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面包与自由》是作者克鲁泡特金在1886年，就法国社会改造而写的。他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批判了现实社会制度，对代议制、法律、强权等，进行了分析与抨击。同时提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主张——若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消灭国家，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由各种自由联合的社团代替强权的国家，由社团成员的自由意志，代替法律的力量，以互助的形式和科学的方法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等。

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5年的讨论，包括了两人的通信、谈话录音，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为了回应波兰女学者持续的、尖锐的和十分深刻的提问，伯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他们探索的方式将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

民主也有其黑暗一面。可是我们却很少去面对它。正视民主黑暗面立即就会惹来讥评，被认为与时代脱节。但这意指我们没有真正的停下来认真反省。为了怕被贴上反民主的标签，我们怯于了解生活各层面中日益民主化可能带来的麻烦困扰。我们假定民主不可能制造任何问题。因此当我们看到政治，经济，社会的颓唐不振之时，我们推卸责任，逃避问题，不去寻找真正的答案。更不愿讨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核心的民主化大转型之影响。本书写作目的在呼吁自我节制，恢复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平衡。它并不反对民主，但它的确认为可能会有过分民主的情况。自由民主政治的精意在于建立起一套丰富、复杂又机巧的社会秩序，不受任何单一的理念主控一切。

本书选取罗尔斯、德沃金、布莱恩·巴里、阿克曼、约瑟夫·拉兹等西方政治哲学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多位学者作品，围绕自由主义中立性展开论战，对中立性的种类、自由主义与中立性的关系、自由主义中立性与自主性的价值、立法与道德中立性、社会道德与个人理想、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中立性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

《何谓公民身份》主要内容：历史上也曾经存在着高度重视公民身份的时代，这些时代通常与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公元前5到前4世纪的雅典，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罗马，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18世纪晚期的美国和崛起时期的法国，它们都是这些国家的曲型。但当下的情况已迥然相异，它的范围实际上已遍及全球。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一主题所拥有的魅力？这种魅力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关怀的汇合。 第一，在已确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英美新右派在政治和主义上的主导为“社会公民身份”的有效性问题带来了怀疑。社会公民身价意把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利益看作是一种权利，它确保公民在狂浪的市场力量之下在雇用和工资方面拥有更大的平等。 第二，当今所有国家的人口组成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这部分是由于人口迁移加速所致，部分是由于国家内部种族差异意识不断提高和政治化所致，这种特征已成为作为与公民身份定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民认同的重要议题。 第三，与这一发展密切关联，种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已使迄今为止仍然作为民族国家政体的思想不断趋于消解或者实际瓦解。 第四，它们需要制定新的宪法，建立能够实施公民身价的法律和政治权利的公共生活方式，实现共产主义政权中无法完全享有的权利。 第五，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对全世界大部分人民来说，公民身份的理念仍然空洞无物，意义全无，他们对其真实的含义一无所知。 第六，民族国家的有效性本身越来越遭到怀疑。

In the last years of World War II, Friedrich Hayek wrote The Road to Serfdom. He warned the allies that policy proposals which were being canvassed for the post-war world ran the risk of destroying the very freedom for which they were fighting. On the basis of 'as in war, so in peace', economists and others were argu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n all economic activity. Such planning, Hayek argued, would be incompatible with liberty, and had been at the very heart of the movements that had established both communism and Nazism. On its publication in 1944, the book caused a sensation. Neither its British nor its American publisher could keep up with demand, owing to wartime paper rationing. Then, in 1945, Reader's Digest published The Road to Serfdom as the condensed book in its April edition. For the first and still the only time, the condensed book was placed at the front of the magazine instead of the back. Hayek found himself a celebrity, addressing a mass market. The condensed edition was re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the IEA in 1999 and has been reissued to meet the continuing demand for its enduringly relevant and accessible message.

