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和散文家之一。在其三论——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中，他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和华丽的笔触，对社会生活和人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人的道德责任、友谊、老年、死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统治者的责任、外交事务中的道德原则等，作了透彻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三论”被视为古典时代散文之杰作，至今仍为人们广为传诵。

《人口原理》从两个不变法则出发：①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②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论证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人口自然法则要求二者保持平衡，因此，必然发生强大的妨碍，阻止人口的增加，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初版中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三个命题，即“人口增加，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必然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均衡”。

本书作者、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当代西方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在数理逻辑的研究领域曾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由于他多方面的成就，他一生曾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1950年的诺贝尔奖。在哲学上，他的观点大抵早期是属于新实在主义的，晚年逐渐转向逻辑实证主义。本书是他早期的最后著作之一，书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许多哲学问题的论点，可以代表他早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在本书各章中，我主要限于谈论那些我认为可以发表一点肯定的和建设性意见的问题，因为单纯否定的批判似乎是不适当的。为了这个缘故，本书中知识论所占篇幅就比形而上学更多些，而哲学家们讨论得很多的一些论题，倘使加以处理，也处理得非常简略。

本书是波斯中世纪时的一部脍炙人口的散文名著,书中论述了波斯中世纪的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等问题。

《纯粹现象学通论》，本书简介: 《纯粹现象学通论》(作者胡塞尔)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书中分为事实和本质；自然主义的错误解释；自然主义的错误解释；自然态度的设定及其排除；现象学还原；纯粹意识的一般结构；关于理性理论问题系列的一般性层级等数章内容。

《狄德罗哲学选集》《狄德罗哲学选集》以清晰严谨的形式进行了学术分析，讨论了哲理学的主要问题。作者认为人所能犯的全部罪恶并不是全部可能的罪恶；而只有能犯全部可能的罪恶的人，才能够得上受一种永恒的惩罚。为了使上帝成为一个无限地爱报复的东西，你们就把一抔泥土变成为一个有无限能力的东西了。

《形而上学》主要内容简介：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是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称道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他研究了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历史、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问题。他在“形而上学”这一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形而上学》除译文外，附有章节分析、索引和参考书目，以供研习哲学与哲学史者以及研究希腊学术与西方学术史者之查考。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馆历来重视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考，又利于文化积累。

现在,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宗教影像既不被当作思想——至少不是思辨宗教哲学的意义上的那种思想——,也不被当作事物,而是就被当作影像来加以讨论。这就是说,在这本著作中,既不像基督教神话学那样把神学看作神秘的行为论（Pragmatologie）,也不像思辨宗教哲学那样把神学看作本体论,而是把神学看作精神病理学。 作者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遵循的方法,是完全客观的方法——分析化学的方法。因而,在一切必要的和可能的地方,他都援引了文件（部分在正文底下,部分放在专门的《附录》之中）,以便使由分析而得的结论合法化,也就是说,证明这些结论是有客观上的根由的。所以,如果人们觉得从他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怪诞的、非法的,那末,秉公而断,罪过并不在于他,而是在于对象。

