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1872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 British merchant Ernest Major founded one of the longest-lived and most successful of modern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the Shenbao. His publication quickly became a leading newspaper in China and won praise as a "department store of news," a "forum for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and moral challenge," and an "independent mouthpiece of the public voice." Loc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it was fre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Paradoxically, in a country where the government monopolized the public sphere, it beca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dependent newspapers. As a private venture, the Shenbao was free of the ideologies that constrained missionary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t it also lacked the subsidies that allowed these papers to survive without a large readership. As a purely commercial venture, the foreign-managed Shenbao depended on the acceptance of educated Chinese, who would write for it, read it, and buy it. This book sets out to analyze how the managers of the Shenbao made their alien product acceptable to Chinese readers and how foreign-style newspapers became alternative modes of communication acknowledged as a powerful part of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within a few years. In short, it describes how the foreign Shenbao became a "newspaper for China."

《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 》以1920年代的北京知识界为考察对象，试图从报刊史、教育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多重角度，关注这一时期以同人杂志和高等学府为中心所构建的舆论环境和文人集团。从这个角度看，虽然论文讨论的课题不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人团体和舆论氛围，但论述的切入点并不大。因此，《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 》的写作方式，将有意识地从最细微处的盘根究底开始，试图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逐步呈现出那个时代最为清晰完整的一副影象。因此，《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 》并不会专注于对刊物进行逐卷逐号的梳理，而是以相关的问题和现象为中心。

该书主要探讨中国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各团体在内）的整体组织，并把它定位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结构之中，探讨范围基本上限定于1890年代到1920年代的广东地区——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舞台。作者试图对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的模式化，理论化的探讨，并试图生新考虑中国国民党及其所建立的政治体制的历史意义，同时希望对关于中国未来的思考能做出一些贡献。

黄遵宪，字公度，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嘉应州（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出使阶段（1877～1894）；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乡居阶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绪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本书搜集黄遵宪著作力求完备。全书共收录集主著作150万字，分为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和专著六编。分别收录：诗1135首、词11首、曲赋2首、联语19对；文录55篇；函电226通；公牍64件；笔谈5种；专著为《日本国志》。书前有图16张；书后附录黄遵宪传记资料选辑5种。

