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片论》其主要内容有：第一章：政府的形成；第二章：政府的形式；第三章：英国宪法；第四章：最高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利；第五章：最高权力制定法律的义务。

本书作者诺奇克1938年11月16日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他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963年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短暂任教，然后于1969年来到哈佛大学。1974年，他发表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以回应罗尔斯的政治学名著《正义论》，讨论了热门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等政治学问题。该书于1975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的中文译本问世，基于两个理由，我们应该重视与推介。第一，这是一本极为出众的菱，问题意识精准明晰，论证结构紧密犀利，也涵盖了丰富又扎实的内容，对当代政治哲学的佤发展作了准确深入的介绍，值得一切对政治和哲学思考有兴趣的人细读。第二，政治哲学本身的发展，关系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有理性可言的活动，值得社会具有实践意识的公民们积极涉猎，本书堪称是他们最得力的入门津梁。 本书集中探讨了在西方英美国家——特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术圈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书中指出支配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是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论辩。个人权利、机会机会平等、民主的公民资格等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为哲学论辩提供了依据。哲学家们就这些术语的意义、意味和合理性进行论辩。本书深入地呈现当代政治哲学的活力、复杂与广阔，同时又生动地反映了学院政治哲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结合的趋向。

《国民经济学原理》：奥地利学派始于1871年，其时，门格尔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本著作篇幅不大，却足以同《国富论》、《纯粹经济学要义》媲美。由于该书阐述了边际效用理论，故而门格尔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经济学开创者之一。

书中论述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这就是「群己界线」，或曰「群己权界」——「群」者，群体、社会公域也；「己」者，自己、个人私域也；亦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要区分清楚。表示社会和个人都有自己的「权」，但它们的权又都有其界限。 自由在个人与群体间的分寸是非常精微的，严复当年用文言语句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On Liberty），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严复以「自繇」二字，将穆勒对个人尊严与自由的想法引介至中国，让近代中国的知识份子对于西方的自由思想，有了一个开创性的认识；并相当重视群与己之间的互动与平衡。 由一人一己之自繇，乃至一会一党之群体，须明白群己权限之划分，使不偏于国群而压制小己，亦不袒护小己而使国群受害，并强调自由民主制度的实施其实是涉及一个国家的形势与国民程度。对于自由的内涵、个人与群体、公域与私域间的权界，析论分明。

Basis for the Acclaimed Public Television Triumph

《一课经济学》是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专为社会大众撰写的经济学入门读物。全书包括三大部分26章，以一堂课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涉及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问题，例如公共建设工程、税收、政府信贷、就业与失业、关税、最低工资、进出口、价格体系、房租管制、工会、最低工资、利润、储蓄、通货膨胀等，以最简单的阐述方式，向读者逐次解读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背后的真相、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同时，针对那些广为流传的经济理论或学说中存在的谬误，黑兹利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批驳，从而帮助社会大众更了解经济世界运作的法则。

在这本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当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丝·弗里德曼为读者揭示了，正是由于华盛顿当局制定了过多的法律法规、实施了过多的政府管制、建立了过多的行政机构、花费了过多的财政预算，才使美国的自由和财富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一旦政府以中间人的身份插手干预，良好的愿望往往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对此，两位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此外，针对这些经济问题，弗里德曼夫妇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告诉读者应当如何扩展自由、增进财富。 不论是探讨美国在以往岁月中的错误和失误，还是指出将来为增进经济繁荣所应采取的政策策略，本书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分析透彻，论证有力，说服力很强。

《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多元货币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是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经济学专著。他在书中颠覆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自由竞争最有效率，那为什么不能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革命性建议：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自由竞争，这个竞争过程将会发现最好的货币。 本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引发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全球化的深化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让哈耶克的观点再度受到重视），系首次译为中文。

