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自由四論》牛津大學出版社初版。該書收錄了伯林最著名的論述自由問題的四篇論文。即“二十世紀的政治思想”（1949年）、“歷史必然性”（1953年）、“兩種自由概念”（1958年）和“密爾與人生的目的”（1959年）。 這四篇論文集中概括了柏林的關於政治自由的思想。伯林把西方哲學和政治理論中的自由概念進行了梳理，尤其是對政治自由的涵義和表現形式作了細緻的分析和比較。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於自由的新的概念和分類。他提出的著名觀點包括: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劃分、多元主義自由的觀點等。伯林對於自由概念的分析將人們對於自由的理解引向深入，它揭示了20世紀人類政治實踐對於傳統的自由概念的衝擊，具有現實的針對性。他的觀點引發了學術上的深入爭論和探討，對於西方政治理論特別是自由主義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由四論》因而成為20世紀西方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本书是史珂拉逝世后精选而成的纪念文集，收录了她近40年研究生涯中写作的21篇论文，涵盖了她无比广泛的研究兴趣，从古希腊到汉娜•阿伦特，从启蒙运动的宠儿到浪漫的柏格森，从著名的雅典流亡者到迈克尔•沃尔泽，从哈林顿到奥威尔。在这些丰富多样的主题背后，史珂拉致力于思考：在20世纪严峻的历史背景下，压迫与不公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本书收录的“恐惧的自由主义”是其著名代表作。这些清晰、严谨、富于洞见的文章充分证明了，史珂拉“既是一位狐狸型的学者，也是一位刺猬型的学者”。

