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在梁启超去世后，1929年交由丁文江先生负责搜集、编撰。1932年赵丰田开始任先生助手，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24卷，一百余万字。1936年1月先生去世后，翁文灏续主持其事。1936年5月完成第二稿，约六七十万字，油印50部，每部装成12卷，分发给梁氏的亲友征求意见。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据油印本正式出版，书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书前有胡适的序和丁文渊的前言（简称“初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此书修订本，由赵丰田和其助手负责修订，书前有顾颉刚的序和赵丰田的前言，书名改题《梁启超年谱长编》（简称“长编本”）。1999年4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其中第193至196册收入影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现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版所出“油印本”收入，并参照“长编本”、“初稿本”对个别文字刊误，对某些引文据原作加以校订。吴铭能博士的《梁启超研究论稿》（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版）所附《台北世界书局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后记》一文，据《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对《梁谱》中所引梁启超家书作过校勘，对我们的编校亦有助益，我们在校订过程中予以参考，特此说明，并谨表谢意。此外，收入“初稿本”胡适的序、丁文渊的前言和“长编本”的例言，裨读者参考。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桂系”三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一。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政府广西省主席、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监察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和谈失败后去香港，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196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五十回忆》是黄绍竑先生的自传，从出生一直叙述到抗战胜利，其间于新桂系的崛起、广西建设、粤桂战争、蒋桂战争、浙江抗战情况等记叙尤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文字朴实，感情真挚，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在本书中，李敦白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详尽的回顾和分析，从出生、家庭、求学、树立信念、追求理想、参加美国共产党，到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往，参加“文革”的经历，两次长达16年的牢狱之灾，在中国收获的爱情，以及80年代重新回到美国。他自称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在访谈中涉及大量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以及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人类前途命运等的观察和思考。

本书借助对19世纪常州张氏一门“才女”的研究，从女性的视角审视战争、叛乱、外敌入侵、王朝衰落等大事件的阴影笼罩下的中国历史。通过对张门三代才女的作品、地方志，以及相关回忆文章的深入解析，利用几近文学构拟的合理想象，曼素恩勾勒出她们在文学创作、人际关系、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乃至政治立场等各方面的特征，并以“赞评”的方式进行历史学家的点评，成功地再现了大时代下清代“才女”的人生轨迹，以此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变过程中的性别关系以及才女生活的看法，为19世纪的中国史提供了更为丰富与鲜活的历史图景。

前言 我是湖南湘乡人，生于公元一九○七年。先世多为文人，曾祖父蟾桂公曾随左宗棠去到西北，在甘肃省任过县知事、知府等职。祖父公卿和父亲宪文均饱读经书，但未踏入仕途，只在故乡耕读自娱。我父亲为地方兴办学校及各种公益事业，与人排难解纷，极为乡里所推重。 我年幼时，父亲教我背诵古文诗词和阅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尚深印脑海。我的母亲姓彭，闺名玉贞，秉性慈祥，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生子女六人，都是躬亲抚养教育。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仅是一个小康之家，约有二十亩田地，雇有一名长工，还够不上称为富农。我母亲恤老怜贫，常尽其所有帮助他人，这种德行，乡亲们无不感激赞叹。她骂信佛教，我后来于役军旅，尽管我掌生杀大权，但从未枉杀一人，这都是受我慈母教诲的影响。我母亲由于抚养一大群子女，操理家务，备极辛劳，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 我上有三兄，除三哥尚在外，均已先后物故，下有一妹，尚健在，现住长沙。 一九三○年冬我任团长时，经友人之介，得识冷兰琴女士。她当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钢琴家，执教于中央大学音乐系及金陵女子学院，我们于一九三三年春结婚，生有子女五人。时值抗战军兴，余率部浴血奋战，无暇顾家，悉由吾妻负责，千里奔波，辛劳备尝。她患有先天性的高血压症，不幸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她不仅仪态万方，而且磊落大方，不同凡俗，其言其行，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颇大，结婚十六年，情感深厚，她的早逝，是使我十分伤感的。 子女五人，于一九五一年起，各自在不同的情况下，由台湾、香港到了美国，现散住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丹佛等地，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共有十人，第四代已有两人，真是四世同堂。我于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与易吟先女士结婚，迄今二十四年。一九八○年我们经中央批准，来美探亲，原定一年回国，由于子女们的坚留，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并为我们申请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们现在定居于纽约。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主要就是写稿和审稿。我就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写了二十八万多字的材料，但从未想到要出书。 去年文史会同仁认为我所经历的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我所写述的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劝我将所写资料编整印发，我考虑再三，如客观上认为我所写的资料可供史学研究者参考，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同意了。 历史就是历史，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强调说“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为所谓长者、尊者避讳。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伤二百多万人，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事实也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并未树立打到底的坚强决心，致使军队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一九八○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 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伸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宋希濂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北京

