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故總統蔣中正先生逝世四十週年，國史館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並於蔣中正逝世週年前夕舉辦新書發表會，以資紀念。 蔣中正的一生不啻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然而他的歷史地位，迄今仍難被持平而論。近年來由於新史料的開放與新議題的推陳出新，蔣中正的相關研究已有大幅進展，「蔣學」蔚為近現代史研究的新潮流。國史館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實正當其時。 國史館所藏國家重要檔案文物以行憲後歷任總統副總統的文物為大宗，其中尤以蔣中正的史料最多且最為完整。國史館即以這批珍貴檔案及現有的傳記資料為基礎，並參考「蔣中正日記」等新史料及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編撰蔣中正從出生到逝世（1887-1975）的畢生年譜，勾勒其生平大事、揭示其治國理念、描繪其行動軌跡，還原其本來面貌。 過去的蔣中正年譜和傳記，或受到統治者或敵對者的意識形態、政治壓力與宣傳的影響，敘述立場多有偏頗，又因許多史料並未開放，難以一窺全貌，而且也鮮少能有記載其完整生平者。《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則正反史料並陳，立場不偏不倚，論述沒有忌諱，不製造偉人神話，並且引述許多最新公開的第一手珍貴史料，讓蔣中正還原成為一位客觀的歷史人物，完整呈現其真實的一生。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六十年的探索和创新，建立了完整学科体系，发展迅速、成就显著的一个历史分支学科。本书以概述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对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程和进展做了系统梳理，重点介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有代表性的不同学术观点及其所持的主要根据，实事求是地评介了以往研究中的成败得失，酌情展望了未来前景。本书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言 十多年前的1999年，我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期间，为纪念新中国诞生50周年，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研究工作中有所遵循和鉴戒，曾与黄春生、徐秀丽两位副主编商议以“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主题，于这年的第5期推出一期专刊。随即拟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晚清政治史，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城市史、妇女史、青年运动史、工人运动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等24个专题，约请内地一批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学术回顾文章，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以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并得到众多知名专家的支持。后因每期刊物的篇幅有限，无法一次容纳全部来稿，原定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仅刊发了其中16篇，其他8篇便与这16篇一起结集成《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交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 这期《近代史研究》和《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出版后，引起历史学界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广泛关注。《近代史研究》出版后，不少读者致函编辑部要求邮购，有的高校历史系学生甚至人手一册地购买，使这期刊物成了多年来发行量最大的一期。《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初版于2000年4月，2002年7月出了第2版。2003年8月，或许因为这是新中国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概况的著作，又被国务院批准的高等教育211工程“十五”建设重点项目之一的“高校经典教材数字图书馆工程”列为入选书目，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制成电子图书，供100所“211工程”高校、400所有研究生培养任务的高校和1000所普通高校的师生网上阅读。2008年10、11月，我在台北访查史料期间，也听到多位台湾同行朋友谈起此书，说“这边也卖得很好”，问我“有无兴趣继续做下去”。看来，这书对人们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是有所帮助的。这是我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乐于重操旧业，编辑这本《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的主要原因。 本书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修订、增补而成。除了由我将各专题统一改成章节体外，主要是在内容上增加了“概述”一章和各章1999年以后的研究概况，有的还写到了2012年。对于1999年之前的研究概况，有些章节也作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而对研究概况的介绍则主要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不能事无巨细，一一介绍研究者涉及的所有问题，因而只能重点介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在某一领域研究得相对集中、相对充分，而且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叙事详尽的研究成果。二是客观介绍研究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对有分歧的问题，同时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力求避免只介绍，或多介绍自己赞同的观点和支持自己意见的观点，不介绍，或少介绍自己不赞同的和不支持自己意见的观点。三是对于某些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较为广泛的有代表性的观点，酌情介绍研究者所持的主要理由和关键性的事实根据。四是对以往研究中的成败得失和未来前景适当作些实事求是的评述和切实可行的展望。当然，凡事说来容易做来难，虽然尽可能如此做了，但在读者看来，很可能觉得实际并不尽如人意，那就只好恳祈多加曲谅了。 至于其他方面则一仍《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旧例，未作统一要求和改动。如在内容方面，保留了该书的23个专题，仅“教育史”一章，由于原作者王炳照先生已经故去，其他学者又不便续貂，只好忍痛割爱。在作者方面，绝大部分还是该书的原作者，唯“社会史”“北洋军阀史”“史学史”等少数几章，因多种原因或更换了作者，或增加了新的作者。在体例方面，本着尊重作者多元选择的原则，除了将每个专题改为一章外，各章的具体写作体例均未作统一处理：有的按问题性质分节，有的依时间为序分节；有的侧重于观点介绍，不加评论，有的观点介绍与评论并举；有的以介绍专著为主，有的以介绍论文为主，有的二者兼而不废，相对全面。在文字表述方面，有的以自我叙述为主，不多加引用，有的引用多于自我叙述；等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统一各章体例，我为一些没有拟定分节标题，仅以“一、二、三”之类的数字划分段落的篇章代拟了分节标题，并酌情调整了一些篇章的分节标题。为平衡章节间的字数，还对个别篇章作过一些删节，有的删节得较大；有的推倒重来，进行了整体改写；其他大多数则主要是对个别史实作修订和增补。这方面如有什么不妥，均与原作者无关，当由本人负责。不过，我也保留了个别篇章中就一部专书的整体要求来说，似不宜保留的部分稍显重复的内容，没有将其一并删去。这是因为：（1）当初设计篇章时，忽略了有些篇章存在部分史事重叠的现象，已难以绝对避免；（2）本书虽由24章组成一个整体，但各章又事实上单独成篇，须适当兼顾各章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内在逻辑性；（3）它们虽稍有重复，但各自重点不同，详略不一，可互为补充。此外，本书所介绍的研究概况，大多均直接来源于相关原始论著，且详细标明了出处，读者可径直查考。而涉及的人物又有限，记载也相对集中，因此，为节约篇幅，不再另列人名索引。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各位专家的热情赐稿，其次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慨允纳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丛书系列出版，第三还要感谢该社张小颐、刘志兵两位先生的指导，特别是刘志兵先生在文字简洁、注释规范、规制把握和编纂主要参考文献等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无奈我学识浅薄，能力有限，挂一漏万，甚至错落真知灼见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曾业英 2013年10月于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