近代中国海禁重开以后，大批西方传教士的接踵来华，成为晚清以及民国时代中外交往领域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事实上这个成分复杂的特殊群体的在华活动，涉及到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已远远超越传教范围。本书根据第一手资料，为其中最著名或在某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30多位人物分别立传，传中大量引述档案文献、书信日记，以及作者采访这些人物后裔亲属所得的口述史料，多系一般专书中罕见，从而为从事近代史学习和研究的广大文史爱好者，以及各专业学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中国海关大约始于宋朝，称“市舶司”。明朝实行“海禁”，市舶司撤销。？至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四年）解除海禁，翌年设置闽海、粤海、浙海、江海等关，设海关监督，一般由皇帝钦命当地兵备道官员兼任。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实行闭关政策，仅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 一八四O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五口为通商口岸，但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仍然控制在清政府手中。 一八五三年九月，刘丽川率领小刀会在上海起事，捣毁江海关，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打着履行庄严条约的旗号，以保障中国关税的征收为借口，发布了上海《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规定：外商应向英国领事缴纳关税。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紧随其后，也公布了一个与英领事大致相同的章程，以求利益均沾。 不久吴健彰被任命为苏松太兵备道兼管江海关，遂向英领事交涉在海关原址恢复办公，但遭到拒绝，并被告之：“若设官必须在租界之外”。同年十月，吴健彰通告停泊在浦东的两艘？船为临时水上海关，拟事征税，但英、美、法等国领事不予承认，声明他们有权准许其国船只可自由地进出上海港，而无需缴纳任何关税。 一八五四年二月，吴健彰不得不改在苏州河北岸虹口租界外设关，但因报关结关货船寥寥无几，吴健彰只得又于闵行及白鹤港增设两分卡，英、美、法领事又以根据条约应在通商口岸征收关税为由，再次反对，其目的就是要染指中国海关的关税征收大权。其后各列强又做清政府的工作，两江总督怡良遂令吴健彰“速将上海商税事宜，从长计议，妥为办理，勿致各夷有所借口。”吴健彰遵令与英、美、法领事会商，结果达成多项条款，其中最重要一款即由英、美、法各推一人帮办关务，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同年七月十二日，由英国的威妥玛、美国的贾流意、法国的史亚宝正式组成江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是为中国海关任用洋员之始。从此江海关行政管理权旁落，中国海关便逐步形成两个互不统属的征税部门，即一个由海关监督或各地方官吏管辖下的常关（钞关、大关、工关、户关、老关），管理原来管辖的华商民船贸易的华税征收事宜，另一个则是外籍税务司管理对外贸易关税征收事宜的海关（洋关、新关）。 为进一步扩大各列强的在华利益，一八五六年英国与法国在俄、美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分别于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O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增开牛庄（今营口）、登州（今烟台）、台湾（台南）、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淡水（今台北）、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在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确定了值百抽五的不平等协议低税率，同时还规定聘请外国人帮办中国税务。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何桂清指派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管新关总税务司，至此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正式确立，美、法两委员退出，关税管理委员会自然解散。接着何桂清派李泰国与费士莱、吉罗福和赫德等去广州创办粤海关，并于一八五九年十月正式成立。随后又去汕头设立潮海关，派他人开办镇江、浙海（宁波）、津海（天津）、闽海（福州）、江汉（汉口）、九江、厦门、淡水、东海（烟台）、山海（营口）、打狗（旗后）等关。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同年五月李泰国在上海受伤，请假回国修养，六月三十日总理衙门批准由李泰国指派费士莱、赫德共同代理总务司职务。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赫德正式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一八六四年五月赫德奉命将海关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至此，已辟新关十四口，此为创办时期。自一八七六年《烟台条约》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开放了一个个口岸，至一九O九年十二月，次？开办了琼海（今琼州）、？海（今温州）、宜昌、北海、芜湖、九龙、拱北、龙州、蒙自、重庆、亚东、苏州、杭州、思茅、三水、梧州、胶州（今青岛）、金陵（今南京）、三都澳、岳州、腾越、江门、长沙、南宁、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滨江（今哈尔滨）、大连、珲春等三十关，前后共设海关三十五总关及万县分关。其间，一八九四年八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台湾，一八九六年六、七月间，淡水、打狗、台南三关相继被迫关闭。一九三一年一月远津海关（后山海关）秦皇岛分关升为总关。 一九O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海关改隶该部，海关仍可插手外交事务。一九O六年五月十四日，清廷设立税务处，海关所有华洋人员归其节制，这意味着海关干涉中国外交事务的结束。一九O八年赫德因病回国休假，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日病逝英国。 一九一O年四月清政府任命安格联为副总税务司，一九一一年六月署总税务司，同年十月正式任命安格联为总税务司。时逢辛亥革命，安格联乘机夺取中国关税税款保管权，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因不执行开征二. 五附加税而被免职，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北京政府令派易纨士为代理总税务司，一九二八年十月被免职。