抗战爆发后，高宗武接受蒋介石的指派，辞去外交部职务，在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掩护，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是在这段时间，他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江精卫“和平运动”从事秘密外交活动，并追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发生后，外界一直希望从高宗武口中，了解到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真相，虽只言片语，亦必弥足珍贵。但是他始终守口如瓶，对当时的经历避而不谈。这本《高宗武回忆录》是他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但是书稿完成后，他很快放弃了出版意愿，以致许多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不知道有这部书稿存在。直到2005年6月底，这本回忆录的手稿才被意外发现，由陶恒生先生译成中文，并对相关史实做了详细的考订和注释。

《史客》由萨苏主编，系博客、论坛有史料、有趣味的历史文章精选集，双月出版的杂志书。丛书汇聚了活跃在网络的一群杰出的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追寻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实，历史深度阅读，是本书的特色。 《史客》的主题为“一脉”，其中解玺璋的《梁启超与胡适》、柴静的《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分别讲述了梁启超与胡适、朱启钤与梁思成思想、事业上的传承；余世存以独特的视角梳理了梁漱溟家族、宋氏家族的精神血脉；《上山虎张发奎》讲述了一班粤系军人叱咤江湖的故事，史学大家杨奎松、旅日学者萨苏以不同的笔调展现了抗战中两段不为人知却又令人感奋的史实；《长刀之夜》则披露了纳粹党一脉因追逐权力自相残杀的内幕。

《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读《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所收文章，既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必要，也说明了改革开放的艰难。尽管作者都是从个人角度回忆叙事的，但值得每一位关心国事者细读与深思。1978年是个具有历史转折和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通过葛剑雄、吴思、何方等民间人士的回顾、审视和记述，有追忆故人，也有感怀自身，关于吃饭、关于思想、关于命运的变奏等等，在微观层面展示了我国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断面，发人深省。

本书以记述谱主生平思想活动为主，兼收与谱主活动有关的资料。属谱主领导的革命运动史范围者，收入正文，详略视其与谱主关系而定。本书分三卷，第一卷（1866－1911）记谱主家世，早年生活，成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为推倒帝制，建立共和而奋斗的经历。第二卷（1912－1918）包括谱主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二镒革命。组建中华革命党，反袁及第一次护法运动等内容，即为建立民国、保卫民主共和革命成果殚智竭力的行誼。第三卷（1919－1925）着重记述谱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经过五四运动、陈炯明叛变，在晚年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北上、辞世等史事。

内容提要 本书为唐纵1927至1946年所记的日记，1949年唐纵随蒋介石 逃往台湾时，被我人民政府缴获。 唐纵，又名唐乃建，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曾任复兴社（又 名力行社）特务处书记长、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 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长期在蒋 介石身边工作，深得蒋介石的宠信和器重。 日记内容广泛，不仅记述了唐纵在侍从室作为蒋介石的高级 幕僚，长期为蒋介石擘画、综揽情报特务工作的情况，而且涉及 到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及外交、内政、经济、文化、民族等 各个方面。尤其对二次大战战前、战中、战后英美苏中对日德意 态度的微妙之处，英美苏对中国共产党的重重矛盾态度，国共两 党斗争的重大事件，蒋介石周围国民党一些高层人物的活动情况 和内幕，以及国民党内部政治腐败、派系斗争、经济凋敝、民怨 沸腾等内外交困的窘境，均有概括、简略的记载。是一部研究抗 日战争前后国民党历史、国共斗争的重大事件和第二次大战历 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唐纵的身份和地 位，日记中也反映了他的反共立场，写了一些美化蒋介石的言 词，对此，需要明辨是非，给予正确的理解。

本书记述蒋介石的一生，对中日关系史、民国史、国共两党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学东渐记，ISBN：9787108037435，作者：（清）容闳 著，徐凤石，恽铁樵 等译，钟叔河 导读

本书为香港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把现存于该所图书馆的胡适私人照片选辑成册，其中大多是未发表的珍贵照片，补充胡适日记及手稿的不足。本书以文字及大量胡适先生与朋友的照片，记录了胡适先生从青年开始的经历，同时也展示了当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气息。

