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为多元论的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作者认为，迄今为止，把多元论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论证，包括以赛亚•伯林的论证，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多元论不支持自由主义，相反，价值多元论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支持自由主义的版本。他通过详细阐释隐含在价值多元论自身之中的一般原则的内涵，构建了一种较具普遍性的辩护，他借助于尊重普遍性价值和尊重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这两个原则，排除了一系列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并正面构建了自由主义自身的一种积极的正当性证明。 作者的话1 导论1 第一章自由主义及其辩护20 第二章价值多元论44 第三章从多元论到反乌托邦主义： 伯林的论据77 第四章多元论反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105 第五章从多元论到自由主义Ⅰ： 多样性137 第六章从多元论到自由主义Ⅱ： 合理的分歧160 第七章从多元论到自由主义Ⅲ： 美德188 第八章多元论的自由主义222 结论263 参考文献269 译者后记280 作者的话

伟大的”西方民主正在经历着代表性、合法性和效率的危机，而这其中是否有什么深刻原因呢？这些危机是通过我们的思维方式突然从相对主义中突现的吗？如果说相对主义能够促进自由，那么我们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得到什么结果呢？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上述问题，并指出，因为相对主义不包含任何普遍的概念（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所以相对主义为一种愤世嫉俗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观创造了一片沃土，从而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原教旨主义的出现。相对主义造成了情感的混乱，使道德与政治、信仰与理性、私领域和公领域之间的模糊合法化。这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使民主成为了受利益冲突支配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权利被平均分配了，西方社会精英们任由自己被激进的少数群体和公众意见左右。 如何才能终结这种已经牢牢控制着西方思想界的相对主义所带来的模糊呢？在布东看来，尤其是像托克维尔、韦伯和涂尔干这样的思想家，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常识”——这本书意在重新发现民主的价值，更着重阐述了“常识”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经典学术品牌“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又有新译作《秩序自由主义--德国秩序政策论集》问世，它系统反映了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伯姆等人关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秩序政策的思想主张。

本书以三十章篇幅，涵盖了全球不同地区的理论、经验、政策和政治特点，新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家们联手揭示右翼政治体制的破坏性，指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更是将资本主义发展推入骇人境地的根深蒂固的结构与进程的反映。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欠发达、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等词语并无区别，都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

本书探讨了自由主义在过去和当前的各种变革，设想了新共和民主自由主义令人向往的未来。贝拉米与从密尔，经由T.H.格林、圭多德拉吉罗、卡尔施米特、熊彼特，再到哈耶克、罗尔斯、迈克尔沃尔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一一论战。他提出，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及复杂性削弱了自由主义理论中社群主义的和道德的假设。英国人头税政策的失败以及欧盟宪政困境方面的有关研究证实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概念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实际。 译者的话1 前言1 导论1 第一部分自由主义的转变9 第一章黑格尔与自由主义11 第二章J.S.密尔、T.H.格林和以赛亚伯林论自由的本质与自由主义35 第三章意大利“新自由”理论家——圭多德拉吉罗的《欧洲自由主义史》与理想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危机68 第四章卡尔•施米特与自由民主论的矛盾94 第五章熊彼特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及民主的转变124 第二部分权利、多元主义以及对政治的需要145 第六章自由主义的公正：政治的与形而上学的147 第七章道德化市场171 第八章自由主义的权利，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公民身份的义务189 第九章三种权利模式与公民权214 第十章自由主义与多元化的挑战244第三部分重塑自由主义的政治265 第十一章反人头税运动与自由主义的政治义务概念267 第十二章建立联盟：欧洲政治结构中国家主权的实质290 译后记313 译名、术语对照表315