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关税处，十月改为关务署。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海关总税务司署迁至南京，归关务署管辖，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被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东北海关爱珲、滨江（哈尔滨）、延吉、奉天（沈阳）、安东（丹东）、山海、大连相继沦丧，分别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被迫关闭。同时在山海关建临时海关，受秦皇岛关管辖，负责处理东三省海关税收。 一九三六年一月自设雷州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秦皇岛、津海、龙口（分关）、东海、威海卫（分关）、胶海、江海、镇江、金陵、苏州、芜湖、杭州、江汉、九江、厦门、粤海、江门、三水、南宁、琼海、北海、长沙、龙州（分关）、宜昌、浙海、闽海、？海、九龙、拱北、腾卫等二十七个总关三个分关相继沦陷关闭。但总税务司梅乐和听命于英国政府，为维护所谓的海关完整和保全对沦陷区海关的统治，竟牺牲中国利益，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和日本签订了非法的关于中国海关协议。 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伪满政权，掠夺东北海关并设立伪满海关。一九三七年底日本又扶植傀儡政权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温世珍为津海关监督兼秦皇岛海关监督，在北平设立总税务司署，派伪满洲国海关关员松原梅太郎为总税务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上海特区，强行接收海关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囚禁梅乐和及其它华洋要员，胁迫汪伪政府任命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日本人岸本广吉为总税务司，成立汪伪总税务署。先后设立秦皇岛、龙口、威海卫、津海（北平分关）、江海、东海、胶海、厦门、潮海、粤海、琼海等关。另有蚌埠、江汉、安庆、苏州、杭州五个转口税局及海关转口税征所，南京总所和海关转口税宁波征收所。、一九四三年蚌埠、安庆两局裁撤。 一九四一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在重庆设立总税务司署，在梅乐和未到重庆前，由腾越关总税务司周骊代行总税务司职务，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办公。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梅乐和到达重庆，奉命复职，同年五月退职。随即财政部派美籍税务司李度署理总税务司，因李度尚在美国，遂由丁贵堂暂行代理。八月十六日李度抵渝视事，是年十一月令丁贵堂为副总税务司，一九四四年四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李度为总税务司。 沦陷区海关被夺权后，关税损失严重。国民政府根据需要，对原有海关进行调整，一九四二年一月将蒙自关改为昆明关，二月改腾越关为昆明分关，四月改北海关为南宁分关，五月改思茅关为昆明分关，一九四五年一月龙舟关改为南宁支关，改梧州关为雷州关之关。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十月先后增设兰州、西安、洛阳、上饶、曲江、昆明、万县等七关，一九四四年二月又增设新疆关。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派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前往上海接收汪伪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及其它收复区海关并办理恢复沿江、沿海助航设备事宜，随后重庆总署各科室陆续迁回，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成立总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重庆设驻渝办事处，处理善后，同年八月驻渝办事处撤销。 抗战胜利后，我国对外贸易以沿海边境个要塞为主，遂将各关进行恢复、合并、裁撤。台南关恢复，打狗关复办并入台南关，淡水关改称台北关，一九四六年六月琼海关改为雷州关支关，思茅关改为昆明关支关，腾越关改为腾卫关，一九四六年裁撤宜昌、沙市、长沙、兰州、西安、洛阳、上饶、曲江、岳州、九江、芜湖等关。一九四七年八月梧州改为粤海关支关，十月南宁关裁撤，一九四九年三月重庆关改为江汉关分关。鉴于财务部关务署将迁广州，海关总署决定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同年十月新中国成立，海关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中国旧海关，自成立之日起就深深的打上了殖民主义烙印，除正常的海关业务外还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他兼办港务、航政、气象、检疫、引水、灯塔、浮标、治港治河、经办外债、赔款以及邮政为主的洋务，管全国海关所在地五十里以内的常关；代订国际协议；代办国际展览；代为整理国内公债，发放外交使领馆经费及军警薪饷，一九二九年建立海陆缉私武装舰队，代我国巡防国境等，权利早已超出正常的海关所属范畴。 中国旧海关在近百年的活动中形成了大量档案，仅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就多达五万余卷，涉及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海关出版物也是琳琅满目，在众多出版物中内容之丰富，数据之完整，时间之长久者，当首推贸易年刊。自一八五九年起江海、粤海两关即将各自贸易资料统计 ？编成册，公布中外，随着设立关口增多，贸易统计报告所收内容也逐步增加，海关总税务司署于一八七三年在沪设立造册处，统一编制贸易统计年刊，一九三二年改称统计科，因中国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海关曾帮助当时藩属国朝鲜管理海关，故中国海关贸易统计年刊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三年，将朝鲜通商三关（仁川、釜山、元山）贸易册作为附录包括在内。