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haps more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ncounter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Western world has been narrated as a legal encounter. Commercial treaties--negotiated by diplomats and focused on trade--fram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okugawa-Meiji Japan, Qing China, Choson Kore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treaties created a new legal order, very different than the colonial relationships that the West forged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globe, which developed in dialogue with local precedents, local understandings of power, and local institutions. They established the rules by which foreign sojourners worked in East Asia, granting them near complete immunity from local laws and jurisdiction. The laws of extraterritoriality looked similar on paper but had very different trajectories in different East Asian countries. Par Cassel's first book explores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power operated in Japan and China from the 1820s to the 1920s. In Japan, the treaties established in the 1850s were abolished after drastic regime change a decade later and replaced by European-style reciprocal agreements b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China, extraterritoriality stood for a hundred years, with treaties governing nearly one hundred treaty ports, extensive Christian missionary activity, foreign controlled railroads and mines, and other foreign interests, and of such complexity that even international lawyers couldn't easily interpret them. Extraterritoriality provided the springboard for foreign domination and has left Asia with a legacy of suspici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ganizations. The issue of unequal treaties has had a lasting effect on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Drawing on primary sources in Chinese, Japanese, Manchu, and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Cassel has written the first book to deal with exterritorialit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fore 1895 and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Grounds of Judgment is a groundbreaking history of Asian engagemen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within the region, with broader applications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law, and politics.

1949年，是蒋介石自认其革命生涯中遭遇最大挫折的一年。不过，从他一生事业来看，这年则是他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虽然被指为“失去中国的人”，但他却也是建设台湾的奠基者。 蒋介石自1949年1月21日下野，到1950年3月1日再起，前后共一年一个月又七天。他的下野固然有美国方面的因素，但是影响不大，主要还是在于国共战争，国军溃败，政府内部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以及蒋氏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失望所致。 就蒋介石个人而言，这一年是其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年，即使在时隔数年后，对于这一年各种经历的记忆，依然是“悲惨”“侮辱”。除了自我反省外，在对国民党党员的多次演讲中，他曾以“亡国”来形容当年的处境。 不过，从蒋介石一生事业来看，1949年亦是他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虽然他被指为“失去中国的人”，却是建设台湾的奠基者。 编辑推荐： 1949年蒋介石下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重庆撤退时，为何下野的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前线指挥战斗并最后撤退，而代总统李宗仁却早早地在香港就医？ 紧急关头代总统李宗仁为何突然出国？其间，蒋介石如何完成角色转换，从幕后走上前台？ 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为何被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降书”和“罪状”的供认？ 下野后的蒋介石为何被宋美龄、李宗仁屡劝出国？他们的动机和和目的是什么？ “悲惨”的1949年里，蒋介石有没有最愉悦的一段时光？

关晓红编著的《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既往清代科举研究方面的成果，多集中于考试程式和停科举后社会结构的宏观变化，对停废本身及具体影响的了解较薄弱。本课题鉴于研究空间，较大幅度地深入扩展科举停废相关史事的各个层面，通过实证和比勘史料，修正一些重要的既有结论，籍此推进科举制度史及清末改革史的研究，力求在清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制度性变动的整体中，显现科举停废的实际影响，进而恰当把握科举停废的历史地位。本书共分六章。

《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作者史维东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撷取了“教案”这一晚清中国社会最为敏感而且频繁发生的事件与关注重点，并针对以往研究者注重城市“教案”研究而忽略乡村地区的不足，对基督教在中国乡村地区的生存、发展及其在地方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乡村教案的本质内容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描绘和透彻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教务教案档》中材料的梳理，揭示江西市镇和乡村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之间丰富多变的的各种关系，努力还原一个处于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中的晚清地方社会。作者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分析，得出与以往研究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城市中的“教案”大都由地方精英主导，但在乡村地区绝大部分所谓的“教案”和基督教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个人或家庭纠纷、贫困以及日常的疏远也成为冲突的缘由；基督教徒并未脱离地方社会而聚居，江西乡村地区的天主教徒恰恰是仍然融入其生活的地方社会的；引起民教冲突的原因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的日常矛盾，而并非宗教问题；而且这些乡村冲突最终大部分都得到和平解决。《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中对清末江西地方社会生活多有鲜活描绘，读来饶有趣味。

张玉法先生，为现代著名史学家，尤在研究清末民初社会政团、政党的著名学者。《中研院学人文库：近代变局中的历史人物》收录的十五篇论文，均为张玉法先生精挑细选之精华篇目，主要探索十二位历史人物：曾国藩、袁世凯、孙中山、黄兴、章炳麟、苏曼殊、杨度、梁启超、谭延闿、蒋介石、胡适、傅斯年。或探索其一生成就，或探索其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在历史的洪流中，都能看到他们的浪花，虽然这些浪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谢觉哉先生，“延安五老”之一，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1905年考取晚清秀才，参加革命前在湖南宁乡老家与夫人何敦秀育有四男三女；1937年9月在甘肃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王定国结为伉俪，育有五男二女，并长年抚养亲友们的十多名子女。 本书为谢飞老师近年潜心整理其父谢觉哉先生的家书选编,涵盖谢觉哉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115封家书。书稿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辑是1920到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宁乡老家夫人何敦秀及子女的书信，文字生动，情感真挚，书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乡妻子的惦念、对子女的谆谆教导与对乡亲故友的感怀之外，还涉及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与时代变迁，包括军阀混战、延安生活以及建国后的土改政策等，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第二辑是1950至1970年代谢觉哉先生写给王定国夫人及子女的书信，主要内容是夫妻之间的关爱、对子女的教育开导等，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书信中涉及读书、养生、提倡节俭等话题，展现了谢觉哉先生的生活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个人原则，为后人树立了榜样。第三辑是1950至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家乡干部和友人的书信，通过书信了解家乡的情况与变化，对于当地干部的浮夸风等不良行为多有批评教育。全书百余封书信，纵贯近半个世纪，集亲情、乡情于一体，也从一个家庭的变迁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动荡与革新。