新　工　具 序　言 有些人自认把自然界的法则作为已被搜寻出来和已被了解明白的东西来加以规定，无论是出于简单化的保证的口吻，或者是出于职业化的矫饰的说法，都会给哲学以及各门科学带来很大的损害。因为，他们这样做固然能够成功地引得人们相信，却也同样有效地压熄了和停止了人们的探讨；而破坏和截断他人努力这一点的害处是多于他们自己努力所获得的好处的。另一方面，亦有些人采取了相反的途径，断言绝对没有任何事物是可解的——无论他们之得到这种见解是由于对古代诡辩家的憎恨，或者是由于心灵的游移无准，甚至是由于对学问的专心——他们这样无疑是推进了理性对知的要求，而这正是不可鄙薄之处；但是他们却既非从真的原则出发，也没有归到正确的结论，热情和骄气又把他们带领得过远了。较古的希腊人(他们的著作已轶)则本着较好的判断在这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对一切事物都擅敢论断，另一个极端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敢希望了解——之间采取了折中的立场。他们虽然经常痛苦地抱怨着探讨之不易，事物之难知，有如不耐性的马匹用力咬其衔铁，可是他们仍毫不放松尾追他们的对象，竭力与自然相搏；他们认为(似乎是这样)事物究竟是否可解这个问题不是辩论所能解决的，只有靠试验才能解决。可是他们，由于一味信赖自己理解的力量，也不曾应用什么规矩绳墨，而是把一切事物都诉诸艰苦的思维，诉诸心灵的不断动作和运用。 至于我的方法，做起来虽然困难，说明却很容易。它是这样的：我提议建立一列通到准确性的循序升进的阶梯。感官的证验，在某种校正过程的帮助和防护之下，我是要保留使用的。至于那继感官活动而起的心灵动作，大部分我都加以排斥；我要直接以简单的感官知觉为起点，另外开拓一条新的准确的通路，让心灵循以行进。这一点的必要性显然早被那些重视逻辑的人们所感到；他们之重视逻辑就表明他们是在为理解力寻求帮助，就表明他们对于心灵的那种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没有信心。但是，当心灵经过日常生活中的交接和行事已被一些不健全的学说所占据，已被一些虚妄的想象所围困的时候，这个药方就嫌来得太迟，不能有所补救了。因此，逻辑一术，既是(如我所说)来救已晚，既是已经无法把事情改正，就不但没有发现真理的效果，反而把一些错误固定起来。现在我们要想恢复一种健全和健康的情况，只剩有一条途径——这就是，把理解力的全部动作另作一番开始，对心灵本身从一起始就不任其自流，而要步步加以引导；而且这事还要做得像机器所做的一样。譬如，在机械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赤手从事而不借助于工具的力量，同样，在智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也一无凭借而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进行工作，那么，纵使他们联合起来尽其最大的努力，他们所能力试和所能成就的东西恐怕总是很有限的。现在(且在这个例子上稍停来深入透视一下)我们设想有一座巨大的方塔为了要表彰武功或其他伟绩而须移往他处，而人们竟赤手空拳来从事工作，试问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要不要认为他们是疯了呢?假如他们更去招请较多的人手，以为那样就能把事情办妥，试问这位旁观者岂不要认为他们是疯得更厉害了么?假如他们又进而有所挑选，屏去老弱而专用精壮有力的人手，试问这位旁观者能不认为他们更是疯到空前的程度了么?最后，假如他们还不满足于这种办法而决计求助于体育运动的方术，叫所有人手都按照运动方术的规则把手臂筋肉抹上油，搽上药，前来办事，试问这位旁观者岂不要喊叫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尽苦心来表示自己疯得有方法、疯得有计划么?而人们在智力的事情方面亦正是这样来进行的——也正是同样作发疯的努力，也正是同样求无用的并力。他们也是希望从人数和合作中，或者从个人智慧的卓越和敏锐中，得出伟大的事物；是的，他们也还曾力图使用逻辑来加强理解力，正如用运动方术之加强筋肉。但是他们的一切这些勤苦和努力，在一个真正的判断说来，只不过是始终使用着赤裸裸的智力罢了。实则，每一巨大的工作，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而只用人的双手去做，无论是每人用力或者是大家合力，都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提出这些前提之后，我还有两件事情要提醒人们不要忽视。第一点，当我想到要减少反对和愤慨，我看到可幸的结果是，古人们所应有的荣誉和尊崇并未由我而有所触动或有所降减；而我是既能实现我的计划又能收到谦抑的效果的。假如我是宣称与古人走同一道路，而我却要产出较好的事物，那么，在我和古人之间就必然会在智慧的能力或卓越性方面发生一种比较和竞赛(无论用什么技巧的词令也是不可避免的)。虽说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合法或什么新奇之处(如果古人对于什么事物有了错误的了解和错误的论定，我又为什么不可使用大家所共有的自由来和它立异呢?)但是这一争论，不论怎样正当和可恕，以我的力量来自量，终将是一个不相匹敌的争论。但是，由于我的目的只是要为理解力开拓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乃是古人所未曾试行、所未曾知道的，那么情事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门户派别的热气是没有了；我只是作为一个指路的向导而出现，而这又是一个权威很小的职务，依赖于某种幸运者多，依赖于能力和卓越性者少。这一点是仅关于人的方面的，就说到这里。至于我所要提醒人们的另一点，则是关于事情本身的。 希望大家记住，无论对于现在盛行的那种哲学，或者对于从前已经提出或今后可能提出的比较更为正确和更为完备的哲学，我都是绝不愿有所干涉的。因为我并不反对使用这种已被公认的哲学或其他类似的哲学来供争论的题材，来供谈话的装饰，来供教授讲学之用，以致来供生活职业之用。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公开宣布，我所要提出的哲学是无甚可用于那些用途的。它不是摆在途中的。它不是能够在过路时猝然拾起的。它不求合于先入的概念，以谄媚人们的理解。除了它的效用和效果可以共见外，它也不会降低到适于一般俗人的了解。 因此，就让知识中有双流两派吧(这会是对二者都有好处的)；同样，也让哲学家中有两族或两支吧——二者不是敌对或相反的，而是借相互服务而结合在一起的。简言之，有一种培养知识的方法，另有一种发明知识的方法，我们就听其并存吧。 谁认为前一种知识比较可取，不论是由于他们心情急躁，或者是由于他们萦心业务，或者是由于他们缺乏智力来收蓄那另一种知识(多数人的情况必然是这样)，我都愿意他们能够满其所欲，得其所求。但是如果另外有人不满足于停留在和仅仅使用那已经发现的知识，而渴欲进一步有所钻掘；渴欲不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渴欲寻求不是那美妙的、或然的揣测而是准确的、可以论证的知识；那么，我就要邀请他们全体都作为知识的真正的儿子来和我联合起来，使我们经过罪人所踏到的自然的外院，最后还能找到一条道路来进入它的内室。现在，为使我的意思更加清楚并以命名的办法来使事物变得熟习起见，我把上述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之一叫作人心的冒测，而另一个则叫作对自然的解释。 此外，我还有一项请求。在我自己这方面，我已决定小心和努力，不仅要使我所提出的东西是真实的，而且还要把它们表达得在不论具有怎样奇怪成见和奇怪障碍的人心之前都不粗硬，都不难受。但对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说没有理由(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学术和知识的复兴工作当中)要求人们给我一种优遇作为报答，而这就是：假如有人要对我的那些思考形成一种意见和判断，不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观察，或者是出于一大堆的权威，又或者是出于一些论证的形式(这些形式现在已经取得了像法律一样的强制力)，我总请他不要希望能够于顺路一过之中来做这事；请他要把事情彻底考察一番；请他要把我所描写、所规划的道路亲身小试一下；请他要让自己的思想对经验所见证的自然的精微熟习起来；还请他要以适度的耐心和应有的迟缓把自己心上根深蒂固的腐坏习惯加以改正：当这一切都已做到而他开始成为他自己的主人时，那就请他(假如他愿意)使用他自己的判断吧。