即使是那些怀疑巴斯夏作为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的人也会同意，他是一位天才的政评作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为了介绍现在您手头这本收入了他写给普通公众的最成功的文集，我们倒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同意熊彼特对巴斯夏的苛评，他说"他不是一位理论家"，但这一点却也并不足以抹杀他的地位。在其非常短暂的写作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他确实曾经想为他的一般的概念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论证，但他最终没有讨得专业圈内的欢心。如果一位针对公共事务仅仅撰写了五年评论，然后在绝症迅速地侵袭他的时候，在几个月时间内，为自己截然不同于既有学说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然而，人们可能会问，恐怕不会仅仅是他年仅49岁时就英年早逝才使他没有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那雄辩的著述当然证明，他对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质的天赋，而这按说是能够为他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对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 证明这一点的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收入本书第一篇、他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中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正是因为他把整套这种观念浓缩为这么几个单词，所以我才在上一段中称他为"天才"。他围绕这句话组成的一篇文章，就清楚地阐明了一整套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这句话尽管只是头一篇文章的题目，实际上它是整本书的一个提纲挈领。巴斯夏在反驳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谬见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阐明了其含义。我后面将会提到，尽管他所驳斥的那些看法，今天只是穿上了一件更为复杂的外衣，但其实质自巴斯夏以来，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首先我想就他的核心观念的一般含义多说几句。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政策措施的当下的和可以具体地预测得到的效应判断这些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仅不可能实现某种可以维续的秩序，还将必然一步一步地丧失自由，从而阻止了比我们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好的东西之出现。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而所有的干预行动，就正是这样的限制。当然，这些干预行动总是许诺要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只有在完全阻止一些个体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但却有益的行动的时候，政府的这类行动才能每次都达到其事先预见到的直接结果。其后果就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一个接一个，并且不受对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自由的忠诚的约束，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几乎所有方面丧失自由。巴斯夏把选择的自由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决不能出于权宜的考虑而牺牲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假如只有在废止自由的具体损害能够被明确指认出来的时候才尊重自由，那么，自由的任何方面就都不是不能废止的了。 巴斯夏对他那个时代谬种流传的观点予以迎头痛击，今天，很少有人再像当时那样那么天真地使用那些论证，但我请读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同样的谬论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已经销声匿迹了：今天，那些观点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出现，因而也更难察觉。读者如果逐渐认识到以更简单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大量谬误，那么，当他看到从那些看起来更为科学的论证中得出的同样的结论，至少就会更为小心。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用那些最日新月异的证据来论证那些十足错误的见解，这些见解的魅力非常之大，因为从它们那里推论出来的定理太令人愉快或者是太方便了：支出是好事情，而储蓄是坏事情；浪费有益，节约会伤害广大群众，钱掌握在政府手里，要比掌握在民众手里更好一些；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政府的职责，等等等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想法仍在大行其道。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巴斯夏在驳斥这些看法的时候，有整个专业经济学家队伍都站在他一边来反对利益集团所使用的那些流行的俗见，而今天，同样的看法却是由某种极有势力的经济学派，用门外汉根本就不懂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提出来的。在这些谬论中是否有某一点，人们原本以为巴斯夏已经将其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恐怕再也难以见到其复活了？这一点还真成疑问。我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巴斯夏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寓言《蜡烛制造商抗议太阳竞争的陈情书》中讽刺说，应该禁止房子上安装窗户，因为蜡烛制造商的繁荣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然而，法国一本颇为有名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最新版上却为这篇文章加了一条脚注："必须注意到，按照凯恩斯关于不充分就业的假设，及乘数理论，严格地说，蜡烛制造商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有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巴斯夏驳斥了那么多我们似曾相识的经济学万应药，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危险他却似乎没有预料到。尽管他也批驳了他那个时代信用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由政府赤字造成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却不是太大的危险。在他看来，支出的增加必然立刻导致要加捐增税。原因就在于，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只要一生经历过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就再也不会容忍货币持续贬值这样的事再发生。因此，如果有读者看到巴斯夏觉得需要反驳的那些很简单的谬误之后有一种优越感，那他应该记住，就某些方面而言，一百年前的那些人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明智得多。

《常识（中英双语彩插本）》以《常识》第三版为底本译出，并收录潘恩驳斥和解主张的《致贵格会教徒书》为附录，以期更全面地展示潘恩的思想。书中涉及不少西方文化的背景知识，如多处引用《圣经》，时常提及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和风靡一时的学者等。这对l8世纪中后期的欧美人来说是“常识”，但对当代中国读者来说，却是一条深深的鸿沟。为了扫清阅读障碍，译者特意撰写了大量注释。以帮助读者弄清语义背景、相关人物和事件。近些年来，随着对西方文化了解的不断加深，潘恩和《常识》开始频频出现在国内学者的口头与笔端；激情四溢而又理性睿智的《常识》也被不少学校和培训机构作为英文朗读、背诵的材料之一。因此，书后特附上《常识》的英文原文，以便读者能够领略到原文的风采。

