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读书人面对无所作为的政府，是如何走向决裂的？ 孙中山与康有为分分合合的幕后细节 汪精卫、胡汉民、黄兴留日与暴动的点点滴滴 近代中国知识人认为，亡国并不可怕，只要知识者人心不死，国魂尚存，终有复苏振兴之一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面对“大局日非，伏莽将起”的严峻形势，他们舍生忘死，企图在自我脱胎换骨的同时，使得民族重现生机。本书以当时留日学生与新学之士为主，围绕其结社活动，探测其群体意识的形成，以及如何活化国魂，维系国体的心路历程。作者目光如炬，对于史料史实，穷搜深究，不厌其详，对于史实的解读别开生面，全景再现了当年一幕幕历史剧。期待通过史家的努力，达到中国知识人的使命与史学济世的交集。

本书为许纪霖、刘擎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12辑。本辑关注的话题是重构现代中国想象，内容包括王汎森谈中国思想史研究经验、许章润谈革命、金观涛谈契约论的起源、崇明谈承认政治等。 【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是有待建构的一套想象。 】 何谓现 代，谁之中国？对现代中国的再阐释并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揭秘，而是一个知识性的解读，它包含各种各样竞争性的话语，也包含各种不同的知识类型。主观和客观相互交错在一起，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里， 我们该如何来生产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 ------------------------ 我们无法依托一个清晰、可靠、稳定的中国元素来奠定对中国的认同。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必须要有一种大无畏的成熟：与流动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共存。康德曾说，启蒙是一种成熟，就是勇敢地公开运用你的理性。而我觉得，现代人要有另外一种成熟，就是与这个时代的很多不能化解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暧昧性共存。 ——刘 擎 当下中国亟需政治决断以展现政治成熟。值此情形下，如何提炼中国民族的政治气质和政治智慧，使中国走向政治成熟，蔚为一个政治的国族，是一切追究政治立宪和国家理性的理论体系之衷心寄托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得为亿万国民分享文化、政治家园的历史和政治前提。 ——许章润 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其前提是存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果共同体走向分裂和对抗，自由民主也必然失败。自由民主能够有效运转，不仅仅是因为其保护了个体或群体的权利，更是因为其锻造了公民，创造了促进共通善的政治生活。 ——崇 明

《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是一部有关义和团的巫术和戏曲活动的研究著作。研究的对象和切入点有六个方面：第一，义和团仪式的戏剧性；第二，义和团的神学谱系；第三，义和团民的戏曲生活；第四，有关义和团和庚子事变题材的戏曲和说唱文学；第五，义和团团民崇尚奇幻的戏剧化性格；第六，武戏精神和义和团尚武之风的地域化因素。

人民日报出版社重磅推出金满楼新作--《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 甲午耻、犹未雪， 多少年来一直是华夏热血青年心头的恨事。 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 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 以敌为师， 以强手为师， 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 一场失去国土、财富，乃至尊严的战争； 一个庞大帝国陷入崩溃的临界点； 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的命运转折； 120年，甲午重逢，历史煮酒，我们真的警醒了吗？ 对于120年前的中国人而言，甲午年无疑是灾难之年、耻辱之年。但是，这场灾难究竟因何而起、国人又该从何处雪耻，却是百年前乃至现在都值得深思的大问题。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的惨败正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至理名言。本书以洋务运动及明治维新为切入口，用比较的方法透析甲午前后的中日恩怨纠葛，以大格局的眼光，在历史的长镜头中，聚焦当年的这场中日国运之战。

清王朝的灭亡是犯了哪些错误？康有为真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吗？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苏联一开始就支持中共而非国民党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究竟有哪些争议？日本为什么污蔑中国为“支那”？日军曾以梁山好汉比附哪些延安领导人？ 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可以连缀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个既重大又纷纭的事件：从辛亥革命到中日战争，从康有为、蒋介石到毛泽东、斯大林，从“二战”时的《延安水浒传》到今天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无一不受到公众的瞩目。本书集中了如杨天石、张宪文、沈志华、雷颐、马勇、余戈等近现代史学界最优秀的十二位学者，发挥各自专长，向知识大众与文化读者展现了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风云与诡谲。