本书的中心问题是有关这样一个问题：政治平等的目标是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人类的极限，以至于这个目标应当被放弃转而追求更加可行的目标；或者说，是否我们有办法降低不平等。虽然完全的政治平等是无法获得的，但是，达尔认为，朝向理想迈进的努力是可行的。他揭示了最近几个世纪人类向着民主和政治平等所取得的成就。他探讨了民主制度的成长、公民权的扩大以及阻碍政治平等获得的各种障碍。在书中，达尔也关注人类追求平等的动机，特别是那些情感和理性动机，它们在民主追求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The Road to Serfdom remains one of the all-time classics of twentieth-century intellectual thought.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it has inspired politicians and think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had a crucial impact on ou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With trademark brilliance, Hayek argues convincingly that, while socialist ideals may be tempting, they cannot be accomplished except by means that few would approve of. Addressing economics, fascism, history, socialism and the Holocaust, Hayek unwraps the trappings of socialist ideology. He reveals to the world that little can result from such ideas except oppression and tyranny. Today, more than fifty years on, Hayek's warnings are just as valid as when The Road to Serfdom was first published.

本书从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关联性角度，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哲学问题进行探讨。全书以理性、批评的眼光描述、分析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发展、从客观、系统的视角解读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关系。全书内容大致集中于四个主题：一是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与古典中国政治思想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争论；三是自由主义的一些关键理论的批判性陈述；四是自由主义的一些关键理论的批判性陈述；四是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生长发育的诸条件的探讨。本书可能说是国内政治哲学理论界相关主题的论著中较有理论分量的一部。对于关注中国政治哲学最新发展、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最新走向的读者，都是一本值得一读的著作。

译者前言 致谢 前言 导言 第一部分 反自由主义者 第一章 梅斯特尔与反自由主义传统 第二章 施密特：自由主义的无能 第三章 施特劳斯：仅对哲学家而言的真理 第四章 麦金太尔反自由主义问答集 …… 第二部分 对自由主义历史的误解 第八章 作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反自由主义者 第九章 社会的“原子化”？ 第十章 对共同利益漠不关心？ 第十一章 权威的消蚀 …… 结束语

周德伟系华人学界为数不多的哈耶克的亲传弟子，他不仅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现代的儒生，他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不仅独尊哈耶克所指征的古典的自由主义一脉，而且贯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理与精神，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理论与中国的“圣学”不但不相隔膜，而且具有内在的关联。因此，周德伟的典范意义在于，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融会进了传统文化；作为儒生，他接引进了自由主义思想。这一典范，在本书中有着最鲜明的体现。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主要收录了立宪民主对程序民主、平等的政治自由之公平价值、对其他基本自由之公平价值的否认、政治自由主义与统合性自由主义：一种对比、关于人头税的注释与自由的优先性、财产所有的民主之经济制度、作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基本善指标的灵活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关于闲暇时间的简短评论等内容。

《重申自由主义--选择、契约、协议》反映了三个方面的信念。第一，一套严密完整而又稳定的政治理论对于理顺社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它并不能保证政府一定是好政府，甚至不能起码保证政府一定是有限的政府，但是它有助于划定我们理应追求的那一类界限。第二，将这样一套理论放进无可争议的基本原则的混凝土中去，是一件困难但又引人入胜、值得一试的事业，哪怕不一定有成功的把握。第三，自由主义在意念上的变质，并不能怪罪于历史的进程，而是由于它的预制构件太软弱，它的设计又太吸引人去对它加以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东改西改。

本书是劳伦斯•E.哈里森继与萨缪尔•亨廷顿合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了人类进步》后的一部重要著作，试图解决该书的遗留问题：我们怎样来灌输和加强能促进进步的价值和观念。 过去人们面对文化问题的不积极态度部分地反映了将文化因素量化及判识准确的因果模式的困难，现在这本书给出了25个在趋向和阻碍进步的文化中表现迥异的因素模型，并不断地通过个案之间的比较来寻找规律。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是哪一类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在起作用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培育它们。作者希望创建出一套行动指南，从而促进几个关键领域的文化变革。

本套丛书大多立意集中、文简、篇幅不长，而在思想界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精神传递的常效主题，而这套丛书正是输送了来自西方的宝贵信息，为我们——这一东方文明大国传递来交融的资源，我们当然感到欣喜。 　　本书是法国皮埃尔·莫内关于《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的一本小册子，用“小册子”展示大主题，正是莫内作品的一贯风格。我们或许常见那种巨著，教科书般繁杂的资料堆积，表面看很全面，但总缺乏对其内在联系的全局性把握。莫内的作品，却独具那种大家的通透性。

