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关系的独特论述，其最可注意之处有： 第一，作者有意选取冷僻细小少人注意之问题； 第二，多数学者已趋于大事、名人等重要论题，而本书则选取次要的边缘性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对于历史发展拐点处的隐秘性关键作用却被作者巧妙点破，这给了我们一种意料之外但又合情合理的历史真实。 解读中外史料密档，披露晚清变局真相！ 战争从来都是武力的角斗场，外交折冲几无意义。没落的晚清王朝，幻想从外交上挽回惨败者的脸面和利权，不啻痴人说梦！本书是关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关系的独特论述。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则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现在是实行民主政治，权术的玩弄应越少越好。诚实的政治家将得到历史家的欣赏。 　　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他所写的《日本变政记》及《日本变政考》，在戊戌年即不敢刊行，即足资吾人鉴戒。 由于治戊戌变法史，这使作者想起治民国史，特别是治现当代的历史，在史料鉴别与诠释方面，恐将遭遇到较上述更多的困难。只要文献足征，这些困难应仍可逐渐克服。 　　本书写作时，承科学委员会聘为研究讲座教授，近又改称研究教授。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为了证实作者的说法，及免读者复检原书之烦，故引书较详。所见史料，虽有极珍贵难得的，但毕竟有些资料作者无法看到。本书所论仍不无揣测之词，未定之论。补充修订，谨俟之異日。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新中国史有几项大事： 　　一、推翻清朝统治。 　　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实行自由平等的新伦理道德，实行 民主政治。 　　四、发展科学，发展农工商业，以期消灭贫穷，实现大同理想。 　　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新中国国运的学人，并敬祈教正。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古老的中国正向近代转型。时代风云变幻，处在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林则徐、徐继畬、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杨度、李慈铭等人，无不面临政治、人性、知识和爱欲的煎迫与选择。 本书是“赵柏田知识分子系列”第三部。作者摒弃宏大、僵硬的教科书式历史叙事，而是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进行了作者所谓的“小历史”书写，为一个个历史人物重建了鲜明的形象，也为一个辉煌而又沉重的时代找到了它的侧影和轮廓。当代中国重温当日语境，或可不无镜鉴之处。

本书是作者继《天朝的崩溃》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收录了写成于九十年代后期的十一篇论文。作者通过丰富的材料、精当的考证，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种种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

本书是关注近代东亚历史状态的一本专著。作者立足于对立的东西世界秩序状态，将叙述时期限定为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清韩宗属关系为主轴，凸现当时东亚的焦点问题——朝鲜“属国自主”，并将其放入多国间之交涉的背景当中，去捕捉近代东亚构造的变迁过程。作者运用了多种语言史料，从多角度观察了近代清韩宗属关系，试图从客观上恢复近代清韩宗属关系的真实历史面貌，继而揭示出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状态。 “自主”一词对朝鲜半岛的人们来说可谓意味深长。朝鲜半岛统一的重要原则即为“自主”的再继续。作者以“属国自主”为话题，再现近代的东亚秩序状态，无疑对目前东亚局势的发展起到参考作用。 本书荣获第二十七回三得利学艺奖。作者冈本隆司，男，1965年生，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被日本史学界称为鬼才，已先后出版三部专著，一直力图再现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面貌。