本书是已故政治学巨擘亨廷顿的代表作。书中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重点分析了20世纪后期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年到1990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暢銷50餘年，銷量突破100萬冊的經濟學入門寶典！�★★★ 本書作者赫茲利特── 堪稱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經濟專欄作家，教給我們經濟學最重要的一課： 「經濟學的藝術就是：不只觀察任何行動或政策的立即影響，更要看較長遠的影響；不只追蹤政策對某個群體產生的影響，更要看對所有群體造成的影響。」 然而就在這一點上，人們，甚至是政府，常常犯錯，或者明知故犯。好經濟學和壞經濟學的分野就在這裡。壞經濟學家只看到觸目所及的事情；好經濟學家卻看得更遠。壞經濟學家只觀察計畫中的行動產生的直接結果；好經濟學家卻也放眼更長遠的間接結果。壞經濟學家只注意政策對某個特殊群體已經產生或將要產生的影響；好經濟學家還會去深究政策對所有群體產生的影響。 以這堂課為基礎，作者舉許多日常可見的實際例子，例如公共建設、課稅、授信、失業、關稅、最低工資、價格管制、工會、工資、利潤、儲蓄、通貨膨脹等等，以最淺顯的方式告訴讀者，這些複雜的經濟問題背後的真相、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以及，真正學會這一課經濟學。 經濟事務影響我們每一個人，本書可以幫助你更了解經濟世界運作的法則，不會再被政府或「專家」的花言巧語所矇騙。

在《政府论两篇》上篇中，洛克首选集中批判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君权神授和王位继承的观点。然后在下篇中，论述了国家一论和法律理论。 　　在新社会即将来临的前夜，洛克此书担负了为第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的历史使命，对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是洛克倡导的君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在君主立宪下，手工工厂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 　　洛克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他的政治法律学说不仅对英国，还对18世纪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他提倡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因而在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本书是以赛亚·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书表达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伯林著作的编辑亨利·哈代讲述了本书的缘起,修订了文本,确证了引文的出处,收录了伯林其他论自由的著作，伯林的自由观念因而得以完整的体现。三篇附录取自伯林的未刊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伯林信念的核心。伊安·哈里斯的文献综述展现了“以伯林为中心”的英美实践思想的最新进展。 导读：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兴盛中，伯林的著作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它激发了持续、昂扬更是富有启发性的辩论。它涉猎广博，既有磅礴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现代情怀，在当代学术进展中使政治思想突然变得令人激动并充满乐趣。 ——罗纳德·德沃金 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 ——约翰·罗尔斯 这个人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因为党派偏见或者因为对理性的狭隘理解而难以倾听的真理。他告诉我们道德的悲剧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相互冲突的希望可能导致的不幸。但是他也向我们提供另一种希望：如果我们能公正地坚持这种复杂性，这种悖论，并在同情的理解中调和那些不可公度的道德之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便不难相处。 ——查尔斯·泰勒 编者絮语： 自由是惟一真正的财富。 ——威廉·黑兹利特 在以赛亚·伯林去世那一年,我受《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之邀,为他们的“口述”系列撰稿。它要求作者简单地写下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由四论》。它不仅使我第一次阅读它时感到震撼,而且使我从此走上编辑伯林著作之路,并且,在三十年以后,使我出版《四论》的扩充本。 《副刊》上我的那一篇文章写作于伯林去世前不久,刊出于他去世后不久。其中部分段落值得在此重复： 在我1972年进入牛津沃尔夫森学院做研究生时,我根本没料到我将发现自己的最终职业。学院院长是以赛亚·伯林。一见到他(在一次奖学金面试上,我因为遇车祸而迟到,在面试期间他不停地走到窗口,看看准备带他去午餐会的出租车来没来),我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我问应该从何开始,当即被指导去读三年前出版的《自由四论》。在一个假期,我带着它与朋友一起到遥远的埃克斯穆尔小屋旅行,我被书惊呆了。伯林喜欢提及“在第一流的水中航行”的不会搞错的感觉,这也是我体验到的感觉。除了包含在这本书中的命题的说服力以外,这里显然表现出这样一个人,他对人类本性有着非凡的洞见,被赋予丰富的“现实感”,而且也非常高兴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感觉。在具体观点上可能还有争论余地,但是在大的论题上,我们会感到他是可靠的。 这本书的核心纲领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即他的这种信念：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有时是互不相容的;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 《四论》还充满着其他的闪光点,包括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对历史主义与决定论的毁灭性批判,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著名讨论,以及在《穆勒与生活的目的》中对穆勒思想的内在紧张的检视。它是我所读过的最丰富且最富人情味的作品之一,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经典。 也就是说,现在篡改它简直是lèsemajesté(大不敬)。但很快我们就会明白,作者自己在一开始就非常热切地期望对它进行扩充,我觉得我自己只是把这个过程推进到其逻辑终点而已。 在我对《四论》的评论中,我把多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当做重心,对此我并不想辩解什么,虽然其他人的着重点可能正好相反。伯林的多元主义对我来说似乎是个更深刻与更具原创性的命题,这并不是否认他的那种自由主义或内在于这种自由主义的人性观的不可或缺;依这种人性观,在不可公度地多样化的可能性中,选择的自由是核心的。的确,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伯林哲学视野中的这两个主导性因素(有时被恰当地称作“自由多元主义”),是相互依存与相互支撑的,而且我有时想把这本论文集的题目改作《自由与多样性》;但是,奥卡姆式的律令——被呼应众所周知的早先标题的实用欲望所加强——最终占了上风。 《自由五论》： 事情还得从林内与斯塔沃斯关于伯林的谈话开始。 牛津大学出版社凯瑟琳·林内(纽约)给乔恩·斯塔沃斯(伦敦)的备忘录,1967年6月23日 伊拉·卡曾尼尔逊曾经称伯林的著作“既正确又大胆”,这种说法虽然有点泛,但很好理解：伯林作品的明澈、平静与确定的风格被广为接受与欣赏。