经过近六年的精心整理和准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海关总署办公厅联合，将九十年来的《进出口贸易报告》、《贸易统计报告》、《中国各条约口岸贸易统计报告》、《根据条约向国外开放贸易各中国口岸贸易统计报告》、《各口岸贸易统计报告》、《各口岸贸易统计报告和调查报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贸易统计报告和调查报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总）册》、《通商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年报》、《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月报》、等？辑出版，定名为《中国旧海关史料》。 （二） 《中国旧海关史料》大致有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贸易统计，第二部分为贸易报告，内容所涉及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西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台湾、四川、重庆、新疆、甘肃、陕西等，城市多达六十余个。 贸易统计方面。《中国旧海关史料》以贸易年刊为主，主要内容涉及当时贸易、汇兑、关税、金融等方面，且按年、关口、国别分别列出了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数据，准确地记载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汪伪政权及伪满洲政权各统治时期，各关各种进出口货物的数量、货值、税收额及减免税等，论述了各个时期关税协议的情况，记录了每年各国货船进出各关的数量和吨位，进出各关的华洋人数、移民等情况，还列出了各个时期的币值变化及厘金、船料的征收。另有税款征收后，偿还中国借款和因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还款赔款数额，关余情况等事宜。 例如出入口货物货值方面。纵观九十年中国的进出口纪录，中国只有入超而从无出超，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从进出口货物的内容看，出口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主要是工业产品及生活用品，如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三年共进口火柴一百七十七万O一百一十一各罗斯（每各罗斯为一百四十四盒），货值二十九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两；进口铁条，六十三万五千一百七十七担，货值一百四十三万五千八百O六两。特别是一八五九年后列强对清政府威逼利诱，迫使其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各国便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中国旧海关史料》贸易统计资料提供了各列强向中国疯狂倾销鸦片的见证。仍以此三年为例，共销售了十四万九千六百零九担，货值八千一百七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两。这还只是正常的进口，走私未列其中。由此可以看出，鸦片的进口货值远远高于其它工业及生活用品的进口货值。 再如洋行方面。洋行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倾销其剩余工业产品的主要执行机构。《中国旧海关史料》对在华洋行数及从业人员有详细统计，例如：一八九五年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设立了六百0三家洋行，从业人数一万0八百五十五人，一八九七年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设立了六百三十六家洋行，从业人数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七人。尽管外国洋行在中国数量时有增减，但从业人数却逐年增加，说明其规模在不断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不断加深。 旧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对外关系，主要是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侵略、掠夺的关系。《中国旧海关史料》以丰富的对外贸易资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英、美、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百年以来在中国的角逐及势力的消长。 贸易报告方面。从中国近代关制沿革可以看出，列强控制下的中国近代海关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征税机构，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它的触角伸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列强窥探中国、研究中国的窗口。在《中国旧海关史料》中，这方面的情况主要反映在调查报告上，既以“论略”为中心，并辅以总结性的“十年报告”（该报告止于1932年海关总税务司署成立统计科后）。当时海关总税司规定，各关口每年需将发生在本地区的重大事件上报总税司，并对本关的贸易状况做一个总结性的概述，对影响贸易状况的因素一一分析陈述，故本书中有大量的调查资料，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教育、宗教、交通、地方行政、社会状况等，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大量正史和地方志中所没有的原始调查数据，特别是数据性的数据。 例如自然灾害方面。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而自然灾害在当时经济、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故此，当时的海关调查报告对其格外关注，记载十分详实，包括各种自然灾害的灾情程度、受灾范围、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的数据以及灾后所带来得一系列社会动荡等，对研究中国近代的灾变史、社会史等，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现仅罗列数条于后，以具管中窥豹之能。 一九0一年江西大水，九江关有如下记录：“六月初五日，江水高至尺度表四十五尺，乃历来最高，比三十二年前之洪水尚高三寸。”