戊戌（1898）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清德宗「籲懇慈恩訓政」諭的頒布，形同開啟慈禧近半世紀柄政歲月中的第三次垂簾。綜觀西后三度垂簾（或訓政）之發展，幾乎皆是一段她在運用派系，與抑揚派系間，達到個人集權目的之歷程。而且，相較於前兩回垂簾，第三次訓政在權力集中效果上更為徹底。然而，慈禧個人權勢的迭創高峰，反襯的卻是晚清派系結構的沈淪，最終亦斷送有清一代。 事實上，清代後期政治派系運作之再起與變異，幾乎與慈禧擴權之歷程相重疊。不同的是，西后之權力，隨逐次利用派系對立格局，而開創自身操弄空間，愈趨攀升﹔相對地，原於太平軍之役後，因滿洲親貴與漢士大夫集團在政治運作上，漸見合流，而呈現多元發展之派系結構，卻於慈禧權力扶搖而上的同時，面臨土崩瓦解。晚清政局雖因此而又見權力集中之趨向，實際上卻是愈見孤立之滿洲親貴最後的虛幻榮景，而清室天下亦於不久後宣告終結。 無疑地，晚清政治派系活動之重振，與清廷為因應太平軍之役，而不得不進行之權力釋放，息息相關。派系之競爭，雖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實亦有其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一政治現實，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資訊，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維持決策品質。在君主專制政體中，此一情形尤為明顯。以同治朝為例，儘管南北壁壘漸自明晰，恭、醇兩王之路線分立方興未艾，而歷如同治五年（1866）同文館擴大取才，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之交鋒，卻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中興」之世。「大亂初夷，群有致治之望」，洵非妄論。究其因，當時垂簾之兩宮－尤其實柄其權之西后－未逾人主尺度，而能收並取之用，應為重要因素。 然而同治朝之所以相對有成，亦正反襯光緒初年起，政爭所以漸趨激烈，而中興之望，漸去漸遠之底因。自光緒三年（1875）北派領袖李鴻藻丁憂，而南派領袖沈桂芬於恭王支持下援引門生王文韶入樞，一改南北平衡之局起，政見之爭，乃漸變質為純權力之爭，派系圍繞權力徵逐之根本矛盾，乃告圖窮匕見。尤其滿洲親貴集團中，恭、醇二王對立之表面化，更添問題之複雜性。如此赤裸之權力爭鬥，終令亦有其更大權力企圖之最高統治者，得以藉之操縱以逞其私願。晚清政治情勢，亦由此走上狹路。新局面之主角，以是歸於慈禧皇太后。 然光緒十年（1884）罷用恭王後，慈禧之專權固大為提升，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長成之德宗終須接掌政權—已擋在前方，遂使西后專權之路似不可能愈走愈寬。以下，則光緒結合以乃師翁同龢為首之新一代南派精英，圖為最終實現完整帝權之基本勢力，遂不可避免地將政局推向另一更為激烈之派系競逐階段。南派基於崇隆德宗，間取擴大派系權力版圖之連串作為，尤其以對李鴻章為首之淮系北洋所進行之壓縮，終令光緒親政前之各股勢力，舉凡淮系、醇系，與實力雖不之前勝，但終令猶有餘韻之北派，漸向應已退居二線，但影響力仍在之西后靠攏。經歷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之連番攻防，帝后黨立，終告難挽。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之連串內外紛擾，國勢日蹙，由帝后黨爭之線索觀，幾皆成派系權力抗衡之動線。較諸后黨，實力基礎相對不固之帝黨種種試圖一翻劣勢之派系結構調整，與藉變法力挽頹局之掙扎，畢竟指向光緒二十四年（1898）之戊戌政變，終而成就慈禧個人於前更勝之權力高峰。 后黨在戊戌（1898）政潮中，最終以零和式結局宣告得來的勝利，也徹底改變同、光兩朝延續逾三十年之派系結構。做為漢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黨爭中之消融與崩解，也使戊戌（1898）八月後之權力結構中，漢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來之最低點。滿洲親貴集團之重新抬頭，使彼輩試圖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絕對主動，以充分抑制漢人勢力。由光緒二十四（1898）至二十六年（1900）間，「廢立」與「排外」兩大課題，誠即彼輩落實政治目標之具體作為。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亦肇於焉。 只是，經過戊戌（1898）至辛丑（1901）之一段曲折，中國近代將臨巨變之伏筆，亦埋於焉。本文透過對派系分合所進行之分析，實亦欲對清政權所以崩亡，提出另種觀察角度。以此，則以下兩點，或可為本文作結。 首先，袁世凱繼續穩控北洋新建陸軍，並在榮祿以軍權掌握布局主動之結構中，穩步向上的走法，已將彼置於他日接收榮祿所有權力基礎，乃至清政權最終資產之有利地位。此種現實，不因光、宣之交，袁氏因滿洲親貴之疑慮去位而消散，反而於三年後以不得不重用袁氏而證明其難以動搖。事實上，即令於袁氏開缺回籍期間，新建陸軍之領導層仍難更易，袁系要角，如徐世昌、楊士驤、楊士琦、張勳、段芝貴等，仍各據要津，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之親貴集團不敢輕言黜動，亦可見端倪。他日袁氏得居接收清政權與革命派草創成果之有利地位，未始非早植根於帝后黨爭前後之派系布局與資源分配。而一以實力及軍政資源為取得權力唯一可靠條件之政治人物，居清政權終結後，領袖群倫之地位，也預示體制全面成長之艱難，與政局之不免多事。 其次，回顧時值世紀交替之晚清政局，筆者不能不深感歷三十餘載之派系參商，於清廷之最大傷害，實在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以歷代政局觀之，士大夫因理念、立場，甚或政治利益而介入黨爭，幾乎無朝無之，晚清亦不過其中一例。然而，士大夫之行事，畢竟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基本原則，固不能不為黨同伐異而有所為，卻也總能因清流自許而有所不為。因此，以士大夫為主流之派系角力，大抵再如何激烈，亦不致形成國運之隆替。但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鬥爭，最傷根本者，莫如都推漢士大夫於第一線，而迭經傾軋耗損，至清季末葉之此時，士大夫階層做為一股勢力，幾已完全由政局中退潮矣。此不啻令此下十餘年之政局走勢中，全以最赤裸之軍、經資源構建權力營壘之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益孤立之滿洲親貴為主流，而盡失一股制衡力量。少壯知識菁英，無論革命派或立憲派，更大地流向體制外，尋求改變現勢之途徑，遂漸成風潮。一旦彼輩漸得庶民階層，尤其地主、縉紳階級之同情與呼應，則滿洲政權便臨末日矣。