本書收錄近代人物年譜113種，資料翔實，體例謹嚴。譜主100人，即王闓運、蔣萼、李士彬、周馥、童以謙、呂海寰、孫振烈、王季寅、張世英、朴興文、李思敬、王懋官、張德彝、潘逢泰、關蔚煌、王甲榮、晏安瀾、寳鎮、周憬、陳慶容、陳璧、張勳、李鍾玨、許南英、徐世昌、高覲昌、韓國鈞、 陳夔龍、段兆鼇、袁世凱、梁濟、趙啟霖、嚴修、周宗麟、莊景仲、殷葆誠、庸叟、張學華、王陳常、鍾壽康、張茂鏞、秦恩述、黎元洪、王守恂、周慶雲、段祺瑞、吳永、吳廷燮、陳炳華、陸洪濤、張之漢、汪聲玲、王錫彤、羅傑、鈕澤晟、謝震、莊蘊寬、張相文、夏辛銘、吳士鑒、蕭瑞麟、楊壽枬、陳聞韶、朱士煥、陳毓瑞、鄧鎔、袁嘉穀、邵章、朱啟鈐、潘鳴球、權量、袁毓麟、李學詩、譚新嘉、錢文選、劉潛、榮宗銓、馮汝玠、張培爵、謝持、謝蔭昌、陳其美、王楫唐、吳恩培、李贊皋、蔡煥文、崇雯、章嶔、蔡鍔、鄭裕孚、傅熊湘、汪兆銘、吳梅、陸費逵、李景僑、錢基厚、牛惠生、劉咸炘、吳芳吉、易雨仙等。此前本社出版的《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歷代婦女名人年譜》《晚清名儒年譜》中收入的辛亥以來人物年譜，本書不再收入。

《繆荃孫全集》日記部分，又稱“藝風老人日記”，為全集的重要部分，收錄了繆荃孫從1888年至1919年間32年間的日記。全書共四冊，按年代分卷編排，詳細記載了其學術、交遊等活動。書後附有人名索引、書名索引。

（ 西路军、瞿秋白研究第一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先生精选文集） 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在哪里？ 红军何以败走苏区？ 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位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非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组织？ 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在哪里？真是“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吗？最终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究竟是哪一位领导人？ 陈独秀与瞿秋白，二人既是旷世的才子更是聪明绝顶的学者，他们的人生，本应属于讲堂和书斋，然而时代的浪潮，把他们推上了政治，走了一条书生从政的悲辛之路……为什么说陈独秀成为中共第一位代人受过的替罪羊，直到他百年之后仍然蒙羞？AB团肃反的“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在哪里？19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何以失败？何以说胡乔木是“亦官亦学”？…… 学者陈铁健精选五十年来学术研究成果，探古发微，寻求历史真相，成此巨册。