此次大水有有四十多个县被淹，灾区田亩几乎颗粒无收。 一九0一年湖北大水，沙市海关记录：“灾民六十万。”同年安徽水灾，无湖海关记录：“受灾地约有二十州县，灾民三百万人。” 一九一四年吉林省延边地区水灾，龙井村关记录为：“阴雨连绵七十五钟点之久，甚至数礼拜水旱各路均不得经过。” 一九一五年广东大水，三水口海关记录道：“七月初旬，西水聚至，十一日围中一带平原，水深二十英尺。”并引用当时三水县长王思章的统计：“仅三水县内重修基围需款八十七万二百八十一元。” 一九三四年湖北省先旱后涝，据当年沙市海关调查：“五谷损失约三千万公担，值九千万元。” 一九三五年发生在冀、豫、陕、晋、鲁、绥远、察哈尔、苏北、皖北及湖北、四川、浙江的大水，海关报告损失：“国币达四亿五千万元，为数之巨至甚惊人。” 自然灾害带来了物价飞涨和社会动荡，一九一五年广西南宁关报告洪水过后：“米价每担贵至十二元之多。”而未发洪水前米价每担七元左右。一九一0年，因上年湖南发生大水而引发了抢米风潮，且蔓延至湖北、安徽数省。 除水、旱灾害外，虫灾、地震、火灾也屡有发生。 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九年镇江关、宁波关分别记述了蝗灾情形。一九一八年汕头关报本处大地震“毙命两千余人。”一九一四年安东发生森林大火，据安东海关报告，日金损失约达一百五十万元。一九一八年温州海关报告：“十二月三十日大火，延烧至二百五十间之多。” 不但旧中国自然灾害频繁，瘟疫亦为流行，一八九二年蒙自关报告云南：“痒子症（鼠疫）盛行，毙者一千五百余人。” 一八九七年厦门关报告：“四月初见结核，至八月二十日方见净止。” 一九0三年龙州关报告：“霍乱三月初至五月杪，死饥疫约有千数百人。” 一九一一年东北爆发鼠疫，哈尔滨关报告：“东三省约有不下七万人死亡。”同年吉林关、奉天关对此疫情也有报告。一九一九年安东关报告：是年“患虎疫（霍乱）者共一千二百二十一人，致死者五百五十四人，日本居留地内患疫者共三百三十人，死者一百五十六人。” 又如人口统计方面。中国旧海关对当时各关所在省份的人口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外籍人口及外籍入境人数等，反映了当时部分省市的实际情况。一八九五年台南关报称本地有居民：“二十五万人，淡水十万人。” 一九0九年苏州关报称：“城内有四万九千四百九十四家，城外则有一千一百二十二人。”其中“男为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五人，女为五万零六百七十七人，户口为二万九千九百二十七户。”并指出男多女少的原因。一九一六年长沙关报称：“本城内外户口椐十月份调查，共计五十三万八千八百多口。” 一九一0年龙井关报称：“华人三百五十人，朝鲜人二千一百人，日本人三百二十人。” 一九一三年龙井关报称：“上年入境韩民一万二百五十名，本年二万二千一百五十名。”并列有韩民所占耕地亩数。同年龙井关报称该处有居民三千八百六十人。而一九二七年哈尔滨关报称：“仅此一年激增移民五十万人。”估计一九二八年全国各地将有“四百万人移入东三省”，尽管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整个北方地区的人口流动倾向。 旧时海关对各地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发展情况也有详实的记录。广西梧州关在一八九七年记述了该地“设西学馆，专教英文、算学”，并记载所请教员、所收学生的数字。湖北沙市关记述了一九0三年该地设立“蒙学堂，共收学生四百人”，并列举了所开设的课程。同年海南琼州关记述了该地所设学堂“添设英文一门，各学生欲专学英文，或专学法文，亦或英法兼而学之均听其便。” 一九0六年苏州关记述道：“该地共有官立二十五校，公立二十一校，私立亦有二十八校之多，女学堂尚有四校尚未记入。”还介绍了该地区的学制，及入京师大学堂师范堂的标准。南宁关记述适时该地：“设立学堂小者四处，中学者一处，师范学堂一处，法国教会设立法文学堂一处。”两年后该关再报该地“创立模范学堂收学生四百五十人，女书馆已开学。”同年重庆关对川省的小学、中学、专科学校数量、经费来源、课程设置、入学人数、外籍教师的聘请及存的问题均有详细说明。一九一零年吉林关记载：“该口有大小学堂二十五处，其中法政学堂等七所，共有学生三千人，师范学堂学英语，陆军、警务学堂则学日、俄两语。”同年云南腾越关记载：“学校所学者有历史、地理、国文、算数，惯用西国数目字，并兼化学、体操各门”，校舍则“大半以寺庙改作”。岳州、温州、安东、长沙、汉口等各关在这一时期内均对与办学校情况作了详尽报告。由这些记述足见清末民初，废除科举，提倡西学后，中国对教育的改革。 医疗卫生方面。一九一零年湖南岳州关报告了外籍医生阿特姆斯发现血吸虫病及一九一一年汉口关记载用砒霜治疗此病之经过。一九一一年在东北发生鼠疫后杭州及北各关均详细说明了各地防止此疫症流入本地的检防措施，手段多种多样，可谓花样百出，同年的贸易总论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四月在沈阳召开万国检疫大会的盛况。一九一四年梧州关报告美国浸信教会，在该地设立最新西式医院的情况。一九一五年长沙关报告了雅礼医院建造情况，一九一八年江门关报告了加拿大教会医院在该地行医及设立护校，培养现代护士的情况。一九一六年苏州关则报告了外籍医生柏乐文发现角虫病之经过等。各地海关对此类调查的记载较多，恕不一一列举。 上世纪一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前者终结了中国沿袭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后者则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汉口、南京、镇江、广州、天津、烟台等近五十余个海关均对本地市民如何响应、参与这两件大事，作了详尽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此外，一八九四年重庆口记述了甘肃回民起义和四川教案，一八九七年天津口记述了鉅野教案，一九三零年北方各口分别记述了义和团运动，一九零六年九江口记述了南昌教案，一九零九年九龙口记述了对西沙群岛考察的情况，一九一零年拱北口又记述了葡萄牙改制对中国的影响，同年广州记述了新军与巡警冲突及伤亡人数，上海口记述了震惊中外的金融诈骗案——橡皮风潮，一九一三年九龙口记述了陈炯明出逃经过，南京口记述了驱逐程德全和黄与率部与张勋军队在该地激战的经过，一九一四年贸易总论和芜湖口记述了中原白郎起义及失败，温州口记述了菜场案，九龙口记述了钟秀南案件审理，腾越口记述了张文光遇害的经过，一九一六年南宁口记述了广西独立，重庆口记述了四川独立，奉天口记述了军阀张作霖两次被炸，一九一七年沙市口记述了荆州独立，蒙自口记述了云南脱离中央后进军四川，一九一八年岳州口记述了南北军在该地的混战，上海口记述人力车夫抗议取缔人力车夫事件及虹口中日斗殴事件始末，一九一九年龙井村口记述了朝鲜独立、在华朝鲜族群众声援及与当地日本人冲突情况，一九三零年爱辉口记述了中俄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俄国人入侵我国事件，一九四六年新疆口记述了伊犁叛乱经过。