同《乌托邦》、《太阳城》一样，《基督城》也是采取文学游记的体裁，描述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但是具体的写法却有所不同。 本书系17世纪德国神学家、基督教修道院院长约翰·凡·安德里亚(1586－1654)所著，它与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一起，被称为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史上最早的三颗明珠。本书采用文学游记的体裁，描写南极一个岛上的理想国家——基督城。在这座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城市中，由三人执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人人参加劳动，没有剥削和压迫，因而手工业和农业很发达，科技和文化很繁荣，人民不仅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阐明这本书所发表的论文题材，我没有用哲理性的说教，也没有以学者观点加以探讨，也许这对我来说更为合适。我生长在一个以奥义书经典作为日常礼拜的家庭，并且在很久以前父亲就作出了榜样。父亲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着与神的密切交往，但是他没有忽略对世界应尽的责任，也丝毫没有减少对世俗事务的强烈兴趣。因此，我希望这些论文能使西方读者有机会接触到印度的古代精神，这种精神曾反映在我们的圣典中而今天仍然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人的一切重要言论不是通过词句而是通过精神来判断的——这是在历史中伴随着生命的成长而呈现出来的精神。我们懂得基督教的真实含义是在观察它的当代生活各个方面而得到的——无论如何，它与早期的基督教，甚至在重要方面都可能是不同的。 印度伟大的宗教圣典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似乎只具有怀旧与考古的兴趣，但是对我们却具有生活的重要性，我们不得不认为把人类思想和愿望的木乃伊标本，陈列在带有标记的柜子里时，尽管在博学的外衣下永远保存起来也会失去它们的重要意义。 源于伟大心灵的体验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述清楚，只能通过个别生活的经历不断予以说明并在各自新的发现中增加它们的神秘。对我来说奥义书的诗篇和佛陀的教导永远是我的精神财富，因此它赋予我无限的生命力，我已经将它们贯彻到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的言论中，它犹如天性对于我有独特含义；对于别人同样也期待着他们的证实。而我自己特殊的证明一定会有它的价值，因为它有个性。 或许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些文章用连续的形式汇编起来是为了便于出版。其中一些观点是从几篇孟加拉语论文中选出的，在孟加拉波浦尔(Bolpur)我的学校中，我习惯于同我的学生们进行讨论。我使用的这些译文是由我的朋友巴布·沙迪什，钱德拉·罗易和巴布·阿吉特·古玛尔·钱哥罗瓦尔蒂翻译的。这本文集中的“在行动中亲证”这一篇，是由我的侄子巴布·苏列德拉纳特·泰戈尔从孟加拉语论文“业瑜伽”译出的。 趁此机会我向哈佛大学詹姆斯·H．伍兹教授表示谢意，由于他公正的评价才鼓舞我去完成这本文集并在我去哈佛大学之前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我还要感谢欧内斯特·里斯先生的帮助，他热情地提出建议帮我修订并审阅校样。 关于Sādhanā的发音，还须要说一句，重音应该放在第一个ā上，这是这个字母的宽音。