目录 经济学有什么用？（代序） 贸易自由是财富源泉 愈让步，愈进步！ 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相对优势永不消失 交易有别于奴役 怎样减少违法 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谴责西雅图暴乱 韩农为何跳海 反倾销是怎么一回事 自由迁徙的障碍 资本流动并非症结 市场如何显灵 市场从不失灵 市场怎样对付不确定性 炒房有功 定价的一般准则 从侃价策略说起 谁的谈判力更强 市场经济与歧视 为“歧视”正名 企业有菜单成本吗 灾难预报应由保险公司操办 保险机制的演进 好制度使我们致富 自由与繁荣之都 市场经济的胜负 政府管制事与愿违 政府与市场 减少干预才能减少腐化 行医管制才是症结 也谈药品管制 从美国药物管制说起 无处不是价格战 何必阻止机票降价 年夜饭为什么贵 电力紧张：为什么总是忘记价格 宏观怎么调控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康德未曾出远门 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刺激经济是拔苗助长 什么令人丧失信心 扩张财政旧神话，东亚政客新说辞 经济发展岂是任务 析“体育经济” 遇袭是祸不是福 爱国要讲方法 失业不是浪费 失业不是浪费 工作不是福利 自由贸易与失业 通货膨胀与失业 贫富与再分配 从加州牛肉面到基尼警戒线 基尼系数信不过，劫富济贫有问题 从赌性不同看公平之困难 论努力和运气难以区分 从明星现象看收入不均 法规不能创造福利 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英国的最低工资制 争取福利不宜越俎代庖 从经济学角度看剥削 美国“社保”进退两难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须回报社会吗 真实世界需要商业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量度 环保思想家和经济学实干家 从经济学原理看“投机倒把” 企业经理的作用 企业市价的莫测 反对反垄断政策 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 盗版岂能有理 谁创造了暴利 造作的“自由”竞争 从单双收费之争看反垄断重点 谁不正当竞争 反垄断只要一招 中国产权改革 我的担心 经济改革就是要落实转让权 产权改革需要一条明路 国企争论失了重心 中国需要组建跨国公司吗 中国股市的作用 不必忧虑中国农业 附地而生的代价 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极限 内地可以学香港什么 思考宪政须忘记经济学吗 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 教育市场化 多考试，少知识 市场经济的人才观 科教应该商业化 中国教育谁埋单 教育者对谁负责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要教育券还是要民间办学 说说MBA的故事 教育是选拔人还是培养人 利率的原理 利率是微观交易的宏观结果 纯利率影响文化品味 股价不可预测 人民币问题 守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汇率策略的悖论 汇率形成的机制 还会继续加息吗 加息是通胀的结果 货币政策不宜多变 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 经济谬误 “价值”观的谬误 激情的作用被高估了 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知数据不知情况 区分“合理的”和“满意的” 民意与经济规律的冲突 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 打破对政府和投票的迷信 钞票与选票之争 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 改造寻租社会的困难 没有受害人的违法 理性胡闹 民主不是自由 经济学之能与不能 射不中经济学的箭 经济学不是愿望大杂烩 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 即使市场不健全也不应该搞价格管制 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 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 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后记 书摘插图 愈让步，愈进步！ 1999年11月16日 中国正式加入WTO，是以国际协议的形式，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设立明确的标准和时问表，这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酌情式、随意式改革，效果迥然不同。 有人说，即使中国不加入WTO，中国照样改革。这是没有认识到“事前规则”与“酌情处理”的差别了。 当我们泛泛地提问“中国搞自由贸易好不好？”时，大家都不难正确地回答：“好！”——这叫“事前规则”。但是，如果我们就逐个具体问题提问：“中国开放农产品好不好？开放电信市场好不好？开放汽车工业好不好？”那样，答案就往往会五花八门，辩论就会无穷无尽、不胜其烦。——这是“酌情处理”了。 用一句话总结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就是“知易而行难”。要知道计划经济的症结所在？容易。除了活生生的现实，还有源自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尖锐批评。要了解市场经济如何运转？也不难。除了活生生的现实，还有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的透彻讲解。 知道此岸，也了解彼岸，改革的困难，都是过渡的困难。过渡期内，各种既得利益团体，会用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理由，阻碍产权的分配，阻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经济改革如果不定下“事前规则”，而靠“酌情处理”来推进，就必然阻力重重，越改越难，越改越慢。 因此，中国加入WTO，一大好处就是避免了大量无休止的酌情争论。这在对自由贸易认识尚浅的中国，意义非同寻常。 其实，成功的经济制度，并不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而在于激励人们的行动。你跑到自由经济的典范之地香港，问贩夫走卒“自由经济”的含义，他们是不知道的；但是，“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引导他们的行动，在不知不觉之中推动公益。 一旦“开放”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法律承诺，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就会大失它们往日干扰改革开放的影响力。中国的改革，将会更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国人的生活将彻底改变。 有人支持中国加入WTO，理由是WTO可以刺激出口。这种人不是自由贸易的可靠支持者——因出口而支持WTO的人，同样会因进口而反对WTO。很多人以为出口总比进口好，赚美元总比花掉外汇好。其实，出口我们的廉价商品，与进口国外的廉价商品，对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也有人说，中国为了加入WTO，作出了很多让步。但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谬论！我没有见过谁可以解释：既然由于开放对中国有利，中国才试图加入WTO，那为什么中国加速开放，就反而是一种让步？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贸易对等”原则完全错误。如果别人对我们施加贸易制裁，那么改善我们生活的最佳途径只能是：口头上扬言报复，行动上则进一步开放，绝不报复！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中国加入WTO，的确会对落后产业造成冲击，产生失业，而失业人员需要救济；但是，仅仅为了补贴一群人，为什么非要撑起一间厂、撑起一个行业呢？让亏损的企业及时关停并转，国家的负担就肯定会减轻，而工人可能拿到的生活费就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尽快改造我们受保护的落后产业，是我们自己的最大改善！让老百姓享受几毛钱的国际长途、让老百姓乘坐5万公里行程后才出毛病的轿车、让中国农民放下锄头走进城市、让戏迷多看几部美国电影，这难道是让步？ 在双边贸易争执中，政治家口头上的“让步”，就是老百姓切身的“实惠”，就是中国的进步。愈让步，就愈进步！ 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1998年8月2日 假如附近的村子为了妨碍我们去做买卖，故意捣毁了他们自己村口的道路，那么作为报复，我们是否应该毁坏自己村口的道路呢？很多人会说“不”。这是对的。然而，到了另外某些非常类似的场合，仍然坚持说“不”的人就大大减少了。 最近美国国会又决定延续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其实“最惠”是夸大其辞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在贸易方面给予中国什么额外的“优惠”，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并无二致。所谓“最惠待遇”，充其量只不过是“不刁难待遇”而已。目前只有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和苏丹等七个国家得不到这个待遇。即使这样，美国对这些少数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对中国年复一年地议决“刁难”或“不刁难”，仍然是损人害己的做法。 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有一个课题已经不再盛行，那就是自由贸易理论。但是，这个课题被冷落的原因并非因为它荒谬，而是因为经过几代经济学大师的雕琢，它已经变得足够稳固和清晰了。自由贸易理论是说，由于生产资料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不同，而每一种产品都需要消耗不同比例的生产资料，所以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相对生产成本就不一样。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精力生产其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然后与别国进行贸易，那么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就都会比各自自力更生时好得多。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比尔·盖茨即使在编写程序和烧饭洗碗两方面都干得比他的保姆出色，他也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写程序，而把烧饭洗碗的工作让给比他逊色的保姆完成。这样，两人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 完全不同意自由贸易理论的人是罕见的，但持种种特殊理由推断自由贸易应该缓行的却大有人在。“报复论”是其中一个颇得人心的理由，它声称：“自由贸易虽好，但不切实际。你想公平交易，可人家不干。我们只好如法炮制，以便自卫。” 实际上，以为制裁可以给对方造成伤害的想法是不够全面的。制裁确实造成了伤害，但所造成的伤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制裁在伤害了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永远不要忘记，交易能够使双方、而不是单方受益；同样，禁止交易也必定使双方、而不是单方受损。例如，那些歧视黑人的白人雇主，无疑剥夺了黑人工作的机会，但他们自己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的选择范围窄了，劳动力成本高了，本企业的竞争力弱了。美国禁止本国的企业跟别国做贸易，同样是既损人又害己的。 问题是那些受到美国刁难的国家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禁止贸易好像捣毁道路。别人既然愚蠢地捣毁了贸易道路，对双方都已经造成了损害，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靠进一步捣毁贸易道路来报复对方，因为这样只会加重双方所遭受的损害，而且往往还会诱使对方变本加厉。我们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扬言报复，那是希望靠虚张声势来逼迫对方改弦更张。但是，我们假如没能把对方吓住，就不应该真的实施任何损人害己的报复行动。明智的对策是：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相对优势永不消失 2003年12月22日 一位在攻读理工专业的同学，最近接二连三给我长信，声称自己发现了一个“没学过经济学就能发现、却长期被人忽视的”经济原理。 是的，时不时就会遇上这样的朋友。我以前公司的火头军，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撰写关于修筑连接深圳和珠海的大坝、藉此增加淡水供应的可行性报告。这几年，又有几个说自己创造了什么经济理论体系的找上门来。这些朋友喜欢闭门造车，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是说他们的东西必定没有价值，只是机会不高。 回头说那位理工科的同学。我给他回信说：“读到第二行，我就决定不读下去了，因为你说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会消失。相对优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为什么？你随便找本教科书琢磨琢磨，把自己的理解，用一百字写出来再说吧。” 他没理会，继续长篇大论。我倒是出于好奇，自己试了一下，把自己所理解的相对优势原理写出来。果然一百字就够了，没有为难他。是这样：“每个人的资源和时间有限，用来生产此，就不能生产彼。‘顾此’的成本就是‘失彼’；选择‘失彼’最小的‘顾此’，就是这个人的相对优势。由于这始终是自己跟自己比的结果，所以任何人都永远具有相对优势。” 这是说，没有人会在每一种工作上都是成本最高或成本最低的。想来真奇妙：即使别人样样都比我出色，但只要我跟他共处，只要我们有交换的自由，那么我就不可能一无是处。换言之，只要我从事与自己相比成本较低的工作，然后与他交换，那么双方就都会得益。 成本的概念是要点。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好机会。即使盖茨写程序比我快，做饭也比我香，但只要我跟他住一屋，他就会让我做饭（尽管没他做得香）。并不是因为我做饭比他好，而是因为他做饭的成本是放弃了的程序——他做饭的成本比我的高得多。 ……