1.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终其一生，对其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梁启超综合研究领域的市场空缺。 2.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3.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的最终一面？ 4.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 5.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6.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梁启超的时间都去哪了？ 7.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面对种种困惑，面对种种不解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女士历时八年，推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一生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更是有别于市场的泛泛读物。

虞坤林先生整理汇编的《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填补了日记学研究的一段空白。在这部书中系统的收录了作者搜集到的1900年以来的国内部分日记1100余种，并酌情收录了1900年以后涉及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士日记30余种。在行文方面，以日记作者的姓氏笔画数为顺序排列，在每一个条目下，分列篇目、作者、版本、日记跨度（有的还有日记内容的简单介绍）、作者简介、收藏单位六部分，条理清晰。与此同时，为了更便于读者的检索利用，在书后还附有《日记篇名目录（笔画）》、《日记著者目录（笔画）》、《日记著者目录（拼音）》三个索引。 虞坤林先生专注于近现代日记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编纂的《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一书条分缕析，为读者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各色人物（包括一小部分国际人士）日记的概貌。一方面，从日记这样一个全新的独特视角，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另一方面，这部书系统的收录了近1200种日记的大体情况，尤其详细注明了收藏单位的情况，是一部研究二十世纪日记的重要的索引式工具书，极大的便利了研究者的查阅利用，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线索。

日据台湾五十年的鸦片制度，本质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经济榨取殖民地台湾，并将鸦片及新式毒品作为隐形武器来侵略东亚的丑恶历史。日本利用台湾鸦片生产的副产品，研制出大量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及大麻等新式毒品，并以军事入侵为先导，将这些新式毒品作为侵略东亚各国的隐形武器，长时间秘密地输入到中国、朝鲜等东亚各国，以鸦片收入来给养战争的方式，实施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国家贩毒”。

缠足与反缠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争斗曲折而绵长，相关研究却多偏重于一方，《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则将近代中国的缠足及反缠足运动的双方统一纳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平等看待，重建了近代中国的缠足与反缠足运动进程。全书以时间为序，详细梳理缠足与反缠足观念的变迁和反缠足方式的发展变化，并结合重点省市，如四川、山西、云南、北平情况，从社会和思想两个角度对反缠足运动的努力与成效进行考察分析。

本书为《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增订本，内容上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除了补入作者近年来新撰写的人物个案研究（如李慎之、王元化）之外，主要增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宏观图景”系列，并将全书分为五编，外加一个介绍作者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附录，《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这样，既保持了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的风格，又提供了更广阔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宏观视野，树木之外，又见森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一個分裂的中國社會。它既不能單純依靠黨組織的力量由上而下地駕馭此一分裂社會，又不想讓自身被此一社會所吞沒，所以中共必須一方面透過統一戰線包容社會的多樣性，同時又要發動階級鬥爭重新撕裂中國社會，使統一戰線與社會的多樣性服從於黨的領導，並在此一階級二元分化的社會基礎之上，建構一個更龐大的黨國組織。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正是上述歷程的具體表現。

《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收录了我国明末至民国初年近6000种汉译西学书目，部分重点图书撰写了内容提要，编著者以其发掘的新史料，阐释了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近代“西学东渐”在中国文化史上深远意义的独到研究心得，是这个历史时期“西学东渐”的如实记录和全面展示。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经中共中央批准，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之际，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批著名研究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的专家学者历经十多年，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吸收了近年来最近学术理论成果，隆重推出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 《年谱》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探索。从这部年谱中，可以了解毛泽东在这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到几乎每一天的情况。 《年谱》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以档案材料为依据，采用客观记述方法，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而翔实。

这本书虽以国共为题，却并不要按照冷战模式去两分世界。它试图说说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试图讲讲人在大环境中的命运。按照作者的脉络，冷战是内战的继续，内战是二战的继续；而二战又是一战的继续，一战更是以往大小血腥权力争斗的继续。民（种）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助于我们反思人类社会二十世纪的野蛮属性，文化差异也自然不能通过扩大对立去弥合。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通过历史去体会、理解的场景，一个反思的机会和希望。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的學術代表作 本書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 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 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結晶，專門研究19世紀時期清王朝統治中國鄉村的政治體系，特色在於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探討清王朝對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設置、理論和實際運作情況。全書共分三大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即研究村莊、市集、城鎮的劃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分別探討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稅收性的里甲制度、饑荒控制性的糧倉體系和思想統治體系的設置情況。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分析了家族同這個統治體系的關係，以及鄉村對它的行為反映。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傳統的國對地方控制的經典著作。