选编了哈耶克25篇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论文。分为政治学和法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三部分，书末有附录。

迈克尔·博兰尼与哈耶克、波普尔同为“朝圣山学会”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战以来捍卫自由的有力斗士；然中国学界对哈耶克、波普尔介绍甚多，对博兰尼却少有提及。《自由的逻辑》是博兰尼的重要代表作，初版于1951年，正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具有相同的写作背影及目的，亦与这两部捍卫自由的名著有异曲同工之力。 这本书中收入了作者二战前后的数篇论文，雄辩地阐述了他一如既往倡导的主题，即科学发展与经济进步应以自由的实现为基本前提，而阉割自由的计划化体制则有可能牺牲科学及经济发展。因此，书中表达了他力倡自由体制的信念。

《公共论丛》将围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以探讨如何确立新的公共哲学为主题。她将通过中外古今重要思潮的研讨，从多种不同角度加以审视，从中汲取思想智慧；她将打破现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与人文学的学科壁垒，致力于公共事务所涉及的基础性学理问题的探讨，促进有关公共事务的理论知识的构建、整合与传播。避免由于相对主义盛行，社会据以对话、交流和沟通的文化公共性的丧失，略尽绵薄。

緒論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特徵與詆毀資本主義者的心理因素 一、消費者至上 二、經濟改善的要求 三、階級社會與資本主義 四、失敗者的怨氣 五、知識分子的憤慨 六、美國知識分子反資本主義的偏見 七、白領工作者的憎恨 八、「堂兄弟們」的妒恨 九、百老匯與好萊塢的共產主義 第二章　普通人的社會哲學 一、資本主義的本身與普通人眼中的資本主義 二、反資本主義的陣線 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的著作與出版 一、作品的市場 二、書籍市場上的成功者 三、關於偵探小說 四、出版自由 五、學者們的偏執 六、社會主義的小說與劇本 第四章　從非經濟的觀點反對資本主義 一、關於幸福問題的理論 二、物質主義 三、不公道 四、自由與社會主義 五、自由與西方文明 第五章　反共與資本主義 附　錄：米塞斯的主要著作

一本写给正在改变中世界的书，讲诉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话题：大政府PK自由市场，被誉为《通往奴役之路》后最重要的一本书。70%的美国人支持自由企业模式，并且不喜欢大政府。相对应的，20%-30%的人不支持自由企业模式，而且倾向于依靠政府去解决问题。“30%联盟”中，有才智的上层阶级已经成为自由企业体制最大的对手。对30%联盟的人来说，经济危机是改造美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奥巴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既不是普通的民众也不是政府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华尔街和布什政府。可真是这样吗？ 首先，政府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却让民选领袖一再掩盖他们的罪行。第二，政府不知道怎么修复经济。真相是政府并没有从错误中反省，而是站在深渊下继续犯错。第三，奥巴马忽略了普通大众对金融工具滥用的促进作用。他是在奖励索取者，剥削创造者。第四，大规模的公共开支并不能改善经济，它的主要影响是给子孙们留下连锁债务。第五，财政负担会落到每个人的头上，包括中产阶级。30%联盟的目的是把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文化变革的博弈，把一个自由企业文化的国家变革成中央集权制国家。30%联盟宣称，他们正为普通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抵抗富人，将他们的钱分散给普通民众。但事实是，如果金钱不是源于“挣得的成功”，那么并不能带来幸福。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政治体制的目标应该是这样：给予所有人最大的可能去获得成功，这种成功建立在自己的努力工作和聪明才智的基础之上。而这就是自由企业体制所做的。70%的多数人明白，他们需要的是创造、意义、乐观主义、对自己生活的掌控，以及逃脱高压统治。要想赢的话，70%的多数必须团结，围绕在核心原则之下。第一，主张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第二，寻求促进真实的繁荣，而不是立足贫困来解决贫困。第三，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全世界人们的礼物。第四，战胜对政治权力的纯粹的追求，世界会更好。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内容简介：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西方大国霸权提供思想依据和力量的同时，也以其极端的排外性和种族歧视，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祸根和不稳定因素，这一令人忧虑的情况引发了一系列从自由主义角度探索民族主义积极道德价值的学术著作，《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即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本。作者试图融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原本对立的思想意识形态，主张一种与极权和权威的民族主义等极端形式相区别的民族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因吸收了自由主义理念而变得更加温和理性，从而为解决当今世界民族和种族的矛盾冲突提供某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思路。在宗教、民族和种族矛盾冲突不断甚至激化的当今世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文化选择、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关系、少数民族的权利等问题的精彩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是该类论著中极为重要的一本读物。

本书考察了1945-1996年期间的36个民主国家，将它们置于一幅二维的民主“概念图”之中。凭借有力的证据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作者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共识民主的效果比多数民主更好。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奖为正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提供参考。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阿伦·利普哈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书于1999年出版后，在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入了多所高等院校政治学专业的必读书目。本书以其新颖的学术视角、宽广的研究领域、科学的研究方法、丰富的实证材料、严密的论证过程，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