功利主义是一种在西方影响巨大的伦理学说，其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行为的实际功效或利益为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本书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学说，分绪论、何谓功利主义、论功利主义最后制裁力、功利主义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明、论公道与功利主义之关系。

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

在法治国家中，公共权力受到宪法等根本大法的约束，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这种法律本身则必须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因为这些自由与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总之，民主在体制上必须是宪政的、法治的、共和的；在价值上，必须是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的；在制度上实行司法独立、分权制衡、有限政府、多元政治、政党政治、代议政治、违宪审查、地方分权自治的……

序 这部著作于1850年12月出版时，按其原来形式，名为《社会静力学：或，人类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经过了好几年——我想大约10年——这一版售罄，因为需求似乎不太大，没有理由重排新版，决定由美国进口一版——当时在美国，本书已用铅版印刷。在这一版售出后，第三版也是同样进口的。 这时我已摒弃由原来制定的第一原理引出的某些结论。此外，虽然我仍旧信奉这项第一原理，但作为提出它的根据之一也已被我放弃。因此在接连几版前面我都附加声明，表示某些原来宣布的理论需要修改；但我却没有做这些需要做的改动，因为如果做这些改动，我就不得不搁置更加重要的工作。终于，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我的预先声明没有阻止别人对我后来的信仰产生误解；因此，10年前，在第三版书全部售完后，我决定不再用进口来满足仍然存在的需求。 可是，既然已经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许多推论仍然存留在我心里，我就一直想把它们用一种永久性的容易查找的形式保存下来；于是在1890年，我在暇时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一遍，删去某些部分，压缩另一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文字上的修订。其完全自成体系的部分现在被《伦理学原理：公正》一书的第四部分代替了；在这一部分里原来以不完善形式阐述的伦理学说，不再那么粗糙，而成为科学的有连贯性的了。但是《公正》一书既没有包括《社会静力学》一书内建设性部分之前的讨论，也没有包括在快结尾时指出政治上含义的一系列章节；而这两部分似乎都是值得保留的。 我也希望保留某些段落。它们包含了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一些思想或思想的萌芽。这些段落具有一种传记—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见第27—28页、30—32页、117—118页、143—144页、173页、196—198页、235—236页、240—243页、257—260页。 这部著作的后一部分，多处引述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和写作时还存在的机构；由于随后40年中社会的变化，它们已不那么切题，或者变得毫不相干了。但是似乎最好还是让它们照原样保留下来；这部分是因为虽然它们根据的资料已经改变，那些论证却仍然有效；部分是因为如果代之以别的例证，就需要我付出比目前我能付出的更多劳动；部分是因为即使把例证改为切合当今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很快又会变成陈旧的。 我最初想把这本书，或更确切地说，一本书的一部分，称为《社会静力学片断》，后来又想称为《社会静力学选编》。可是这两个书名所表示的似乎都是若干部分的集合体，远未反映它实际所包含的连贯性。另一方面，称之为节略本也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词不能表明若干大的、结构上重要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没有一个书名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最后我判定还是《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这个书名不恰当的程度最小。 1892年1月于伦敦