西方的鑄字印刷術東傳，不僅全面取代中國木刻印書傳統， 更深刻地影響百餘年來的書籍文化。 直至十九世紀為止，中國人主要以木刻印書已久。這項千年以來中國圖書文化的重要特徵與技術基礎，卻在十九世紀遭遇傳教士引進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戰，並在同一個世紀末被普遍地取而代之，進一步引發了中國圖書文化的連串變動。 本書內容主要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1807年來華至1873年為止，六十餘年間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以及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這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出版的精細之作，也在印刷出版史、中外關係史、文化交流史與漢學史等研究領域深具意義與貢獻。 本書作者根據第一手資料――傳教士的手稿檔案，從縮微膠捲奮力抄錄了幾十萬字左右的書信內容，透過對大量英、美傳教檔案之爬梳，發掘許多為人所不知曉的印刷所的歷史、印工故事，探討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對相關近人研究，多所採納更正。在大量傳教檔案資料中重構史事，發為文字，殊為不易，然全書卻見敘述嚴謹、井然有序。透由本書可以瞭解中國圖書生產技術轉變的過程和全景，勾勒出西方印刷術來華完整與清晰的一幅圖像。 印刷方式的改變不僅使中國圖書捨棄了本來「中式的外衣」，改穿起「西裝」，還進一步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和保存維護各個環節都連帶轉變，深刻地影響了百餘年來的圖書文化。

《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从地方百姓的生活经验、华南地区的社会转型、教育机会与个人升迁、近代报业与政治舆论、香山人的商业网络与居住形态等几个方面，探讨16-20世纪初数百年间，在全球海洋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对周边地区以至中国整体发挥的示范作用与辐射效应，并尝试从澳门的历史经验出发，对中国19、20世纪之交发生的巨变，提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解释。 程美宝等编写的《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探讨16～20世纪初数百年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从外部世界把那些新事物新思潮带进中国，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写了中国历史。 在中西接触的过程中,澳门发挥着向周边地区示范与辐射的作用,中国最早就是通过澳门而接触西方的.本课题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平民百姓如船民、仆工等,如何通过掌握一些外国语言和技术,而无声地改变了物质文化.第二部分讨论澳门的一些教会学校,如何让周边华人接受西方

《林一厂日记》共22册，用党史会稿纸，毛笔行草书写，无标点。整理时，加以标点，未删节，全编约八十万字。记事起迄为1942年7月12日至1947年12月5日。中间因故因病，小有缺记。该日记除记家庭生活，个人琐事外，因它原称“工作日记”，故详记党史会内部运作，史料征集、签注、人事关系及内迁过程。其主要价值在于，它引录了大批未刊资料，例如：（一）抄录了大批征集未刊的孙中山等人的史料；完整记述（引录呈送资料）孙中山家世、祖籍源流纠纷（争议）资料。（二）抄录（或摘录）各省区党部征集送呈的记述辛亥革命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包括：贾道曾撰《兴中会史料汇编》；胡去非《总理事略》、苏鹏《柳溪忆语》；曾朴《辛亥革命漫忆》；陈功甫《中国革命史》；田桐《革命闲话》；杨虎《革命缀言》；郑祖荫《福建辛亥光复史料》；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党史会编《蔡元培传》；严恩纹《中国国民党通俗党史》；杨铎《辛亥建国大纲史稿》；曾省三《武昌首义之缘起》；龙铁元《鳞爪集》，以及林一厂所撰《叶楚伧革命史迹》与代曾养甫撰《丘仓海（逢甲）先生革命事略》等，上列各篇，多数是未经刊印者。（三）记述国民党基层活动情况，政治动态（如“五五宪法”条文及制定全过程与重庆谈判），社会乱象，市场物价。（四）摘录二战期间战事发展、大战结束前后中外重大事件及交涉。相关记述，足资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抗战史、宪政史、党派关系史者之参考。 日记手稿整理规范。卷首置《整理说明》。篇末附龙铁元所撰《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纪事》（已刊，转录）及《林一厂先生年表》。

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选辑了1895～1912年莫理循任《泰晤士报》记者期间，先后从暹罗、缅甸和中国发出和收到的来往信件530封。下卷为1912～1920年任袁世凯政府顾问时的往来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