但是在这种毫无疑问的特性与他的作品获得现在这种形式所经历的曲折而痛苦的过程之间,却存在一种矛盾关系。“正确性”并不是在第一次尝试中就达到的,甚至不是在第十九次尝试中就达成的;大胆并不与相应的自信相称。正如伯林致信波普尔,因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称赞而表示感激时所说,“我对于我自己的学术进程的有效性缺乏自信。”他虽然上了跑道,但底气不足。 《自由四论》的起源,就像在我成为他的编辑之前的另一本文集,即《维科与赫尔德》的起源一样,是混乱和拖延。牛津大学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档案充满着轶闻：挫折、误会、犹豫、搪塞、不切实际的期望。年复一年,整个过程伴随着牛津大学出版社一方的狂乱的更改计划,以及有关其他计划的补充性和充满冲突的讨论,一会儿明朗一会儿模糊。随着时间流逝,牛津大学出版社变得越来越沮丧,产生了一些古怪的、足以成为笑谈的内部备忘录。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想取笑,虽然这些档案读起来使人发笑;而是希望通过详细披露他的著名且重要的著作(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复杂的产生过程,我们能对伯林这个人有所理解。从我的坦率的言语中,我也希望表明,我讲述这部著作逐渐产生的故事时所秉持的精神,是喜爱而不是非难;因为伯林的所作所为,虽然是善意的,却极端地不专业,在他的出版社一方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恼怒。道路坎坷,结局却很值得,而且这种结局也不是以更直接的途径可以达到的。 我只能大体讲一下故事的情节。档案从1953年11月纽约的伯林著作代理人办事处,即现在的科迪斯·布朗公司,致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公司的一封信开始。他们负责这本书的代理。这时候四论中只有前两论写就,虽然一本“政治体裁”的文集正在讨论中。“我将尽快搞到伯林先生的作品清单。”布朗对约翰·库什曼说。如果他知道要在十六年以后这本书才最终出版,我们可以想想,他会说些什么呢? 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有两个办事处,一个在牛津(学术性的克拉伦敦出版社),另一个在伦敦的阿门出版公司。阿门出版公司负责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书籍的出版,包括牛津普及本丛书,这本书的英国版本就包括在这套丛书中。伦敦的出版商杰弗里·坎伯雷奇虽然有兴趣,但并不乐观：“伯林……是杰出的,但是他的作品很少,而且他做的不如承诺的好。” 1958年,伯作了广受称赞的牛津大学齐切里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1959年,他作了罗伯特·威利·柯恩纪念讲座演讲《穆勒与生活的目的》。这两篇作品因此成为这本书的组成部分,1960年,纽约办事处有些夸张地临时将著作定名为《选集》。 在答复年初纽约对于该书进展情况的询问时,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科林·罗伯茨从克拉伦敦写道——其中引用了伯林的一封信(这是档案中出现的他的第一次通信)： 关于我的论自由普及版的导言,不仅仅是一个打字问题——我真希望的确如此。你很清楚,最后修正是我的métier(分内事),但并不是它使我拖延了。我想写一个前言,而不是一个后记,以这种方式来讨论并尽我所能地回答这三篇文章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与反驳——并不指名道姓,而是概括性地谈谈。这不是一时可以完成的。我是个慢工,我希望能在夏天做好。 1961年3月,阿门出版公司致信在克拉伦敦出版社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丹·戴文：“是不是有一点点可能,伯林已经开始着手他所坚持的那个必不可少的前言?”戴文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引用了伯林的一封信,这封信说： 《三论》现在变成了《四论》,加上了论穆勒的那一篇。……说到导言,我将在夏季即七八月份动笔,它本质上将是对这些文章所引起的全部猛烈反驳的总回应,而且这些反驳在目前的出版物中还在出现,所以纽约的出版社不想在我回应这些批评者的时候漏掉任何一个新的文献。他们至少将争取到一个新的可能读者(最近的攻击在《异见者》杂志上,昨天才收到),只要我的观点向批评者们提供了大张挞伐的活马(我自己也感到惊奇),重印这些文章就不算太晚。 9月份,在回复约翰·布朗(坎伯雷奇的继任者)时,伯林的打字员谢尔顿代表伯林说,他正在写作一本称作《自由论》或《反潮流》或《反主流》的书的导言。通过她伯林表达了自己对论穆勒与论二十世纪政治观念两篇文章的价值的怀疑,并建议应该将它们送给人评阅。导言答应于1962年1月交稿。11月份,阿门出版公司的哈罗德·贝福致信在纽约的凯瑟琳·林内：“我肯定伯林说希望将材料送评仅仅是一句空话。”不过,哈佛大学的政府学教授亚当·乌拉姆评阅了材料,可以想见,评论是肯定性的,他的意见是这样开头的：“我不完全赞同将有声望的学者的著作送评的习惯,让那些有自己的风格与观点的著作被别人评头论足。” 1962年1月,伯林致信约翰·布朗。这封信值得全文引用： 对于收有论自由及一般相关主题的若干文章的普及本文集的导言,我有一种负罪感。我觉得在夏季之前无法完成这个导言。原因如下：(1) 既然它牵涉到阅读有关这本书各篇的大量批评——这是新的导言的要点——这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与思考,以及小心起草对反驳意见的回应。批判性的评论似乎从未停止,虽然我准备以1962年1月作为界限,不再考虑以后出现的批评。 (2) 我实在太忙,在我的牛津课程表之外我有太多的讲座,要出席太多的委员会,这以一种高度不经济的甚至常常是荒唐的形式消耗了我的大量精力。在我清醒的时候,我对此感到后悔并且一再下决心不再接受大学生协会的邀请,过一种合理的也就是精力比较集中的生活。但这些美好的决心一再被打破,而且我感觉到作为教授,我无法拒绝向那些渴望听到真理的人说出真理。至于说到各种委员会,既然它们是我去伦敦和国外的惟一借口,我便暗中忠诚于它们,纵然我知道它们有吞噬时间与毁灭精力的特征。 事情如此,我自己深知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写好导言,在4月份我还要外出演讲和在委员会尽义务,但我会在5月或6月动笔,你将在7月中旬拿到它。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件事使出版推迟,那么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怪不得别人,但我真切希望这不会太扰乱您的出版计划。 这才产生了贝福致林内的便条：“以赛亚·伯林,大拖延者,又一次推迟导言的交稿。” 5月份,科迪斯·布朗办事处的B.麦克伦南向约翰·布朗要求提前支付一百英镑,布朗不在,一个同事告诉她他们可以支付五十至七十五镑,“但我觉得我们不会超出此数目”。(人们会奇怪牛津大学出版社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销售预期,从那以后这本书一直处于重印和订购中。)现在被称作《自由四论》一书的合同于6月份签订,取代了1959年7月与纽约方签订的《三论》。10月份,约翰·布朗致信在纽约的迈耶尔：“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伯林的导言。” 伯林1963年2月致信布朗说,“《自由四论》的导言……是个麻烦的差事”,部分是因为他正在优先从事另一个计划(像许多其他计划一样,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即写一本以1962年耶鲁大学斯托尔斯讲座稿《政治思想的三个转折点》为基础的书。 1964年,阿门出版公司负责普及版的斯塔沃斯致信布朗说：“自从上一次我们就伯林爵士《自由四论》导言一事通信至今已逾一载,关于它的进展情况,你能否告诉我们任何消息?”回答是再过一年也准备不好。牛津大学出版社被问及是否要取消合同。斯塔沃斯致信在牛津的彼得·苏特克里特：“导言答应我们至少四年了,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伯林自己)现在见到它了。”斯塔沃斯要求科迪斯·布朗办事处允许出版过程往下进行而不再管它。科迪斯·布朗办事处的理查德·西蒙回信说伯林肯定将在1966年4月写好导言,如果到时没写好,牛津大学出版社将不带导言出版《四论》。斯塔沃斯接受了这个安排。 不用说期限又过了,表面的理由是伯林病了。斯塔沃斯获准在导言未到之前排印四论。在打字稿送到印刷厂之前,他就两种排版方式(热排版或莫诺照相排版)征求伯林意见,并且解释说如果选择莫诺排版就不能改动。