本书共收录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的存世文字，编年体、繁体字横行编排，36卷，收集查阅了国内(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已刊未刊档案，以及韩国、日本主要的已刊未刊档案。在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使韩十年时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袁世凯奉调回国时期，抚鲁、督直至入军机处十年时期，以及彰德养疴三年期间的资料较为丰富。而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时期，辛亥革命后重出至民初出任大总统数年期间的史料则相对较少。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时代。一如当今的民国热，对当代的许多人来说，民国或许就是他们心中的黄金时代。而清末民初，在李鸿章的眼中，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好时代还是坏时代，都不是绝对，本书所写的载沣、荣禄、端方、徐世昌、邵飘萍、柳亚子、郑孝胥等，便是深深嵌在这清末明初“变局”里的“局中人”。

本书为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于2012年联合主办的第二期“中国近代史论坛”的成果结集，对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表现、成因、破解之道及近代中国乡村的重建之路进行了深入探讨，重视乡村社会演变的内在脉络，打通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革命史的区隔，全面考量中国近代历史的连续和断裂，以期对中国乡村的长期演变获得更丰富、更切实的了解和认识。

大東亞十五年戰爭引爆點─918事變策動者的石原莞爾是如何算計的？ 為何石原又說出只要我在的一天，不准一個日本軍人進入中國？ 石原莞爾被稱為「亞洲的勞倫斯」、「帝國陸軍的異端兒」。他在自己的「最終戰爭論」理論下策劃了1931年918事變，僅以一萬多名關東軍面對少帥張學良的23萬大軍，結果佔領了面積三倍於日本本土的滿洲。七七事變爆發當時擔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向首相近衛文磨建議「中日提攜」，「將華北日軍撤回山海關，來表達不戰之意，然後近衛首相您親自飛往南京直接與蔣介石會面......我石原願意隨行」。看似矛盾、謎樣般的人，是如何形成他的世界觀與戰略思考？就讓石原親口告訴我們吧！且看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與「戰爭史大觀」！

清史学者、《战天京》作者 谭 伯 牛 牛饮•之一 《毕竟战功谁第一》（精装） （曾、胡、左、李，晚清大佬的明争暗斗？） 编辑推荐： 广东“流亡政府” 少磕一个头罚了一年俸 军痞、间谍与史学“转型” 木关防轶事 女馆错在哪儿 越缦堂与湘绮楼的孽缘 军机处的大话痨指的是谁呢？ 湘军攻南京，第一位冲入南京的将领到底是谁？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冤家，他们的梁子是从什么时候结下的呢？ 火烧圆明园的来龙去脉是如何的？ 曾国藩的阅读书单有哪些？ 曾国藩到底想不想做皇帝？ 李鸿章为何对左宗棠晚年的“浮夸”不以为然？ 淮军系中有哪四大著名贪官？人送外号“官界佛子”的是哪一位？ 木关防是怎么回事？为何它给曾国藩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伤害？ 太平天国时期，湖南郴州人有一项最厉害的手艺是什么？ 戈登眼中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个什么样子？ 天下第一愚人到底指的是谁？ 内容提要： 曾、胡、左、李，晚清大佬的明争暗斗？ 湘军攻入南京，入城首功是邵阳人李臣典，还是锦屏人朱洪章？作为前敌统帅，曾国荃为什么不在二十年前如实报告，让功臣享受实至名归的待遇？ 曾国藩到底想不想做皇帝？其实，曾国藩无意干预清廷的权力之争，他是一个本分人。但旁人、后人不这么想，总想让他干点破格的事，即便羌无故实指，也不妨碍他们津津有味的“意淫”。 本书是谭伯牛专栏“牛饮•之一”的文章结集，不仅涉及湘军、淮军、太平军的秘闻轶事，也谈到了一些史实翻案，有理有据，读来趣味盎然。