《结构主义》这本书，是根据1979年第七版(第十一万七千本系列)译出的。原著没有前言或序文，也没有声明该书从1968年初版之后有任何修改。通常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法语世界里能出版二三千册就是畅销的书了；而像《结构主义》这样一本比较难懂的书竟再版七版，可见这本书的影响之大。 但是，结构主义这一流派和本书作者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生疏的。所以译者想在此作一些介绍。 皮亚杰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但他远不止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还是一位兼通数学、逻辑、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史和哲学的大学问家。他在1918年(当时他22岁)研究软体动物得自然科学博士之后，转而研究心理学成为大家，1949年又革新逻辑学，1950年发表《发生科学认识论导论》三卷。1968年发表本书——《结构主义》，这是他的“发生认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皮亚杰特别着重于智慧心理学的研究。1929—1939年他任日内瓦大学的科学思想史副教授，早从三十年代起就把最先进的科学认识看做是生物界从动物到人的适应演化的结果，继承了日内瓦学派由克拉帕莱德开创的功能主义方面。他在研究儿童心理学中关于各种概念(时空、运动、因果关系、数量、言语、逻辑思维……等)的发展时，心里就随时都照顾到了与最新的科学概念(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的关系，于是到五十年代就初步建立起了他的“发生科学认识论”[我们以后就简称“发生认识论”：因为发生认识论中所说的认识论，只能是科学认识论而不是哲学认识论，它是哲学认识论的前奏，但还不是通常所说的(哲学)认识论]。在发生认识论中，其最高阶段，就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认识(并为未来更先进的科学认识敞开着大门)。 目前最先进的科学认识，其概念、方法、原理、假设等，从具体方面来看是千差万别的，新学科还如雨后春笋在产生。但是，从心理学或认知发展的历史看，它们是否有一些共同点呢?这种直到现在为止的最高级认识，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些是皮亚杰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作过一个全面的综合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自己就来回答了。我们所译的这本《结构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物。 …… 本书是阐述结构主义的权威著作。共七章：第一章研究结构主义的共同特征，阐明结构的定义；第二章分述数学、物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研究；第七章评述哲学上的结构主义。作者强调，结构主义只能是一种研究方法，不应具有排它性，它只能通过各学科的协调努力才能存在和发展。 第一章 导言和问题的地位 1．定义 2．整体性 3．转换 4．自身调整性 第二章 数学结构和逻辑结构 5．群的概念 6．母结构 7．逻辑结构 8．形式化的权宜性限度 第三章 物理学结构和生物学结构 9．物理学的结构和因果关系 10．有机界的结构 第四章 心理学的结构 11．心理学中结构主义的开端与“格式塔”理论 12．结构与智力的发生过程 13．结构与功能 第五章 语言学的结构主义 14．共时性结构主义 15．转换结构主义；个体发生论和种系发生论之间的关系 16．语言结构的社会形成、天赋性质或平衡作用 17．语言学结构与逻辑学结构 第六章 结构在社会研究中的利用 18．整体性结构主义还是方法论结构主义 19．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人类学结构主义 第七章 结构主义和哲学 20．结构主义和辩证法 21．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结论 参考书简目 索引 1．专名索引 2．主题索引