此类史料记录颇多，几乎各关各年都有。但有些记述和调查则是报告人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对一些事件进行了大肆歪曲和污蔑性报导，阅读时颇值得注意。 贸易报告对地方的事件和变化也十分注意，如一八九二年重庆口记载的开设利川保险公司，一九零五年南京口记载的设立警局，九江口记载饶州、乐平两处民众因占柴山、争水道而引发的大规模械斗，一九零九年杭州口记述了限制滥捕鸟类，一九一零年牛庄口记载了废除缠足和禁烟，重庆口记载开办烛川电灯公司，一九一二年南宁关记载该地禁烟，一九一三年哈尔滨口记载东北滥捕滥猎及兽皮价格，一九一四年福州口记载禁止赌博情况，一九一七年烟台口记述招工局招募国人赴法服役情况，江门口记述警察改制，哈尔滨口记述实行夏时制，一九一八年宜昌口记述缉私情况，九江口记述该地开办电灯公司、勘察庐山情况，一九二九年奉天口记述该市市政建设、发展公共交通等情况，一九三三年烟台口记述该地设立特区及市政建设、与建码头情况等等，不一而足。 旧中国海关在赫德等人的把持下，不但长期控制了中国的国门，而且处心积虑地夺取了中国邮政权。一八六六年底，北京、上海、镇江关分别设立了邮政办事处，三十年后，清政府批准了由海关兼办邮政，“新式”邮局于一八九六年正式开办，从此中国邮政权完全落入帝国主义手中。清政府于一九零六年设立邮政部，但赫德等人为了维护英帝国主意的在华特权，延至一九一一年才正式办理移交，由法国人充当邮政总办，而邮政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仍沿用海关旧习，邮局依然是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之一，直至一九二七年，邮政权才从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自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一一年，邮政一直属于海关管理，旧海关档案中保存了一部分有关邮政的资料。在《中国旧海关史料》中，收录了历年的清邮政事务通报，包括中国近代邮政制度的缘起；邮界的划分、邮局的建制、数量、邮件统计的数字；汇兑银钞的数额及各邮区所发生的各类事件。在附录中，列有英、德、法、日、美、俄各国在中国口岸开设的邮政分局表；邮政邮政新域图、线路图；邮界及副邮界清单、邮局各目处所单、信箱柜筒径寄数目等；因陆路邮传依赖于铁路，故附录中还列有各铁路路段已成公里数及在建、修公里数，史料十分珍贵。 综观《中国旧海关史料》，时间跨度九十年，包括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时期（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五个政权（满清政权、北洋政权、民国政权、伪满政权、汪伪政权），一百七十巨帙，以大量详实的史料、丰富的资料，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各方面的事件与活动，其记述全面、细微，在诸多方面弥补了当时报刊、著述和地方志的不足，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个地方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一部难得的珍贵史料。 （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集中统一保管旧政权档案数据，一九八零年由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将旧政权中央级的档案资料统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为此，该馆成立专门机构，分别从陕西华县海关总署档案数据后库、天津海关、上海海关三个地方将旧海关档案数据集中到第二历史档案馆保藏，并进行整理，在整理中发现尚有缺漏。在此次编辑《中国旧海关史料》过程中，编委会的诸同仁又寻访了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市的部分图书馆、档案馆，进行了补配，但仍有部分年代（尤其是伪满时期）的海关史料尚未收齐，实属遗憾。在编辑此部史料中，限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望广大读者见谅。 全书共170册，精装16开，定价：10万元。 本公司有售（因此书是与出版社合作出版，故由我公司独家发行） 联系人：陈立青 联系电话：13146812822、010-84651957 邮箱：hhxy88@163.com QQ：21175854

《富国的伪善》准确地预言了当下的危机，那是不太合乎事实的，但是这次危机的确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所提出的两个中心命题。首先，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而这些理论正是《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所批判的对象。《富国的伪善》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是如何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不过，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其次，这场危机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而这也正是《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所讨论到的。在书中，我揭露了富国是如何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宣传一套，却又实践另外一套。在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没有成为过去的历史。比如，我在《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第七章中指出，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人为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每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