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的跨学科研究。在本书中，卡恩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础并不是社会契约，而是牺牲。自由主义向来依赖的社会契约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全面核毁灭的威胁之下现代政治生活却达到了顶峰。如果我们想理解这种现代状态，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任何政治社群，即使是自由主义的，也都是通过信仰、爱与认同而凝聚起来的。 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文化理论、宪法学、宗教与文学研究以及政治心理学的资源，推进了政治理论的研究。在这些领域中，本书都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自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之后，对于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深层结构，就未曾出现过如此富有雄心的全盘省察。 卡恩指出：只有从自由主义式的理性与利益的范畴，转向犹太—基督教式的爱的概念，我们才能够理解现代性的自我。爱是客观意义世界的基石，政治社群就是这种意义世界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这些洞见出发，卡恩重新解读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并对美国自由主义谱系作出了梳理，还通过对浪漫与色情的探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意志理论，从而将政治理论重新奠基于牺牲的可能性之上。 20世纪的政治既包含着法治的进步，也目睹了国家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借助牺牲的视角进行考察，我们才能理解20世纪政治的特征。另外，本书涉及当今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冲突。它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选择以战争去回应“9·11”事件，以及为什么绝大多数欧洲人至今不愿像美国人那样追求一种充满暴力的牺牲政治。卡恩向我们揭示出：美国仍然维持着活跃的现代政治，而欧洲则正在步入一种放弃了牺牲理念的后现代政治。

社会主义是贯穿于20世纪民主政治的一个活跃的理想。即使那些反对它的人也都意识到了它的潜力。但社会主义的涵义仍是晦暗不明的，而由政治哲学家提出的用以解释它的现有理论也未能把握住通常人们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方式。《社会正义原则》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戴维·米勒指出必须在语境中理解正义诸原则，每一原则都在不同形式的人类结合体中得到认同。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政治理论也必定是复杂的。《社会正义原则》所展现的正义理论和大多数其他晚近的由政治哲学发展而来的观点不同，除了对流行的观点更为敏锐以外，它更加密切地关注到正义原则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一关注的焦点赋予理论较少的抽象性。我相信，它也提高了理论的政治相关性。我也很敏锐地感觉到，在这写这本收书的过程中，在政治哲学家们，特别是那些我们称作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辩护的社会正义观与适宜于向当今的自由主义社会提出的政策变革的类型之间的巨大鸿沟。当然，社会正义常常是而且必须常常是一个批判性的观念，一个向我们提出以更大程度的公平的名义变革我们的制度和实践的挑战的观念，但它并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乌托邦。

西方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历程。自从古希腊世界建立了“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观念之后，自由与法治的原则便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为西方政治领域最具特色的信念。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西方法治思想的起源 第二章 基督教会的兴起 第三章 世俗化的危机 第四章 公意的问题 第五章 中产阶级的觉醒 第六章 自由宪政主义的出现 第七章 保守主义的反动 第八章 城市无产阶级的觉醒 第九章 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十章 民族主义的问题 第十一章 独裁的问题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展望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was the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y Isaiah Berlin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October 31, 1958. It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s a 57-page pamphlet b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It also appears in the collection of Berlin's papers entitled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969) and was more recently reissued in a collection entitled simply Liberty (2002). Berlin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forms or concepts of liberty – negative liberty and positive liberty – and argued that the latter concept has often been used to cover up abuse, leading to the curtailment of people's negative liberties "for their own good". Berlin believed that positive liberty nearly always gave rise to the abuse of power. For when a political leadership believes that they hold the philosophical key to a better future, this sublime end can be used to justify drastic and brutal means. Berlin saw the vanguard elit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dangers of 'positive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can be seen as especially salient during the Cold War, where revolutionary sentiment was rife. Berlin believed that a more precautious principle was needed, and that was 'negative liberty', where individuals are protected against radical or revolutionary messages, and thus have little grand or existential freedom but are granted the more 'internal' liberty to pursue recreational and consumer interests.

该书是对19世纪英国半威权半自由社会政党变迁和自由路径的精微分析:“过去,自由主义的功能在于对国王的皇权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