中国的著史方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司马迁《史记》“采经摭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作为纪、表、世家、书、传”的写法；一种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史式的撰述。《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不守成规，自成一格，“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来写中国近代史，不但补充了学术性史著的缺略，而且将历史这一块茫茫大漠变成引人入胜的绿洲。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溪、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本书作者苏炳同先生对近代史的掌故轶闻、官职变化、风俗人情、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知识的掌握，不但使他能够下笔时游刃有余，而且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学养上的充实。这部书不同于戏说，也不同于论断式的学术著作。它的夹叙夹议、博采野史、亦庄亦谐、波澜迭起的风格，或许是未来史学著述（也许包括其它一切学科）的必然发展方向。

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 读懂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个角度 作为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 如何能在起伏跌宕的时代屹立不倒？ 如何在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游走？ 如何左右了晚清后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晚清民国时期富贾层出，为何没能形成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 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矛盾，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吴思 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这本《政商中国》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史料发掘及研读堪称一流，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杨奎松 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政商关系问题是绝对绕不开的，本书运用新发掘的一手历史档案及公私史料，全面重建虞洽卿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的经历，对20 世纪中国上半期的政商问题做一贯通性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大约从1940 年代开始，学术界及舆论界对虞洽卿的描述、讨论与评价就极多。大致来看，学者笔下的“虞洽卿”大致上是三幅不同的面貌：江浙财阀、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概念标签，从一开始就被人选择性地贴在虞洽卿的身上，但无一例外地都与意识形态政治有关。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虞氏的个人历史，“政商”也许是最适用于他的身份定义。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从1891年-1945年，对虞洽卿及其所经历的几代政府的关系逐一分析，描述这种合作关系是如何逐渐强化和巩固，成为近代中国的“潜流”，并建立起一种隐性“政治结构”的。而这种关系，也深深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读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另一个角度。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作序并推荐，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晚清民国至1949年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记录） 叶笃庄先生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农史学家、民主人士，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 他的一生起伏跌宕，出生于封建大家庭，曾就读于南开中学，之后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毅然归国投身抗敌事业，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主持编译委员会，对建国初期农业知识的普及、提高，贡献至伟。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含冤入狱18年，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始被释放。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本书即是他这一生的缩影。包括叶家往事、过眼烟云、解放以后、狱中记四个部分，详细讲述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用章开沅的话说：“本书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

《孙中山研究》主要内容：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那个孙中山；一个是别人变造的孙中山。别人变造的孙中山，不论基于任何立场，总未免走样，孙中山本人，概不负责，可以侧过脸去；但他自己那个孙中山，却责无帝贷，必须面对。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史上以“海上苏武”知名的悲剧人物，也是清朝封疆大吏而不幸被外国侵略军俘虏的“唯此一人”。作为当时中国方面外交和军事活动的重要主持人，由于战败，他受到举国上下的责难，以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颟顸误国的形象，通过所谓“信史”，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本书作者在大量征引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新的探索，得出了与传统看法截然相反的结论：叶名琛不仅是一位兼资文武的封疆大吏，更是一位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在历史评估中应获得与林则徐相等的地位。 在中国的史籍中，叶名琛的声誉不佳。长期以来，他被史家论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顽固而惧外的典型人物。澳大利亚籍华裔学者黄宇和院士的研究，对于叶名琛处理国内事务诸问题，同中国学术界的著述似无本质性的差别，只是学术视角与话语系统的不同而已。其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叶名琛对外交涉中的所作所为。黄宇和院士对薛福成综合时人记述所做的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真诚”的著名概括，逐项进行了深入的检讨，依据翔实的史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与中国传统史籍不同，本书基本上全面肯定了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以及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部署、策略运筹和悲壮的结局等等。

中国的著史方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司马迁《史记》采经摭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作为纪、表、世家、书、传”的写法；一种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史式的撰述。本书不守成规，自成一格， 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来写中国近代史，不但补充了学术性史著的缺略，而且将历史这一块茫茫大漠变成引人入胜的绿洲。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溪、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本书作者苏炳同先生对近代史的掌故轶闻、官职变化、风俗人情、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知识的掌握，不但使他能够下笔时游刃有余，而且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学养上的充实。这部书不同于戏说，也不同于论断式的学术著作。它的夹叙夹议、博采野史、亦庄亦谐、波澜迭起的风格，或许是未来史学著述（也许包括其它一切学科）的必然发展方向。

王云五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他只有小学学历，却在青年时期担任大学教授；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又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他一生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四十年之久，使之曾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抗战时期，他作为“社会贤达”参政，1946年起历任行政要职，晚年再次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居功至伟。长期以来王云五饱受争议，本书从其文化事业与事功表现展开探讨，深入而平实，对我们认识、研究王云五极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