《伦理学》一书是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表述在这本书中。他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从1662年写起，到1675年才完成。斯宾诺莎的世界观是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哲学思想应该看作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论证。

尼采的一部主要著作，便是这《苏鲁支语录》，甚为鲁迅所欣赏。鲁迅最初加以翻译，用的是文言，题曰《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是第一卷《序言》的前三节。 那译笔古奥得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在类乎我国古代的“子书”。宋五‘子’尚不在其列。这是华文第一译。后下鲁迅再度翻译，用的是白话，从新开始，止于《序言》的前九节，题曰《察拉斯忒拉的序言》，后附注解，刊于一九二O年六月《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五期。此后有郭沫若的译本，题曰《察拉斯屈拉图如是说》，亦止薄薄一本，似是节译。后下鲁迅属徐梵澄将全书四卷译出，交郑振铎出版，时在一九三五。书名乃鲁迅所定，郑振释还作了一页序言，便是书端这序。郑序中说还有楚曾先生的一译本，当时未便出版两种译本，是以未取。此外另有高岸先生的译本，似乎后下皆已行世。那么，此译之外，至少还有两种译本流传。

塔西佗是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與希臘的希羅多德齊名的世界最偉大歷史學家之一。他是《阿古利可拉傳》和《日耳曼尼亞志》的作者，同時留下了《歷史》和《編年史》兩部膾炙人口的鉅著；尤其《塔西佗编年史》（上下）更是他晚年封筆之作，一般認為也是他最具特色、最精采的一部著作。

本书的主题在于反映“一个博物爱好者的内心，以及她对自然的感受”，在内容形式上，作者讲述观察自然的花鸟鱼虫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想。在框架上，则通过不同的“地域”来串联：佛农山——北京——里诺，最后以瓦尔登湖的朝圣结束。一个业余博物爱好者，一个生态关注者，就这样在不同地域文化之中穿梭往来，在陌生之地从一花一鸟开始熟悉，在常居之地则不断发掘身边惯常的地景，重新发现自然的美与乐趣。在中美两种地域文化之间，另有一个互相映衬比照呼应的层次，丰富了自然和文化体验。比如第一部分“佛农小城”中有一篇《连翘、春天、北平》，就是这种例子。 而说到底，草木生灵有情，也是作者多情所致，天地莽莽，而万物中有一两样竟入得其眼，总有机缘，有缘在此相遇，并融入生活，沉入记忆，这其中不时翻滚沉浮者，是需要作者把它们留在纸上的呼召。这也便是作者写这本书的缘由。

生于荷月、小名荷花的作者在本书中以荷花为线，通过围绕荷花展开的五次演讲，记述了作者一生与中国古典诗词为伴的经历和与佛法不可思议的殊胜之缘。第一讲《我与莲花及佛法之因缘》，主要围绕作者数次与佛法相遇的经历展开。第二讲《迦陵诗词稿中的荷花》，则穿插数首作者本人的得 意之作， 并多次引用同样与莲花有着殊胜因缘的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词，文字优美，充满诗情画意。第三讲《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是作者专门为南开大学荷花节而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除了论及荷花，更历数了作者与南开大学之间妙不可言的机缘。第四讲《我心中的诗词家国》主要围绕作者一生经历的家国大事，以及在大时代背景下作者寄情于诗，抒发内心感慨的经历。第五讲《九十回眸——<迦陵诗词稿>中的心路历程》是作者对于九十年人生经历的回眸，隽秀话语，饱含了作者与诗词相伴一路走来的艰辛，也充满了对过去岁月的无限感慨。

伯特兰·罗素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同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与通常的隐居书斋脱离世事的纯学者不同，罗素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终其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物、并且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和社会方向的著作。他的胸怀充满正义、良知、睿智、温情，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罗素自选文集有选自《神秘主义与逻辑》、《人类为何战斗》和《自由之路》等最能体现他风格的作品。值得每一位善良、正义、向往美好人生的青年去阅读，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