本书作者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作《和谐经济论》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巴斯夏认为，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在总生产中具有相对关系，若是生产增长，资本部分也增长，这是绝对增长，劳动部分则是相对增长，因而双方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同时，他主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坚决支持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等。

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是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本书是对19世纪自由主义在英国发展过程进行全面论述的专著，重点在于论述弗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格莱斯顿和理查德.科布登等这些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彼此的内在关系以及在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表述了作者本人关于自由主义的见解。

《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是洛克写的论宗教宽容的四封书信中的第一封信，写给他的好友菲力·范·林堡格。洛克在这封信中批判了君权神授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提出了宗教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神论。

本书试图以很短的篇幅概述需用长篇文字能讨论的论题。全书完成于1918年4月，不久之后，我便开始了一段囚徒生活。那个时候，谁也不敢妄断战争会在新年来到之前结束。和平实现了，重建问题随之来临。本书试图简要地考察一下那些战争以前提出的旨在实现彻底经济变革的各派学说的兴起和壮大过程。我首先历史地探讨了这些学说，继而对它们进行了批判的分析，并认为尽管其中没有哪一派算得上尽善尽美，可它们对我们希望建立的未来社会的蓝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书涉及史实的部分是在我朋友希尔德里克·科仁斯的大力帮助下完成的，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我本人无暇仔细查找的有关史料。

本书是1755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文中提出了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一光辉思想。恩格斯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十八世纪中辩证法的杰作。 让·雅克·卢梭（１７１２—１７７８年） 勒赛克尔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引言 勒赛克尔 “论文”的发表 “论文”的渊源 “论文”的意义 有关研究卢梭的参考书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 卢梭 序 本论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作者附注 附 录（一）介绍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彼得·哥尔达美尔 附 录（二）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普列汉诺夫

自由是人类普遍的追求，人们往往将之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然而，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个体自由既非普世，也非必然，本书就是对后现代社会中的自由进行反思的一部力作。 正如鲍曼先生本人所言，该书的写作意图就在于化“熟悉”为陌生，也就是要把人们通常视为理所应当的个体自由作为一种不经解释则无以自明的现象。本书以简洁有力的论证揭示：个体自由得以存续要依赖于特定类型的社会条件，而且也可能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们绝不能够、也不应当将其视作当然之物。 自由是社会科学中永恒的话题，鲍曼先生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细致的分析和雄辩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维度中的自由，相信读者一定可以从中更好的把握自由的真谛。不过，由于作者的局限性，本书所讨论的自由话题是在资本主义的前题下进行，其不完整性是非常明显，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How can we benefit from the promise of government while avoiding the threat it poses to individual freedom? In this classic book, Milton Friedman provides the definitive statement of his immensely influential economic philosophy—one in which competitive capitalism serves as both a device for achieving economic freedom and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olitical freedom. The result is an accessible text that has sold well over half a million copies in Englis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ighteen languages, and shows every sign of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fluential as time goes on.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论出版自由》是密尔顿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词。164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向斯图亚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内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他们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密尔顿为了争取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论，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词中对长老派提出了警告。

本书为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所著，中心内容为论证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但书中也指出代议制政府可能产生弊端及其危险性。作者还从当时英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主张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举权，提高妇女的社 会政治地位，这些主张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作用。本书对研究政治制度仍有参考价值。

哈耶克在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谈这本文集的内容的：“初看上去，收集在本书中的这些论文所关注的论题似乎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很快就能够发现，其中大多数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的确，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从道德哲学的问题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问题到纯经济理论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论文中，我却是把上述问题当作同一个核心问题的不同方面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