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变迁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亦非面临外侮时的“冲击一反应”过程；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延续。 自1800年起的一个半世纪里，在严酷的运作背景之下，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酝酿、肇始与起步，既有后发展国家普遍遭遇的困境、也存在着中国文明独特的沉重遗产。 当历史的时钟被拨到1949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自1800年以降的那段历史的影响却久久不会消散：1949年以后的所有历史都可以在这渐渐远逝的一个半世纪中找到最初的基因和起点。 《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经经历了十来个春秋。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解收的力量，曾经风靡于中国学术界。本书即是在那一特定时期，一群知识分子依据现代化理论进行探索的结果。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从现代化变迁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它以现代化为指向与核心，从政冶、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军事、习俗诸方面重新观察并叙述了1800年至1949年的这段历史，全方位地描述了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宏观全景和内在脉络。本书以其视野开阔，结构新颖，立论鲜明，材料扎实，文风从容的特点在专业工作者和非专业读者中获得好评。 历史翻过了20世纪，进入了新的一页。本书作为具有探索性质的通论性著作；在学术转型的年代得到了史学界和知识界同仁的肯定，同时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本著作。本书2006年的再版，既是对于过去研究的回顾，更是对于未来探索的推动。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对清后期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的研究，内容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等。

本书以近代中国一些驻外官员、知识分子记述资本主义各国情况的游记、日记为主要材料，探讨了近代中国人士考察西方的历史，反映了中国由闭关自守、天朝自大到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文笔生动。

长期以来，研究清代政治的史学家一般只注重研究清代官僚集团的上下两端，即基层官员--知县，上层官员--道台和知府的研究。本书作者、香港中文大学著名教授梁元生先生在详尽分析从1730年至1911年共80位上海（苏松太）道台的资料时，考察了上海道台的运行和演变，从而得出两个结论：一、晚清政府在回应急剧变化的环境和局势时，并不是近代化和改革创新的障碍，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二、作为清政府中层官员的上海道台，担当着一个“联系人”的角色，他联系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业、精神与物质、精英与大众，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书论据充分，见解独到、精辟，不仅填补了清代行政及地方政府研究中的空白，而且还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涵。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内容简介：中国近代以“变”著称，可以说是一个变动的时代。其最为显著的转变，自然是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一几千年才出现的变化。当近代读书人纷纷表述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担忧时，他们不过是预感到大变之将至，尚未真正认识到后续变局的根本性；但其开始以“千年”甚或更长的时段来思考时局的变动，却不能不说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

治史在求真，即以汉唐还汉唐，以宋明还宋明，各还其本来面目，而后史实始明。此书据旧有之资料，钩久沉之史事，客观析辨，悉心斠论，抉诬正误，将义和团之真相，大明于世，使治近代史者，对此事重新估价，则斯书诚不可不作。昔章实斋谓善著述者，能将“臭朽复化为神奇”，则斯书者，洵足当之。 ——蓝文徵

本书对1876年至1937年间西方印刷技术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书中通过详细的文史资料介绍，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有选择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样地，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之所以能在晚清民国年间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商业制度与行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

《从沉沦到荣光:抗日战争全记录1931-1945》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宝贵而罕见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此为基础，撰成这本编年体的宏篇钜制，目的就是摒除以往对抗日战争模糊不清甚至人为扭曲的认识，全面而形象地呈现那段血与火的过去。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民众却始终无法忘怀。原因之一是那段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太过血腥和惨烈，注定要铭刻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底；原因之二是侵略者面对中华民族的大度，却始终不肯为此真心忏悔和深刻反省；原因之三是那场横亘于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由于搀杂了民族内部的恩怨，至今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未能披露于世人面前。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抗日战争发生的年代渐行渐远，战争的残酷不免淡化，战争的史实逐渐缺失，战争的面目已经模糊，因此真实而全景式地反映抗日战争，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