本书论述了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发展演化进程，其最显著的主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

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精装典藏版)》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不惜生命来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荣获1997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荣获1997年新英格兰历史学会图书奖。书中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了认识历史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述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因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历史的方法。

在中国人历史影像的开发上，“秦风老照片馆”并不是虚拟的，它是民间博物馆与历史纪念馆的新角色。本书所辑图片即精选自秦风所收藏的海量老照片堪为十几年收藏业绩的一次检阅。时间跨度从20世纪前后直至1980年代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中国人在20世纪跋涉前行的艰难步履、经典场景也记录了东南亚的变迁，是民族与世纪的宝贵缩影。作为活跃于海峡两岸的老照片收藏第一人，书中展示的均为秦风收藏的原版照片，并附有收藏这些照片的详细经过，以及秦风对这些老照片的独到解读与特殊情感。其中许多照片以往每经披露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丰富了人们观望历史的视角令人历久难忘。

《帝国政改》内容简介：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则是恭亲王奕。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是恭亲王发动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 奕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辟开强国之路，摸着石头过河，他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恭亲王奕新被湮没的风采和晚清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讲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统治中国的十年间，以江浙财阀为首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之间金钱与权力的联合，以及为了争取政治地位与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蒋介石初入上海时，为了获取资金开始寻求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但随着南京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对上海资本家采取政治抑制政策，以及利用黑社会组织进行绑架勒索，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开始走向对立和斗争：他们依靠宋子文谋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反对国民政府巨额的财政要索和军费开支。然而，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抑制和经济打压下，上海资本家被迫沦为政府的附庸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是一个大舞台，舞台、剧本和角色不可分离，主角、配角和群众角色相互依存、制约和转移。本书从角色意识这一新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过程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其台前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真实图景和演变轨迹。 由于作者采取的视角新颖，采掘的历史深博、图片丰富，清未明初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主角之争，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正统”之争，得以更真切地揭示初个中内幕……