伯林保证不改动,斯塔沃斯轻率地相信了他,采用了莫诺制版。导言又一次答应8月底交稿,同样达成了这样的理解：如果到时没准备好,书将照样印行。 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四天,伯林致信斯塔沃斯提出如下条款,又一次出现反复。信是他不在时吩咐他的秘书克那菲斯(1967年以后是陶尔肯)写的： [……]首先,我得感激您对我的极端周到与耐心,我感到受之有愧。我知道纽约的牛津出版社肯定视我为非常糟糕的顾客(全因这些拖延),但这种情况的一个隐秘原因是,我怀疑您善意地想编成普及本重印的这些作品可能根本就不值得;我把《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又彻底查看了一遍,我觉得它真是错误百出,如果不做任何改变而重印它,我肯定将感到羞愧。我读遍了对它的令人难受的批评(如我保存的那些;一些更猛烈与短命的,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或者当时就被丢弃了),这不是件愉快的事,我觉得有些批评者说的是对的,而且,为了读者的利益与总体的完整性,导言也不能完全不要。因此,我做了修改(虽然远比所需的要小),并希望在导言中对此有所弥补。我打算下一周就准备导言。同时我希望导言不会使出版社失望：我认识到可能需要印刷者做些事情,我非常希望完成这个工作,也就是说,非常希望修改能被包括进来(如果让文本没有改动就付印,我将感到耻辱,而且无法想像前景会是什么),如果这被认为在资金上是难以处理的,我将考虑补偿出版社的这些意外费用。事实上我的惟一期望就是那些修改被吸收进去。 我希望您能宽恕我这么麻烦。我了解作者,我也知道我可能并不是他们中最糟的;不过与有些作者不同,对于出版方我真的有良心,我不把他们仅仅看做势利的争论对手,而是看作真正的知识上的合作者,特别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因此我希望您能再一次容忍我,容忍我非分的要求——因为我非常清楚,如果出版的惟一条件是不做修改地印行这些文本,我宁愿不出版任何东西,宁愿这些文章继续处在它们现在体面的隐匿状态[……]。 我想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公正,而是宽恕。但是我真的觉得您不会拒绝我。您肯定遇到过比我更犯嫌的作者。也许我的要求并不是特别不合理。不管怎么说,我都心存感激。 《四论》的校样11月底出来,但仍然没有看到导言。1967年5月它终于送达,但旋即被收回,因为伯林希望获得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与赫伯特·哈特的批评。与此同时他继续对文章本身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尽管他承诺不这样做。这导致了斯塔沃斯如下咬牙切齿的评论： 我觉得我必须提及[“提醒你”的策略性替代语]本书已经由莫诺制版机制版,这产生的并不是一个铅字样,而是一张软片。每一处修改都涉及精密的制作,甚至有点类似于从人眼中清除白内障;软片的表面不得不被剪切,行距或字距将被拉大。这种修改是非常昂贵的。 伯林终于在8月份返回了四篇文章的校样。一个月后他寄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导论修订稿。他在附信中说：“因为它所受到的毁灭性批评,我尽可能按批评者的要求进行了修改,这样也许足以避免太大的错误(或许避免不了)。”关于这点斯塔沃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内部记录是这样写的：“尽管我对修改胶片的成本作了太多解释,尽管我做了建议、恳求、再解释、再建议与再恳求,伯林还是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要是这本书是在有了文字处理机和现代制版技术的时代出版就好了。 11月份,斯塔沃斯寄给伯林一长串关于《导言》校样的疑问,但直到1968年2月伯林才回信。在信中他写道： 我知道我渐渐地但无法改变地成了最浪费您时间的作者,如果不是您的最无法忍受(虽然我可能的确如此)的作者的话。冒着再一次给您造成巨大折磨的风险(它可能严重损害您的健康;这种健康以及达观,您会在您最近的休假中再次获得),我得提出另一个对您造成伤害的过分要求[……]。我的许多朋友(当然是那类真心实意的朋友)建议我,这本书应该加上另一篇相同题材的文章,即若干年前我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上的主席致辞,题为《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这篇文章可以成为该书的第五篇,而书名《自由四论》便可改为《自由五论》或干脆改为《自由论》,因为这五篇文章可能与这题目相符。所说的第五篇文章并非我的劣作,我希望它能包括在内。 他附上《导论》第一段的必要小改动,并在另一张便条上写道：“我实在汗颜。我实在只能如此：但为什么要让您(或印刷方)受罪?决定论与人的无助说到底是正确的。” 斯塔沃斯关于第五篇文章这样回信： 我们虽然对五论的想法很感兴趣,但我觉得现在收录实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在多种媒体中打出《四论》的广告,封面也已经定好,已经按照现在的篇幅核定了价格,并且——既非最后也非最不重要——已经在每个单页上印有《自由四论》的书眉。 伯林回信： 你说收录《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为时已晚,对此我自然感到失望。我估计我不再可能有哲学文集出版了。[……]但这篇文章的确属于您正在出版的文集的范围,如果不被收录,它将再无机会重印。当然,这对你、对别人(仔细想想,还有对我自己)都不是太大的损失;但是我还想作最后一次请求,恳请您考虑能否最后将《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撤换下来,第五论比它好多了。需要的改动也不太大。它将意味着去掉一个附录和一篇现在看来已成陈迹的文章——如果人们觉得它有价值,它也许会在别的结集中再版。我并未低估我现在带给您的麻烦,但是,这一次,我完善这个本子的要求(替换无疑就是完善)比我容易激起的负罪感要强烈得多,我应该为这种令人讨厌的不停的变卦负责。在这件事上您真的不能松口?您真的(现在)不能软化一下您纽约的那些同事的铁石心肠?万望考虑。 这封信不但没有软化纽约人的铁石心肠,反而使这个牛津人的心肠变得冷酷。斯塔沃斯决定摊牌时间已到,他请伯林来见他。我们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继续这个故事： 伯林以邀请我到全灵学院午餐作为反击。“谢谢,但不。”我回答说。这必然是个摊牌的时刻,我需要利用在我自己阵地上的优势。伯林感觉到了这个策略,借口工作压力建议另找其他见面地点,但我断然拒绝。如果我们不见面——就在出版社——讨论情况,这本书的出版将不会有任何进展。他支吾搪塞了几周后,最终同意了。 那天上午我穿着我颜色最深的礼服等候他,我的脸色是阴沉的。 “以赛亚爵士……” 他举起一只手并用一种快速的佯攻来打断我的正面进攻：“他们说你正在翻译勃洛克。革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你知道他妻子吗?不知道?我见过。我得跟你说说她。”他干得还真出色。 “以赛亚爵士……” 又一次举起手,这一次佯攻狡猾地变了个方向：“我知道我让人烦,但是我太忙了,太为新学院的那些无家的讲师们分心了。”三十四年后,作为那个学院的研究员,我愉快地回忆起这个老魔法家的革命性的高谈阔论：“我得带着他们大街小巷地走,他们是大街上的尘物,但他们将拥有这个地球!” 真拿他没办法。我把我的枪口对准第五论,却弱软地同意重排被他如此令人恼怒地修改过的四论——由出版社承担费用。 不过,第五篇文章并未被永远排除在本书以外。在下一封信中,斯塔沃斯写道：“我们同意在出新版时,将增加《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1968年的斯塔沃斯协议直至2002年才兑现。 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伯林“像往常一样”在《导言》的校样上大动手脚。他要求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写一个脚注来回答对他的观点的批评。他向斯塔沃斯说EH卡尔可能也乐意这么做。“上帝!要是这样的话!但是整个文章不应该成为观点(主要是我自己的观点)的汇集,这些观点受到它们预想的支持者的坚决否认。”斯塔沃斯回答是减少修改,“不夸张地说,我觉得目前的修改将要求导论几乎一半要重排”。(结果是全部重排了。)在回答斯塔沃斯的要求时,伯林说他在修改时已经尽可能把改动的空间补上了。他补充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我想说应该全速前进,只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加大马力,如果它停顿或后退,我也不能抱怨。”