前言 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由于知识的存在，而得以超越单纯的感官体验。近代中国自“开眼看世界”后，西方新知大量涌入，深刻地改变了国人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对于当时习惯了传统“经、史、子、集”学问分类的中国读书人，面对按各门学科划分、蔚为体系的新知识，所要做的，绝不只是囫囵吞下、勉力消化，更需鼓起断臂切腕、从头来过的勇气。从本书的诸篇文章中，读者自可发现，这些新知识的出现，背后包含的是何等复杂而艰难的情势，而展现此中情势，正可谓是“知识生产”研究的初衷。 在此，有必要对本书所说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做些说明。“知识生产”不是近期流行的所谓“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社会科学层面上研究知识如何成为“生产力”。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近代以来，诸种知识如何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步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著作、教科书、学刊、图册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我们希望回到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讨论“知识如何被生产的”。 “知识如何被生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知识本身所内含的“真理性宣称”（truthclaim）的一种质疑和反思。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内含一种倾向，即自我宣称为“真理”，这使它以“真理”的面貌出现。而从历史学角度看，知识本身都是历史性的，其生成和传播，都须经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基于各种“真理性宣称”，已被生产出来的知识不断地参与到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知识体系。 “真理性宣称”当然是促成知识在社会中传播的关键因素，如果一种知识否定自身为“真”，则几无传播的可能与必要；同时，这种宣称也保证了在特定的论辩逻辑和社会环境下，某些知识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从而影响和掌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然而，从另一面看，宣称为“真理”，可能会削弱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对大部分受众而言，知识本身的建构性和“暂时性”（temporality）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因此往往被忽视。当一个知识体系层累成型后，对其反思就变得愈发艰难。 此类情况在本书研究的重要对象——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教科书这种载体的特殊功能、编写方式和读者对象，知识在其中以一种更具“权威性”的面目出现。如果我们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去看，那么教科书编写中的诸多方面，都在实践一种权力的运作——对读者施加知识的“规训”。这其中既有较为明显的部分，比如价值观念、道德评判、文化认同，也包括相对隐性的，诸如知识的分科划界、次第排序、叙述模式等。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和青年读者而言，这种“规训”甚至可能成为伴随终生的精神留存。历史、地理、国文等教科书，往往能影响人一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学人甚至到老时方能自觉于此，这在近代中国不乏其例。 以上所说还只是基于知识内在特点的分析。当知识获得载体，进入社会领域流通，它与“权力”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技术革新，出版事业蓬勃兴盛。尽管书籍是学问津梁，但印书贩书却是一桩“生意”，古今中外皆然。不过，进入20世纪，这桩生意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情状之复杂，自不可与古时同日而语。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参与其间，官与民、精英与大众的角力不断。知识生产的社会面向，本身即构成一门独特的“文化政治学”。 所以，研究历史中的“知识生产”，正是希望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知识的“绳结”打开，爬梳知识制造、流动、重组的线索，以抽丝剥茧之手法，揭示知识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成为“权威”的全过程。当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境中，问题并不简单。大部分新知识的产生，不是来自传统知识的传承铺衍，而是或吸收西学或汲取“东学”的结果，其中经历了“西—中”或“西—东—中”的语境跨越。 由此我们想到，在观念和知识研究领域，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这种“转向”起初由科学史家在科学知识生产的研究中提出，即在质疑知识本身天然内含“普世真理”的同时，更强调知识的“空间性”，或说“本土性生成”。像自然科学这般看似足够抽象和“普世”的知识，都不免被置于特殊空间内偶发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其他知识自不待言。 知识史的“空间转向”，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学东渐”研究，当然有呼应之处，但前者更能为后者打开新的视野，它要求研究者不把西学简单地看成“已知数”，不从“已知”的全能视角出发，对西学引介加以好与坏、深与浅、全面与片面之类的评判，而需要以尽可能微观的方式聚焦，对传播的各个环节加以同等的考量。西学的传播和新知识的出现，并不只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纸面联系，而是知识在不同地域间“旅行”的结果。无论是知识本身，还是它的载体，都经历了生产、交易、消费的曲折过程；知识的运送者、贩卖者、消费者、附带品，都是这趟旅行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部分曾在2013年7月6日至7日提交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学术工作坊。此次工作坊为高哲一（Robert Culp）先生在中心访学期间，与张仲民共同发起。工作坊最初希望集中讨论“教科书”这一特别的知识生产形式，但后来发现，如果将关注范围扩大到近代知识史的更多方面，则能相互参见，深化对相关主题的认知。故此，本书按文章论题，大致分为“教科书研究”和“新知识的生产”上下两部分。 现在看来，无论是工作坊期间热烈而富于启发性的讨论，还是结集过程中新作者的信任和加入，都体现出学者们对于“知识生产”这一课题的认同。这让我们感到，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那个紧闭双眼、蜷缩于学术子宫中的待产婴孩，而是在众人扶持之下茁壮成长的少年。尽管前路漫长，歧道丛生，但我们坚信，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必能为将来重新清理19世纪以来的汉语学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书前言由章可撰写，徐佳贵、金菊园两位帮助校订了全部文稿。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帮助工作坊举办和论文集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14年10月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主体部分计有四章，分别按照时代先后，从四个侧面切入，来讨论严复生活与思想之中所映照出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曲折历程。首先是“异性情缘”，描写严复家庭生活、情感世界与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是“北洋当差”，叙述严复从英国返国之后在李鸿章所主导的“淮系集团”内的仕途发展；同时讨论他从以建设海军、为国“立功”的发展方向，转移到以翻译来“立言”的重要人生转折。再次是“新语战争”，将焦点放在严复翻译工作对中国近代新语汇、新思想的影响，以及其间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对抗“东学”与“东语”的传播。最后一章则讨论“灵学济世”，剖析严复科学思想的底蕴以及他为何支持被五四新知识分子视为封建迷信的上海灵学会。