本书着重谈的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受到的民情的影响。正是出于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贸易保护主义者、反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用，进而对美国的经济造成损害。本书是一部在美国媒体和政治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赞誉与批评兼而有之的一部作品。媒体关注它，是因为作者在书中不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美国政府和公众一直引以自豪的东西——民主，而且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选民的“理性的胡闹”。而学界关注的重点则在于该书对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即“理性(rationality)”和“理性的无知”(rationalignorance)，提出了修正和质疑。 作者认为，在美国，大多数投票者不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而且他们本身固有的观点甚至都是错误的。民众不仅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把选举搞砸，而且因为自己的投票带有“偏见”，更容易使国家政策走上歧途。因此，作者提倡“有水准的选民”，要解决美国的问题，要做的是减少民主的量而提高民主的质。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亦是当代世界哲学社会的经典名著之一。本书全面论述了20世纪下半期人类在迅猛的科技发展的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文明演进模式等发生的相应变化，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重新提出并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社会科学概念，认为自此之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不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这一人类理论的实现进程是不可更改的。在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同时，福山也分析和阐释了“自由、民主”发展到顶峰后的“最后之人”问题，表达了他对这种历史观念的深远忧虑。本书内容有：一个重新提出的老问题；人类的古老时代；为获得认可而斗争；跳过罗得斯岛上的巨型雕塑；最后之人等。

这是一本同时具有严肃凝重的学术内容与通俗易懂的小说效果，能让您始终怀着激情一读到底且意犹未尽的书，也是一本影响了美国有关言论自由的著名司法判决的书。这就是由美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所著、候建先生翻译，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公法译丛中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虽然全书不足十万字，但透过其细致深刻和富有逻辑的论证和反思，我们似乎在事实与规范之外感受到保障具有公共性质的表达自由的更多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为哈耶克亲传弟子，作者对自由主义传统与学理的理解是深入、全面的；作为中国文化道统的继承者，作者自觉地以中国圣学为其思想与实践之本。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西方自由哲学、法治思想、功效哲学与中国儒学的深度对话与讨论，堪称作者一生心血所系。在中国百年来知识界全面反传统及幼稚的科学主义气氛下，作者坚定不移地从中国文化道统立场去融会贯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复杂学理，其努力与情怀都是极为罕见的。

