栈没有为一根炸香肠付款便匆忙离开。乡村地区依然保持着热情而又迷信的天主教风尚。

19世纪上半叶的慕尼黑在欧洲独树一帜，思想上很开放。这是因为拿破仑在1806年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以后，成立了一个由维特尔思巴赫家族(wittelsbach House)统治的新巴伐利亚王国，它包括原来的几个公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的巴伐利亚的两倍，而后者是当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大的一个州。慕尼黑的大学由国家财政支持，多林格并不喜欢这种局面。一个九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三千名大学生，这一点是很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当他们因为决斗而脸上“挂彩”时，这是深受大学生喜爱的一项活动。“有时他们的头发被割掉一大片……有时他们的鼻子被削掉一小块”，阿克顿向堂姐明妮·斯罗克默顿(Minnie Throckmotton)讲述他身边的事情时说。“他们一受伤就不打了。说不定我下次回英格兰时，就是个目光炯炯的独眼龙了，或者鼻子被剁掉了，或者一只耳朵装在口袋里。”加他故意作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

有必要交待一下这本书出笼的过程。感谢微信社交平台的出现，这个译本是七手八脚的产物。我和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们建了一个“庙小风大”的群，取其谐音，遂得“苗晓枫”这个“第二译者”。

这些同学的名字是(按汉语拼音排序)：蔡华旗、陈晔、褚向磊、冯丹、傅乾、高国升、高建明、郭圆、马红邑、盛积芳、孙易恒、万吉庆、魏鹤鸣、吴其亮，吴瑞升，他们有些仍然在读，有些已经毕业。这本书的初译，便是由他们完成。每人每周各自认领几页，分头翻译，随时在群里相互讨论切磋，然后由我统一校订和润色，集腋成裘，得此译本。

如今的英语教育，从中学到大学，不可谓不重视，年轻人为此耗时甚多。但多年学下来，能在学习研究中运用得心应手的并不多见。原因大概是现在的英语教育多半只为应试，不重应用，阅读、写作和翻译莫不如此。我想借翻译此书的机会，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因正规学术翻译不比一般阅读，遇到问题时你绕不开，偷不得懒。他们借此机会，既可深入体味英汉修辞方式的异同，语义转换的艰辛，又可了解一下阿克顿这个“近代最伟大的落魄历史学家”(汤因比语)，最重要者，还可养成服务于读者的志趣，不失为一举多得。

不言而喻，虽是七手八脚的产物，包工头是跑不掉的。书中遗留的任何问题，读者仍当唯我是问。

冯克利，2017年3月9日于济南历山南麓

1939至1945年间，约二十万患有残疾及精神疾病的德国人成为了强制安乐死的牺牲品。阿利在他的这部资料详实且极具阅读性的最新作品中，向世人解开了德国在纳粹政权统治时期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位现居柏林的德国历史学家、记者在此书中通过详实的材料及大量对当事人的采访，在 一定程度上为读者还原了这一骇人历史事件的真相。 作者最终写道：“正是因为德国人民接受了对本民族自身的屠杀，才使纳粹统治者有了信心，在缺乏有力反对声的情况下走向更大的罪恶。”

《英语民族史卷四:伟大的民主》:本卷叙述了“日不落帝国”在十九世纪的辉煌与荣光。随着拿破仑时代于1815年的彻底终结，欧洲大陆精疲力竭，大不列颠的扩张规模和称霸程度空前绝后；操英语的民族独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拓殖，趁荷兰国力衰落之时，南非也被其攫入怀中；在东方，维多利亚王朝并不满足于只拥有印度，它的炮舰开始轰击另一个更加巨大的古老帝国——中国；发生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后来的血腥内战并没有给英美关系造成致命创伤，大西洋两岸的英语民族仍然保持并发展着强有力的联系，一个废除了奴隶制度的统一的美国反而为未来强霸的“英语帝国联盟”奠下了巨大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