晚一些信件,在回答关于校样的询问时,说： 我的学说在今年的政治学本科学位考试中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因此可以预料我不受欢迎的学说出版时,将会引起批评的风暴,而且将不仅仅来自学生,还将来自各个角落：或者是风暴,或者是令人沮丧的沉默——《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或类似报刊会发几篇颇为不屑的文章。所有这一切我将听之任之,或至少我设想自己会如此。 从现在开始,一切或多或少开始顺利进行,虽然还有一些小的故障。9月,斯塔沃斯告诉林内：“伯林还在进行一些烦人的扫尾工作,但我们将予以克服。”下一个月,一份林内的备忘录大胆地说：“我们想把本书放在下一季度的征订目录中。”当伯林在10月份看最后一次校样时,回答有关索引所涉页码的一些问题时,他仍然发现正文中有些错误。定稿中未及改正的错误有待新版来改正。 样书最后于1969年3月送达伯林,顺带的消息是出版时间为5月5日。就像一开始安排的那样,本书出了平装本,作为牛津普及本丛书中的一本。这个策略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也许这只是后见之明),至多是个不成熟的出版实验,因为这本书没有受到足够多的评论似乎与此相关：现有的文字编辑习惯于(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更认真地对待精装本而不是平装本。本书也许改善了牛津普及本的形象,但是它的出版样式(它的低调的书名也许强化了这一点)损害了它最初的命运。 伯林对样书的反应包括： 我自然对封面上我的照片感到恐惧——我以前就被提醒过,它使我感到压抑。这真是绝对必需的吗?不过事已如此,我也没有必要为这种趣味上的失检而悲痛。(私下说,你不同意?)至于其他,书的外观还是很精致的。现在我只期望尖锐的批评了,虽然这可能是个最坏的时刻,反复唠叨我并不感到羞愧也不希望从中退却的情绪;不过这些情绪被年纪大或年纪轻的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视为非常“无关的,”。不过,不必介意,后代的评论也许更仁慈,当然也许根本不存在仁慈的后代。也许它应该被公正地忘却——书、作者、反应以及一切。 他还提供了近两百人的清单,他愿意出钱把书送给他们以供评论：“我估计有可能想买这本书的,也就这些人了。不过随他去吧。” 斯塔沃斯回信说：“我很抱歉你对封面不满意。我肯定你还记得卡罗尔·巴克劳伊周六早晨带着校样到你家拜访过你。当时你说不喜欢绿颜色字而在你的书架上选择了淡蓝色取代它。”以其淡蓝色的外观,速干胶装订,本书最终进入公共领域 *　　　　　　　　　　*　　　　　　　　　　* 关于《自由五论》(《自由四论》的第二版),出于已然明显的理由,我加上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题目出自斯温伯恩的诗作,双引号最终被去掉了,因为如果写成《“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目的证明手段合理”》),虽然准确但有点学究气,而且可能产生理解困难而不是启发。我也对四论的原文与导言进行了编辑,根据伯林的愿望(他向牛津大学出版社表达得太晚了)对太长的句子进行了断句,对太长的段落进行了分段。尽可能地增加与修订了一些参考书、引文与翻译。恢复了第一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因为实际原因删除的少数段落,极个别地方稍做润色,当然未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两种自由概念》与《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在收入1997年出版的单卷本选集《对人类的适当研究》时已经做了处理,这里便不再做进一步的修改。因为《四论》在文献中被广泛引用,所以我制作了两个版本的起止页码对照表。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重印已经出版的文章原则上是应受责备的,不过在这里情有可原。 ——A.H.M.琼斯,《雅典民主》(牛津,1960) 我也增加了讨论同样主题的若干篇其他著作,以使得它们能够很方便地在一本书中被参考。的确,论希腊的文章以前从未结集,倒数第二个附录以前从未公开发表。但收录《自由》与《最后的回顾》(摘自《我的思想之路》)却打破了我的一般准则,即同一篇作品不出现在我自己编辑的多本论文集中。但这两篇是短文,重印在内当可以原谅,它们很明显确实属于本书的范围。当然,《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是另一个例外,因为它已经收入《概念与范畴》(1978)中;但是特殊的理由上面已经谈清楚了。我最后放弃加上已收入《俄国思想家》中的《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虽然它对目前这本书的主题有着深刻的洞见。不过它是一篇较长的文章,而既然它的方法更多是传记性的,收不收录于此最终似乎并不太重要。其他一些明显的候选文章应该是伯林1952年的讲座系列《自由及其背叛》,不过,它已经由查托*.温多斯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单本与《自由论》同时印行。 《自由》： 这篇对伯林自由观的概述,对于不熟悉伯林著作的人,是一个很有用的引导。伯林写作此稿于1962年,是为联合电视公司讨论自由的影片准备的。由巴姆伯·加斯科因制作的五集(原文如此)系列节目名为《四种自由》,伯林出现在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集中。与往常一样,伯林在影片中实际上讲的,与他事先准备的要点非常不同;而且十多分钟的摄制(文字脚本保存了下来)只播放了不到两分钟。 1993年,特德·洪德里希请伯林为他正在编辑的一本书,即《牛津哲学手册》,撰写一篇论自由的文章。伯林觉得无力写作一篇新文章。从1988年以后,他没有写出重要的东西。在那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思想credo(信条)《论理想的追求》,是接受第一届阿涅利奖的致辞(奖励他对伦理学的贡献)。虽然他的智力没有萎缩,而且他还不时写作一些短文,但显然——对于已经是八十岁的他,这是很好理解的——他实际上已经放下了他的创作的笔。 不过,他仍然询问我,他写的那些东西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能派上点用场;我向他出示了这篇小文。当我第一次让他注意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斥之为无用的东西。使我稍感吃惊的是,他后来发现它“并不差”,他做了修改并交给洪德里希。洪德里希按照它现在的这个样子愉快地接受了它。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 同样在1993年,《公共知识》主编杰佛里·皮尔在一封约稿信中告诉伯林,他的杂志是在他的著作,特别是论多元主义的著作的影响下创刊的。在回信中,伯林对这种肯定表现了很大程度的怀疑,但听任自己“被这种可能性所奉承,更不用说它有可能是真的了”。不过他也遗憾地回绝了约稿,部分是因为他厌恶写新作的一般性情(原因已如上述),部分也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应付皮尔教授所提议的那个具体论题。 在伯林去世后不久,我在他的一堆文章中发现了这封信,并告诉皮尔根据他最初的邀请,伯林文稿受托人可以高兴地向他提供一篇伯林未刊著作。我选择了这篇文章,因为它讨论的主题是伯林的其他任何著作未涵盖的,也因为伯林自己曾经跟我讲过这篇文章也许哪一天能派上什么用场。 这篇文章是伯林1962年在耶鲁大学的斯托尔斯讲座第一讲原稿的修改稿。如前面提到的,这个讲座的题目是《政治思想史的三个转折点》,第二个与第三个转折点,即马基雅维利与浪漫主义运动已经很好地包含在他的其他已经发表的文章中,特别是《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和《浪漫主义革命》,前者收录于《反潮流》与《对人类的适当研究》中,而后者收录于《现实感》(1996)中。当然,现在还有一本新书,《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 《最后的回顾》： 这个标题下的两个片断取自《我的思想之路》,是伯林晚年所写的简短的回顾性传记。1996年2月,在他八十七岁时,他收到中国武汉大学欧阳康教授的来信,请他提供一份思想概要以译成中文,并收录于一本文集中,向中国哲学家与大学生介绍当代英美哲学(这些哲学大多数没有中文本)。 