简介： 在本书所收录的九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了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尤其是追溯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伯林所探讨的主题包括: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社会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影响,浪漫主义所激起的激进文化革命,俄国的艺术责任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实践。这些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 导读： 对于任何想要理解观念史的人,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 ——约翰·格雷,《纽约时报书评》 就像伯林所有的观念史文章一样,本书对众多思想家和各种观念显示出丰富而宽宏的同情,阅读它成为一种持久的快乐。 ——阿兰·雷恩,《泰晤士报书评增刊》 伯林的文风传达出无与伦比的知识深度。每句话都闪耀着人性之光。 ——戴维·米勒,《星期日独立报》 导　言 以赛亚·伯林的写作涉足了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领域,有着如此不同的、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指导性观念最终指引或统一着他对这些彼此迥异的思想领地的涉猎?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很不恰当,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们或许会说,伯林的成就的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显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体系化的主张;他写作的范围和题材的无限多样性,以及随时准备用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方式来对待相互尖锐冲突的信念以及它们的持有者等等,在开拓视野、使人摆脱有碍的偏见或教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怀疑为真的东西的时候,倾向于压制它的”人形容为“教条主义”,而且他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尽管他始终显示了他的方法的开放性和客观性,似乎还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和主题的轮廓,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虽然相对不怎么突出或显著但同样令人难忘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眼看来好像离题或无关的思路,细察起来最后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图案中的线条,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可被看作一个由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错综复合体,而不属于某种死板的理论体系框架。不仅如此,我们所指的这一复合体本身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中心问题的存在,它们的决定性影响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贯穿着伯林的思想事业。 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关注,这是这本文集的主题。伯林常说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或许他是在某种公认的但有限制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学家”这一名词的。无论如何,事实是,他对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在对人类过去所进行的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上,他也拥有独到而足资使用的知识。不仅如此,在他对十八和十九世纪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种差别极大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理论。这样,在写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时候,他被迫不仅要抓住马克思本人对控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响的描述,而且要阅读一些重要前人,如爱尔维修、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当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们增进对自然界了解的过程中已经证明如此成功的那类科学方法和范畴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及其历史的研究当中去。伯林在别处已经描述过,在研究这些以及类似主张的来源的过程中,他企图从内部理解那些困惑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难题;过去的思想(他觉得)只能通过“进入”拥有那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来使之复活。然而,在遵循这一程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思路与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我们所说的那种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学当中并没有明显的类似物或对应物。另一方面,他是在两位思维特点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维柯和赫尔德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明显相左,尤其是他们对待他们所认为的历史学家的题材的特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企图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则上已经被误解了的科学方法中去。因为,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能获得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纯粹“外部”知识,而我们与历史的具体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我们有可能直接地或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在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历史学家与他们想去理解的人之间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们能够从内部确定是什么使他们研究的对象前进和行动,甚至当问题在于——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想像的努力重温普遍观念和最关心的事情都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别的时代或文化的内部生活的时候。维柯与赫尔德,虽然方式不同,都暗示这样一种方法对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研究来说都是基本的,而这一历史实践观念极为重要,也是伯林——还有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仰慕者和追随者柯林伍德——一直强调的。 这些强调历史思考和理解的基本独立性的主张的影响,可以说是《现实感》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的由来,这篇文章中所作的历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比使人想起伯林在一些著名文章中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所给予的多角度关注。但这次他的思考路径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其他一些讨论。在这里,他的视角有着更广的含义,涵盖了实践的和学术的众多问题。甚至这篇文章的题目都反映了这点,而且也部分地反映了对企图将构成人类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简单化处理或简化成随意的抽象术语的尝试的典型的伯林式怀疑,无论进行这些尝试是为了纯粹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实施综合的政治性或社会性计划。他一直在表明自己非常清楚,发现某种能够解决人类实际境况中产生的种种难题的绝对可靠的公式或万应药方,不留下任何未解决的枝节问题或悬而未定的事情,这样的前景有着多么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此而论,他也强调了在现代——即大约从十七世纪末起——这一雄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试图证明历史进程遵循不可避免的规律或统一性——它们被理解为对未来和过去都同样有效,所以既能预言未来又能解释过去——的努力当中。但是他依然认为这种魅力代表着一种我们应该拒绝的诱惑,而且它所引出的一些方案的根本困难来自于超出历史解释和方法论界限之外的误解,最终深深地扎根于一切人类生活和经验的深层肌理。 如伯林指出的,他所考虑的那类对历史的理论化并不遵循单一的模式。从建立在机械地设想出来的规律性上的历史记述,到那些援引“有机的”或进化的发展观的历史叙事,应有尽有。但是在这本书里,他所关心的不是对这一类型中的不同具体例子的区分和评论,而是要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建立一个能够将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各样因素纳入一个统一图式的、有规律可循的或自成体系的理论。在后一点上,他以赞成的态度提到了托尔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很多话与这位俄国作家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所表达的历史观在语气上遥相呼应。托尔斯泰不仅对迄今为止人们炮制出来的各种历史和社会哲学当中他所认为的粗略的简单化和乏味的一般性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他还进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纯粹的理论家们所喜爱的那类抽象概念和图式的方案最后注定要失败,它们的本质天生就不适合理解“极微量因素”的连续体——一系列无可计数的、微小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人类的生活和经历。