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中国近代史纲要，ISBN：9787507517224，作者：

《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讲述了：《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社科院“十五”期间的重大科研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也是唯一一部完整地叙述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历史进程的学术专著。该书改变过去单纯政治史的传统模式，以革命范式为主，以现代化范式的补充，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转型的历程。该书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其中许多重要史料是近年来新发现并首次披露），吸收港、台及国际研究的新成果编纂而成。

《退想斋日记》 200册，是他长达半个世纪耳闻目睹的亲身阅历，也是他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日记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描述了当时当地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况。如气候、水旱灾害、祈雨活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种、产量、价格、雇工工价、赋税、差徭，以及当时的民间生活风俗。如岁时节日人们的种种庆贺、祭祀、演唱活动，结婚、订婚的各种程序、礼品、费用、婚令和礼节，同时真实地揭示了旧社会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上的不平等遭遇。《日记》对旧社会的一些社会不平也作了不少记叙。……

汇集了同治时期清政府对外交涉及有关洋务运动的史料,是研究近代对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

《戊戌变法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前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关者进行分析、研究。

本书收录孔祥吉的文章23篇，其中包括“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上层心态”、“光绪皇帝维新思想溯源”、“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等。

首先声明，这本书我还没有看，网上也没找到简介。所以以下全凭我个人所掌握的材料所写，以及我得一些看法。（另：本书的ISBN条码为我自己瞎编——由于豆瓣上传书籍必须有ISBN号，而该书无ISBN） 书名由胡适题写。卷首依次收有墨迹影印件蒋中正的《为黄膺白先生家传作序》、张群的《亦云回忆序》、胡适的《函代序》、张公权的《函代序》。 很多人之所以推崇和喜欢这本书，固然和蒋、胡、2张等人所做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在书中所述的历史，插入大大量当时的函电加以佐证，非某些信口开河的所谓史书可比。 上世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推出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口述传记。当时已经移居美国的沈亦云也在此行列。不料沈亦云已经自己完成了一部回忆录，于是哥大派唐德刚协助沈亦云整理回忆录，这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亦云回忆》一书。 其他内容改日再补充。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In this cogent and insightful reading of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culture, David Strand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engendered a new political life—one that began to fr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that formed the spine of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order. Chinese citizens confronted their leaders and each other face-to-face in a stance familiar to republics worldwide. This shift in political posture was accompanied by considerable trepidation as well as excitement. Profiling three prominent political actors of the time—suffragist Tang Qunying, diplomat Lu Zhengxiang, and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Strand demonstrates how a sea change in political performance left leaders dependent on popular support and citizens enmeshed in a political process productive of both authority and dissent.

了解國共分合的歷史‧珍惜兩岸和平的曙光‧ 迎接東方世紀的來臨 1937~1947的美國、國共談判，是決定現今中國命運的關鍵十年。六十餘年後，回看這段造成今日兩岸分治的歷史，考試院院長關中以「專注、精簡、存真」的研究方法，回歸歷史真相。 本書歷時四十年撰述而成，參考1942~1947美國外交檔案一萬多頁，羅列八十餘頁的書目，全文共有一千三百零五個註解，巨細靡遺，對當年美國、國共談判的內在因素、國際環境、成敗關鍵及影響層面等，有深入而平衡的論述，還原中華民國在這十年的歷史地位，避免美國與大陸部分研究者獨占這段歷史的解釋權。 本書史料豐富，對這麼一個重要而又牽涉到國家命運複雜的問題，其間有長達十年的歷史轉折，讀者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得到清晰而深刻的認識。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關中博士引用了十分完整的原始資料，並且予以客觀敘述、理性分析，構成了一本既嚴謹而又具可讀性的歷史性著作。──連 戰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

本书编者汇总了一大批一手材料，精选了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24篇，图片200余幅，资料稀见难得。本书真实再现了清末民初积贫积弱的中国参与世博的历史，呈现出中国人从“休闲”的角度来理解世博会到从“商贸”的角度、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世博会的转变。书中所载文献其作者皆系清末民初世博会参与者，其文多为与会笔录或会后所感，他们对于人物、器物的描述、刻画，皆细致详尽，栩栩如生，配以实物图片，着实精彩。阅读本书无异于享受着一次“世博历史探索”之旅。

《民国史料丛刊》为影印民国版书籍类稀见基础史料的大型丛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5类29目，共1128册，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必备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