本书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一书的修订本，所收主要是作者在2000年前所写几年文字中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相关的文化与学术评论。此次修订，删去了全部正论式的长文，补入了《东风与西风》以及《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修订版中删落的几篇评论文字，体裁更一致。第一部分试图揭示一些在我们近代史言说中被误解甚或被遮蔽的内容，以及一些历史现象怎样在有意无意之间就被误读。第二部分以书评为主，所评书籍未必是精心挑选，却也希望从所评之书提示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故评论中适当偏重学术典范、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等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从广角撷取近年学术的片断。大致有些类似以广角镜头摄像，看得宽也拉得近，撷取的是二十世纪学术中与我们同在的一些具体片断，希望能以小见大。同时针对新时势影响下学界一些自觉或无意识的表现，提出个人的反思。

本书作者以一个三十多年报人的职业敏感与素养，选取了上世纪40年代那些曾轰动一时或引发广泛争鸣的新闻事件：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等等，从源头到其背后以及其造成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意义，对这些事件做了深刻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史实。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从下述三个层面揭示了近代上海王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一层面“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裴宜理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层面“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作者指出了外来的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已存在于工人中的传统观念——有时甚至与其思想信仰相抵触（例如有些共产党人开展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加入帮会）。第三层面“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行业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何等的反应。《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工人访谈录、工厂与政府档案、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以及其他迄今尚未公开的数据。作者驾驭资料之娴熟、高明，令人称道。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研究所完成的成果，从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问题，可说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力作。本书将“思想界”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以审视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关注出版媒介尤其是报章在此期间的发展，以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依托于新型出版媒介所确立的新的角色。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民国历史及民国档案的研究，书中所记乃依据内地、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历史档案资料、民国人物日记撰写而成，当中揭露了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事件的真相，如孔祥熙涉嫌贪污美金公债的证据、宋子文在官场中的起伏、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后的态度及其转变、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被刺的原因等。此外，本书引用了多位民国政要如蒋介石的日记及电报资料，展现了民国政要的内心世界及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此书虽然不是传统的学术研究，但所依据的史料扎实可信，引人入胜。

《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中国近代史》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

《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口述历史》以辛亥革命元老张知本先生的生平为线索，主要介绍了清末科举、武昌起义的背景、起义后革命阵营分裂为几大派系的缘由、国民党分裂的内幕等。此外，还述及了他主政湖北的概况，参与制定宪法和主持司法行政改革等经历。

本書討論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如何與十九世紀前期拉美人民的獨立運動以及其他世界經濟變化交互影響，從而使中國從清初的鼎盛走向了近代的衰落。 在討論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白銀外流的影響之外，亦關注其對思潮起伏的影響。在經濟史與思想史之間，若干前輩學者曾探討思想對經濟的影響，而本書特別觸及：當經濟對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人的生活形成特別嚴峻的挑戰時，知識人如何在傳統中國累積幾千年的知識倉庫中，尋求不同的奧援而彼此競爭，從而在政治權威與社會自主、國家與市場之間，呈現可與西方媲美的多元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