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前，我们几乎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与我们迥异的人存在。他们与我们外貌不同，这让我们产生了种种仇恨的联想。我们视其为妖魔，用故老相传抵御妖魔的手段与之对抗。今日，我们难免会想，在当日的侵略者眼中，我们所采用的是否是一种巫术？以巫术对抗现代文明，难怪我们会一败涂地，只是当年，有多少志士空耗了血泪？ 痛定思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使东西方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理性精神。 西方的理性精神源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中所谓的“爱智慧”，即体现了对理性的推崇。理性精神在西方持续发展，虽有中世纪的低迷，但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后冲破了种种精神钳制，使西方爆发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自此，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产生了极大的信赖，人类理性代替上帝的意志成为“万物的尺度”。理性意识的高涨使人们重视现世人生价值，造就了自由进行创造的进取精神，使得西方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踏上了健康蓬勃的发展道路。 与西方重视个人价值与实践的理性精神相比，中国的传统思想太过于“内求于心”。我们所强调的个人体验与涵养缺乏思辨、超越、分析、实证，除了提升个人修养，为社会定制道德规范外，对社会实践并不具有指导意义。 这种东方式的精神，使得17、18世纪，当西方世界在理性精神指导下蒸蒸日上时，中国却陷入了柏杨先生所谓的“文化酱缸”之中，思想界是“一塌糊涂的污泥”，看不到些微的光芒。而相应的，科学与文化也只有承袭，难得创新。毋庸讳言，若无外力介入，强迫国人“睁眼看世界”，或许今日的中国，仍然以为自己处于不与外界通人烟的“桃花源”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