分为“传统思想与学术内部的危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命运”三部分内容。

由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在2003年初由Rotledge公司出版发行后在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影响，作者得以荣获美术国会图书馆基辛格讲座教授的资格。这不是一部寻常历史著作。作者以其深厚的国际研究与历史学的学术素养，选择了一个似已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义和团问题作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题材，却开拓出一片为前人所未见的宽广领域。《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对义和团问题的解读既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的一般理解。而是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广阔的国际背景的互相联系入手，从思想与行动的互动中去探求义和团战争的真谤所在。 作者具有熟练运用多国外语的卓越能力。《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是在广泛搜集并掌握中、英、法、意、日、俄等各国珍藏的档案文献，包括大量的私人信件与手稿的资料基础上，以面壁十年的功夫从事写作，因而使得这部著作得以反映百余年前义和团战争恢宏图景中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既包含晚清中国内部的帝党和后党、维新与守旧、满族与汉族、民间与朝廷、教民与拳民以及南北清流之间乃至于朝廷内部各种派系这间的交合与分争，体现了更为宏大背景之下的晚清政府与各国列强、各国公使与朝廷内部、儒教与洋教、民间社会与教会、各国的中国通与外交官、各国外交官与各国政府以及洋教中的新教与天主教，乃至列强各方之间的纵横交织与抗衡。 凭借作者二十余年海外游学的体察与历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也远非仅是一般地记录上述诸种矛盾的展演过程，而是把渗透于列强对华政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活灵活现地中以揭示与比较，因而不仅使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读来饶有趣味，而且大有裨益于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西洋各国对华政策的内在思想背景与行为特征。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從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清王朝統治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時38年，史稱民國時期。與政治經濟衰敗不相對稱的是民國學術大放異彩，傳統文化得到進一步繼承、整理，西方文化高強度地影響著當時學人的思維和視野，一時間著述興盛、流派紛呈。為何存、借鑒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促進當今學人在更高層次上研考民族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同時使民國學術著作的出版更見系統性，編選了這套叢書。

本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研究近代中国哲学、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具有较高声誉和广泛影响的著作。作者以其独具特色的角度和方法，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为一位迷人的西方思想评论家的严复。作者指出，严复站在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并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的秘密，即充分发挥人们全部能力和将其导向为集体目的服务的公心。作者揭示严复思想的秘密及其得失的思路，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机制和渠道，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行商的，做了官；为官的，下了海； 忧心国民者，九死一生；唯利是图者，独占滩头； 辛亥这一年的商界，有人发轫，有人溃败，有人浑水摸鱼，有人悄然布局。 在这枪弹之下、权力纷争之外，究竟上演着一场怎样的资本大戏？ 1911年的商界，一场没有主角的演出。各种力量在暗夜里滋生，千般理想在沉默中膨胀。商业巨子与新派文人狭路相逢，失意政客与革命领袖粉墨登场。有人春风得意，有人黯然退场，有人攻城略地，有人举步维艰，有人发国难财，有人为众生计。帷幕开启，睿智，远见，慷慨，风骨，被时光逐一擦亮；怯懦，虚伪，鲁莽，奸佞，也将被历史无情演绎。 这一年的意义，曾被辛亥革命独占，风云激荡，又着实波澜不惊。武昌起义兵不血刃，而胜负已判；商界革命惊魂动魄，却鲜有人知。本书是第一部从商业角度深入观察辛亥年的作品，跨越百年离合与烽烟，填补历史叙事空白。开卷驰骛，掩卷沉思，无边落木，滚滚长江，历史的诗意都化作命运的悲欢、人世的浮沉。生前身后，自待公论。 1911年，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革命之下，资本汹涌！ 人们习惯于把辛亥革命的战场说成是野心家的乐园、政客的竞技场、文人的舞台，有时甚至连伶人、妓女和市井之徒都能粉墨登场。然而，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资本才是最贴近革命的力量。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商界暗潮涌动，枭雄辈出，风云迭起。 本书的故事即是从一时无两的大商人盛宣怀等开始，最后落脚于晋商这个传奇商帮的覆灭。因果回环中，形形色色的商人在历史镜面反射下或悲或喜：辛亥时期的中国商人具有什么样的时代性格，他们遭遇了什么？中国的商业环境在历史大背景下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化？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中国的商人、商业与时代之间究竟有着怎样水乳交融般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