《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作者以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全方位地考察“苏报案”。细致展现了清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引渡、审判、量刑等一系列环节上反复交涉的曲折过程，从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角度谴责了列强的霸道行径。进而将英、美、法、德、日等国法律有关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惩处诽谤罪的立法精神、量刑幅度，与《大清刑律》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又将“苏报案”与清代历史上的文字狱进行了纵向比较，从立法学与司法学的角度，论证了随着中国近代史社会的转型，落后的、野蛮的《大清律例》终将被废除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内容，开拓了“苏报案”研究的新领域，对近代法制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書探討抗戰時期陸軍各階層人員（高級軍官、中下級軍官及士兵）的組成及素質，任免、升遷調補、獎懲考績、待遇福利、退役撫恤等制度實際運作的情形，以及中央與地方人事的關係，檢討其所面臨的困難，並對其成效加以評估。 國軍的人事制度，大部分是仿自德、日，各種法令規章完備，但是制度的樹立，受到外在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甚大。抗戰時期，國軍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為國軍在擴編、混編及調動的過程中，黃埔出身軍官的逐漸興起，使得國軍中央化的程度增加，不僅矯正了近代區域主義之失，同時也為軍隊的國家化奠下了一塊基石。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是一部研究性论文集，集中探讨了晚清和民初国人(以知识分子为主)反基督教的问题，作者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细致而生动地分析了近代中国分子反基督教的成因、表现及其后果与影响。

“条约口岸体制”（或谓“条约制度”、“通商口岸体制”）是指鸦片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西交往体制。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因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的快速演变而趋于成熟的。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以中英关系为核心，是中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对象，但导致中西关系巨变的历史过程的主角之一——英国在华散商群体，在以往的研究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鲜见以英国散商为中心研讨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演变的有份量的著作。本书选择的几个专题，均程度不等地涉及到英商群体的活动及其影响。作者通过讨论治外法权、海关税费、行商体制、鸦片问题、中西交往体制等问题，观察在18世纪后期就已经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如何因为英商群体的利益，在19世纪30年代的独特环境中酝酿成中英关系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从而导致鸦片战争以及条约口岸体制的建立。通过对这些专题的讨论，展现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便对条约口岸体制这一重要的国际秩序的产生作出相对完整的说明。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是如何区分的？ 陈寅恪对于民国学术的评价有那么高吗？ 他对晚清有何独特观察？ 清华国学院成立谁是主导，留下了哪些经验与后遗症？ 从1902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到20世纪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终止，历经半个世纪。流派纷呈，观念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 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融入近代世界体系之旅程。作者不以时代群趋为 是，由沉潜而期冀千虑一得，由学人交往与学术公案探寻学界的相互关系，进而把握近代中国学术源流与轨辙。

人们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又“冲冠一怒为红颜”，古今中外有多少战争因女人而起。女人，往往被认为是战争的导火索，战时的危险分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亦屡见不鲜。消耗长统丝袜的“摩登女郎”、“妇女国货年”中的“摩登狗儿”，“打麻将”的上海“英雌”，不肯回家的“职业妇女”，为了出人头第巡回开办画展的女画家，被道德和法律审判为战时“伪组织”的“抗战夫人”……女人因这些而与战争相关，“战争”给了妇女的体验、记忆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与话语关联、对质的机会，但是传统的战争史研究却与这些性别体验无关，本书没有继承“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传统女性战争史写作套路，转而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民族战争，希望为探索战争与解放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与多样的社会面相，重新审视这场中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的影响，提供新的可能。

《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上下)》在理论、方法上，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导向，以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为基础，构建课题的宏观体系，形成纵向的主体架构。在实证基础上，以结构史学方法分析论证，沟通各时段的脉络。在结构分析时，针对不同议题，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多学科的思考与研究，深化议题的学理意涵，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观察、探索，试图突破陈述史学的传统框架，获致新兴的学术认知。课题组由崔之清负责。