在伯林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中,人们发现他对以前的“伪科学性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理论”持一种类似的批判态度,而且类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强调以什么方式复杂的历史材料才有望拒绝被强加上原本应用于根本不同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方法步骤。 托氏和伯林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并不令人惊讶。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创造性作家的特殊才华,使他在伯林眼里显得特别能够领悟人们实际经历和了解到的人类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多样:事物和人的无限多样和独特,社会交往和个人关系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逆流,社会生活表层下盘桓极深的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和目标的混乱——托尔斯泰非凡的观察力和想像力抓住了千百万这类现象,这使他的眼光能够穿透自称历史阐释家的那些人所描绘的平滑、规则的历史轮廓,看到它们所掩盖的不均匀的、常常是混乱的真实经验的细节。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这些方面的特点在伯林眼光敏锐的研究《刺猬与狐狸》中有生动的描绘。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务,是对比托尔斯泰的艺术洞察力和才能,与其观点和个性的另一个颇为对立的方面,即渴望某种一元论的或统一的真理能够完全超越折磨着我们世俗生活的问题和困惑。而在这里相反,他是想表明这位小说家特别的文学才能对这篇文章主题的相关性,将它们不仅与致力于重建过去的历史学家,而且与参与世界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以及所谓的“实干家”联系起来。因此,在《现实感》之后并对它的一些观点作了详细阐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断力》中,伯林指出,与想像性作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的特点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谓“治国术”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就像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干的政治家也需要一种发达的能力以“用并非一概而论的方式评估具体情况”;一种经过精心协调的对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轮廓或层次的敏感,而且与此相关,还能本能地“直觉”到什么在实际上是可行的,在复杂的、常常难以把握的具体事实或环境中什么又是互相结合的,这些永远都是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超出常人的一些特点。伯林发现,那些“实践智慧”或天赋往往被那些系统化历史的人当作是随意的、“前科学”的方法,认为基于理论原因已经不能再被接受,并且需要彻底改造或替换。但伯林也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进方法,很少能让人觉得是对这一需求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所唤取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最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结果——非常有讽刺意味——历史本身已经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气势宏大,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知识范围及让人深受启迪的广阔视野。它们最初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会理论和蓝图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了一个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其敏感的时代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持续至今。尽管如此,如果认为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个思想中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暂的影响,那就错了。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提防着一种被错置的“科学主义”的内在危险,以及它易于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对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抗拒,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他后来对政治和社会理论中有影响的学说的反对。他一直认为,对促进了自然科学成就的那些方法表示敬意并努力加以学习,是正确的乃至可敬的;但将这些方法不加区别地延用到不相关的研究领域或很不相同的经验层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看到,他认为某些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和他们采取同样办法对待人类事务的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不满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的惟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更广的怀疑,不能不让人思考他对整个启蒙运动的态度。在本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些本能的半信半疑态度。 实际上,而且不同于有时人们所以为的,伯林并非不愿意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复杂立场。他公开赞扬了启蒙运动的代表们有勇气反对他们当时的许多罪恶,包括无知、压迫、残酷和迷信,而且拥护理性、自由和人类幸福等理想;他简洁地对一位访问者说:这把他推到了他们一边。但与此同时,尽管他对他们所代表的东西甚为仰慕,他还是认为他们倾向于教条地将假想——其来源常常是传统的——当作真的东西来接受,而这些假想并非不证自明。而且,根据他们所声称的对经验原则的尊重,他们本来应该质疑其正确性的。这其中包括关于统一的、基本不变的人性的各种具体观念,还包括各种紧密联系的、对存在某些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可以一致实现的普遍价值的信念。这些先入之见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在《浪漫主义革命》中得到了讨论。伯林指出,十八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当时思想气候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的客观地位受到了主观主义学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方式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反响。在为这一引人入胜的讨论做结论的时候,伯林指出观念之间的冲突的一个长期影响是,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分别继承了两大传统,并往往“不自在地来回换脚”。但是他同样主张,浪漫主义运动所引入的新颖且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无可争议地深化和丰富了对人和社会的理解,既暴露了启蒙运动遗产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时也为到那时为止还处于欧洲想像范围外的思想和情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伯林对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的探讨,是与渗透他整个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敏锐与移情的结合协调一致的。一方面他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对那些常常与他个人最为同情的观点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做到从内部把握并领会其力量。另一方面他一直能迅速认识并准确地指出一些他已经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的立场当中潜在的不祥含义:不仅仅是潜伏在属于他所说的反启蒙运动的各种学说当中的非理性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幽灵。由于后一种原因,关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文章快要结尾时的文字表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义和具有毁灭性的沙文主义之间划定界限,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可能采取的伪装。他评论道,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别处一样,努力不过分简单化地说出真理,也许正是如此,听从他的人相应地比较少,因为正如美国哲学家C.I.刘易斯所说的:“没有什么优先的理由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趣的。”伯林带着赞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尽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字中,的确可以说真理最后都被证明总是有趣的。 帕特里克·加迪纳 译 后 记 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一书的中译是林茂和我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林茂完成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正文及部分注释的翻译；我除了完成前三章以及第七章、第九章的全部正文和原注的翻译，并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加了译注之外，还译了“编者前言”、“导言”以及最后的“索引”，并给林茂翻译的部分作了少量修改，补译了未译出的人名和部分原注，加了译注。全书的人名和部分地名及专有名词的译法最后由我统一，达到与书后的“索引”一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教。 潘荣荣 2003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