尽管作为著作家他实际上已经退休,但中文计划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他认为这些新读者是重要的并且感觉到有义务向他们说些什么。他告诉这位教授他试图写点什么。面前放着一张写满笔记的纸,他对着录音机口授第一稿。录音文稿常常是粗糙的,需要花费时间编辑,但要产生一个可读的文本,已不需要任何思想方面的添加。当他认可我的修改,作了一些补充与调整后,带着他惯常的对修改自己作品的厌恶,对我说他不想再看到这篇稿子。这是他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在他去世后发表于《纽约书评》,也重印于《观念的力量》(2000)中。我收录了这篇文章的两个最直接相关的部分,因为虽然比较简短,它们却更新了他的批评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占了《自由五论》“导言”的大部分篇幅。收录其他部分也是可能的,特别是那些论一元论、多元论与理想追求的部分,但最好只选一些与“导言”的结构相对应的部分。 传记性的附录 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信念都源于个人的困境。 ————伯林致简·佛劳德(1968年6月5日)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 伯林于1921年春作为移民进入英国,时年八岁,不懂英文。他告诉我这篇故事(原稿没有题目)写于1922年,在一个儿童杂志的竞赛中赢得“一篮食品”,他那年十二岁。就我所知,这是他流传下来的最早一篇作品,也是他的惟一一篇故事,它显示仅仅一年,他的英文已经有了多大的提高,它也显示出他总体上的早熟。 这是一篇关于真人的虚构故事。M.S.乌里茨基是苏维埃北部地区的内政人民委员,也是彼得格勒契卡的主席。他实际上是在1918年8月31日被一个名叫列奥纳多·冈尼格塞尔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谋杀的。我选择乌里茨基的“座右铭”作为题目,因为这篇故事清楚地指向伯林后来一再坚持的东西：现在的苦难不能作为通向未来的、想像的至福状态的途径而被证明是合理的。就此而言,这篇故事是他思想旅途第一步的记录,而这一思想旅途在七十四年后的《我的思想之路》中得到了概括。 伯林常常把他对暴力,特别是受意识形态刺激的暴力的恐惧,归结为他七岁时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见证的一个插曲：当他外出时,他看到一个忠于沙皇的警察,苍白的脸上带着恐惧,被一群暴民私刑处死。这个故事当然生动地反映出他早年经验的力量,也显示出他成熟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深刻根源。 《致乔治·凯南的信》： 伯林的文章包括大量有关《自由四论》内容的详细通信,既有在它们结集前的,也有在它们结集后的。这些信件的大部分日后将与伯林的其他书信一道按适当的时间顺序出版,但其中有一封信与众不同,它强有力地表达着这个领域中伯林著作背后的个人见解。伯林经常提及例如,在下文第245—246页,第288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段话,在那段话中,罗素说要理解哲学家们的观点,我们必须“把握他们的想像性背景”： 每一个哲学家,除了他提供给世界的正式体系外,还有另一个更简单的、他可能并未意识到的体系。如果他意识到它,他大概也认识到它并不那么严密;所以他将其隐藏起来,而提出某种更精致的东西,他相信这个东西,因为它与他的粗糙的体系相像,他要求别人接受它则是因为他觉得他创造的这个东西不会被证明是错误的。精致化是通过不停地反驳达到的,不过仅此绝不会产生积极的后果：它至多表明,理论有可能是真的,而非必须是真的。积极的结果,不管哲学家认识到它的可能性多么小,是出自他的想像性前见,或桑塔亚那所说的“动物信仰”。 人们会讨论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伯林自己的情况。例如,伯林肯定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想像性前见”。无论如何,致凯南的信生动地表现了伯林自己的“内在城堡”(用他自己的比喻)的主要房间之一的特征。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将这封信收录于此,先于它作为伯林通信的一部分发表。它是回复乔治·凯南对《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的热情赞赏的,当然也是对自己观点的表达。 《论偏见的笔记》： 城堡的另一个房间(如果更简短的话),是同样生动地产生的,即产生于1981年伯林匆忙写给一个朋友(指的是谁尚未确定)的笔记中。他的朋友想要去做一个讲座,他向伯林请教如何处理他的主题。伯林在收到要求的那天必须出国,所以写得很匆忙,信手写来,没有时间修改与扩充。结果肯定是有点仓促和过于简略。但是它非常直接地传达出伯林对不宽容与偏见的反对,特别是对狂热的一元论、刻板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反对。这篇文章本该是第一次在这里发表,但它对于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是如此切题,所以我将它发表在随后出版的一期《纽约书评》上。 《伯林及其批评者》： 就像伯林在《最后的回顾》中所说的,《自由四论》的中间两篇所激起的评论是非常广泛的。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二手资料的增长率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我试图在以赛亚·伯林作品托管会的官方网站上对之作即时记录,我希望材料能一直保持更新。《自由论》出版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一个简短的批评综述对这个纯粹的目录进行补充。它会帮助读者走进讨论伯林观念史的日益增多的论文与书籍中：鉴于本书的内容,我把重点放在对自由的讨论上。这个综述超出编者的能力之外,由莱切斯特大学的伊安·哈里斯慷慨提供,哈里斯本人也是一篇有价值的论《两种自由》的文章的作者。 索　引： 《自由四论》的索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涵盖人名方面它是适当的,但有关概念的词条太少。因此我再一次求助于道格拉斯·马修。他曾是伦敦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几乎我编辑的所有伯林著作的值得信赖的索引制作者。我请他整个重做。 来源与致谢： 包含在《自由论》中各篇文章的初版详细情况如下： 《自由五论》： 导言：收入《自由四论》(伦敦与纽约,1969：牛津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外交事务》第28卷第3期(1950年4月) 《历史的不可避免性》：1953年5月12日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所做的奥古斯特·孔德纪念讲座,原题为：“历史作为托辞”(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重印于《奥古斯特·孔德纪念讲座：1953—1962》(伦敦,1964：阿斯隆出版社) 《两种自由概念》：牛津大学齐切里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致辞,发表于1958年10月31日(牛津,1958：克拉伦敦出版社) 《穆勒与生活的目的》：1959年罗伯特·威利·科恩纪念讲座,发表于1959年12月2日伦敦老市政厅(伦敦,1959：基督教与犹太教协会) 《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就职演说,发表于1963年10月14日伦敦WCI贝特福广场,载《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64卷(1963—1964)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 《自由》：载T.洪德里希编：《牛津哲学手册》(牛津,1995：牛津大学出版社),重印于伯林的《观念的力量》(伦敦, 2000： 查托*.