《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是201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文集。为迎接2015该论坛的再次召开，此次将2014年论坛成果集结出版。 《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汇编了海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如法兰西学院院士、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巴斯蒂，哥廷根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施耐德，四川大学杰出教授罗志田等人的阐述，希望通过高层次的思想交锋，探讨如何在中国问题的内在脉络中探究近代变革的深刻意义。

李慈铭

Between 1876 and 1945, thousands of Japanese civilians--merchants, traders, prostitutes, journalists, teachers, and adventurers--left their homeland for a new lif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lthough most migrants were guided primarily by personal profit and only secondarily by national interest, their mundane lives and the state's ambitions were inextricably entwined in the rise of imperial Japan. Despite having formed one of the largest colonial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se settlers and their empire-building activities have all but vanished from the public memory of Japan's presence in Korea. Drawing on previously unused materials in multi-language archives, Jun Uchida looks behind the official organs of state and military control to focus on the obscured history of these settlers, especiall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ioneers" between the 1910s and 1930s who actively mediated the colonial management of Korea as its grassroots movers and shakers. By uncovering the downplayed but dynamic role played by settler leaders who operated among multiple parties--between the settler community and the Government-General, between Japanese colonizer and Korean colonized, between colony and metropole--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se "brokers of empire" advanced their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while contributing to the expansionist project of imperial Japan.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套装上下卷)》是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之二。从对外关系或政权更替等来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但是如果从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作观察，则可发现这一时点前后并非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媒体·象征”、“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区域社会”五个专题之下，收入《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套装上下卷)》的21篇论文从21个小角度细腻地切入中国社会微部，对中国社会在这100年里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怎样的变化进行解读。

本书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国外的交通谈起，简述闳放昂扬之盛世，如何被历史大势扒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而用十九章，七十万言的篇幅，细述偌大一个中国，如何在内外交迫的情势之下，经历了百余年的震荡、动乱及嬗变。作者悉心描摹其间中外力量之角逐、中央和地方权力之消长，及权势人物和社会精英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种种图存在之努力，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完整图景。 本书选取的历史事件和叙述结构，看似与市面上通行的近现代史教科书出入不大，但作者旁征博引，极严谨而客观。在少数客观。在少数流露个人喜好之处，聊聊数语，又极传神。

本书共分为七个部分，分别讲述了军阀时期七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具体包括：窃国大盗袁世凯；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直系军阀曹锟；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南军阀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