本书旨在厘清民国政制演绎的大致脉络，从国家政制建设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层面，展示民初西方取向的政制建设及实践概貌。内容关乎制度建设者有约法制定、政党建设及国会内阁诸端；关乎政治实际运作者有段祺瑞执政府对北洋势力的整合，地方意识的兴起及中国政治的区域化，以及晚清以来变幻反复的文武关系等。对于这些民国政制史上的重大问题，本书作者作了视角独特的观察和严谨深入的学术及思想诠释。列强及被视为“赤色帝国主义”的苏俄对中国事务的干 预以及作为其反动的强烈民族主义宣示，系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其中一些事件通常被 划归外交范畴，但考虑到斯时外交与内政“打成一片”、不复可分的特殊语境，故一并纳入讨论。本书也涉及学术与宗教，以其或与政治趋于一途、或与政治瓜葛纠缠，故多少染上了时代所特有的政治色彩。 目录 序言 第一编　民国时期的政党与国会政治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之比较 民初国会制度衰亡之政治语境分析 胡适与1934年全国考铨会议 第二编　权势转移与民初政治格局变化 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 苏俄、中共与国民党的“左右”分化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第三编　民族主义与北伐前的中国外交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 北洋外交与“华府条约”框架的突破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 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人问题 第四编　泛政治化背景下的民国学术与宗教 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目标与取径辨析 趋向政治化的近代中国学术 “人权”讨论与胡适的政治思想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与中国的反教运动

本书力图从本事与观念两个层面重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各流派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书中各章的作者都在相关领域浸润有年。研究范围从清代的汉学与宋学，到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包括陈澧与东塾学派，康有为、章太炎与今古文之争，全盘西化派，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张荫麟、乡村教育各派、清华学派等。在深入门户、超越派分，更好地理解古往今来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的共同理念下，各专题注重实证，详人所略，是站在学术前沿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最新研究。

《失去的机会》为抗日战争史丛书之一。

编辑推荐：本书是日本亚细亚大学名叫东中野修道的教授撰写的。然而，当翻开这部“彻底检证”，却不难发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政策文件，在现今日本的档案馆或图书馆里，可谓俯拾即是。但是，这位教授先生根本就不想去“检证”，甚至连翻翻、看看都不肯，这叫什么“彻底检证”？东中野先生既然要进行“彻底检证”，那就应该有勇气到当年日军大屠杀的现场来看看，就应该有勇气听一听中国人是怎样述说这段历史的。但

《吕著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五种，除《日俄战争》曾于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过单行本外，其余四种都是未刊的讲稿。

《中国国民党史(套装上下册)》从整个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现状出发，指出既往研究的得失，并进一步提出如何深化国民党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意见中肯，极具学术价值。全书120万字，分“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蒋经国与中国国民党”、“李登辉与中国国民党”四编，从孙中山创立国民党写至国民党十六全大会和撤消李登辉党籍。 全书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作为国民党的四代领袖，在国民党的建设及其党政等问题上的是非功过作了客观的评述，避免了以往著作大多因人而异、具有较多感情色彩或政治色彩的偏颇。特别是对每个人的思想理念作了深入的分析探讨，避免简单的就事论事的褒贬。

乾隆皇帝在1736年到1795年间统治着中国，他位居典礼活动构成的网络中心。这些帝国礼仪旨在通过身体实践，以有形的方式呈现支撑帝国社会的形而上学。本书是第一步完整论述乾隆皇帝和文人官员共同生产的"仪式化权力"的著作。作者打破传统范畴，巧妙地结合了人类学、后结构主义分析、表演理论、历史学和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史研究，阐释了18世纪中国的权力生产和现代史学家借以研究中国的概念范畴。

艾米莉·洪尼格所著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以1919—1949年上海纱厂（华商纱厂和外商纱厂）女工为研究对象，把女工放到上海经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探讨纱厂女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及30年间女工参与劳工运动的发展和转变情况。《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是妇女史、劳工史、社会史、口述史的综合研究成果，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劳工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晚清七十年，在清廷之外，既有底层贫穷民揭竿而起，试图建立乌托邦式的“天国”社会；又有革命志士高呼打同行体制，试图用火与犁再造美好中华。无论其理念是狭隘还是崇高，都希望运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改变中国现状，把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的炮舰锁链和经济掠夺中解脱出来。在清廷内部，皇室家族和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也在寻求帝国复兴、崛起之术。特别是在帝国最后十年（1910-1911年）的新政改革，兴学堂、废科举、遣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其变革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的戊戍变法……本书试图客观冷静地、立体地、多角度地展现清末新政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掠夺，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的惨境；但是，西方势力的介入也为中国社会的再一次更新提供了契机，中国在危机之中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清帝国最后十年，清廷提出新政方案，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国家准议会机构和地方准议会机构，筹建责任内阁，等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名词在今人看来是那么的熟悉，但相信这些诉求发生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

本书是现代清史名家萧一山撰成于1944年的代表作。作者以广义的“民族革命”之演进为线索，叙述考察有清一代的历史大事、人物沉浮，于政治、经济、文化无不措意而多独到、精深的见解，最后以反帝爱国为依归，反映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