温多斯;普林斯顿, 2000：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作为《政治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的一部分,载《公共知识》第7卷第3期(1998年冬季号) 《最后的回顾》：摘自《我的思想之路》,与《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一道发表于《纽约书评》1998年5月14日,题为《最初的与最后的》;重印于《最初的与最后的》(纽约,1999,《纽约书评》;伦敦,1999：格兰塔),也收入《观念的力量》(见上) 《传记性附录》：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1922)：与《我的思想之路》一道以《最初的与最后的》为题发表(见上),未作本书中的编者改动 《致乔治·凯南》(1951)：本书首次发表 《论偏见的笔记》(1981)：见上文xxx注 我感谢蒂姆·巴顿,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继任者,允许我再次查看《四论》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知道我不一定会忠实地复制在其中发现的东西。本书出版后,他的同事安杰拉·格里芬和乔·斯坦布里奇显示了很高的专业精神、礼貌与克制。我要再一次感谢罗杰·豪泽尔, 利奥弗兰克·霍福德*.斯特里文斯(他的贡献还包括别的方面)与克里斯托弗·泰勒在准备稍有问题的《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的文稿出版方面提供的帮助。切姆·阿布拉姆斯基,特雷尔·卡弗,约书亚·谢尼斯,蒂莫西·戴,斯蒂芬·格罗斯,罗杰·豪泽尔(他一直是智慧忠告的永久而耐心的源泉),杰里米·詹宁斯,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玛丽·皮克林,汉斯·波泽,海伦·拉波特,马里奥·里卡尔迪,菲利普·谢菲尔德,马歇尔·沙茨,斯蒂芬·B.史密斯和曼弗雷德·斯蒂格等人慷慨地在单个问题上提供的帮助。贝蒂·柯洪以其惯常的、范例性的可靠录入了整本著作,塞纳·摩尔筹划了随后的管理工作,并在编辑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改进意见,他还提出了一个极好的比喻。萨缪尔·古滕普兰提供了道义支持与有益的建议,他和詹尼弗一道为编辑工作的最终完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沃尔夫森学院与我的慷慨的赞助人继续为我的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亨利·哈代 2001年9月22日 沃尔夫森学院,牛津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许多人观念中的自由主义其实仅仅局限于它作为政治思潮的方面。其实，自由主义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制度的社会思潮。本书详尽的介绍了自由主义的特征，它的政策的基础、它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自由主义与政党、自由主义的前途诸多方面。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比较博大的观念，它表示一种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选择生产资料私有制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生前曾长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是米瑟斯于1927年发表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原名是《自由主义》，1962年在美国出版英译本，名为《自由与成功的共同富裕》。中译本是我们根据1927年德国耶拿出版社的德文版翻译而成的。

新自由主义是目前西方经济思想的流派之一。这一流派大致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其代表人物为西德的欧根、奥国学派的哈耶克以及本书的作者弗里德曼等人。新自由主义者颂扬自由竞争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人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人格制度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市场和人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们也赞同国家进行干预。但是，他们又认为，一方面应把干预限制在最少的程度；另一方面，最好还要通过市场和人格制度来进行干预，以便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本书中，弗里德曼论述了大致相似的观点。他宣称，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把人们组织起来从事生产活动的最好的，是在没有强制手段下的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并且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缔结相互有利的契约。他写道：“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据说这种制度在促进人类的自由上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把这一说法作为根据，弗里德曼对西方国家近数十年来对经济生活的日益扩大的干预，特别虽美国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日益扩大的干预不但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而且也缺乏效率，从而不会取得干预所期望得到的成果。因此，他主张，某些被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干预项目（如发给营业执照）应该取消，而某些被一般人认为是必要的干预项目（如邮政）应改由私人经营。换言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但要被限制在最低的水平，而且还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人格制度来加以执行。据说这样，不但可以取得最有成效的结果，而且还可以保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从而也就可以保卫他所信奉的自由的原则。

《政府论》内容简介：读者，现在你所看到的是《政府论》的开头和结尾部分。至于那些数量远胜于此并且应该出现在中间部分的篇章，其命运如何，就不值得我在此一提了。我希望，保留下来的这些篇章足以使我们伟大的恢复者、当前的威廉国王登上国王宝座。我希望，我们的国王能充分行使他的职权，他是一切合法政府中唯一一个基于人民的同意而荣登帝位的，在各基督教王国的所有国王中，他获得了人民最广泛、最明确的同意。我希望，这些篇章能够向世人表明，热爱正义和自然权利并决心捍卫这些权利的英格兰人民，把处于奴役和毁灭边缘的国家拯救过来这一做法是完全正义的。

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来看，人民主权的原则也有可能被误用来论证某种前所未有的暴政。贡斯当是在对卢梭著作的不断评注和反思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贡斯当指出，主权在本质上必须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个人的独立与存在。不论是民主的政府还是少数人控制的政府，都不应企图跨越个人权力所要求的界限。我们必须记得一个真理：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企图通过民主方式来保证主权的绝对权力不侵害个人利益，其结果只能是一种幻想。现代人应该享有比古代人更多的个人权利――首先表现为现代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其次表现在公民权的淡化。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人的自由。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6：自由宪章》是“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系列之一，全书分为自由与自由的诸种含义；平等、价值和功德；法治的起源；经济政策与法治；福利国家中的自由；工会和就业；货币政策框架；农业与自然资源等数章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