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of the great political works of our time, . . . the twentieth-century successor to John Stuart Mill's essay, 'On Liberty.'"—Henry Hazlitt, Newsweek "A reflective, often biting, commentary on the nature of our society and its dominant thought by one who is passionately opposed to the coercion of human beings by the arbitrary will of others, who puts liberty above welfare and is sanguine that greater welfare will thereby ensue."—Sidney Hook,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In this classic work Hayek restates the ideals of freedom that he believes have guided, and must continue to guide, the growth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ayek's book, first published in 1960, urges us to clarify our beliefs in today's struggle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本书对当代西方研究民主国家的五大学派——多元主义、新右派主义、精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多元主义——分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考察了它们的理论起源、方法和价值、主要优势和缺陷。特别分析了它们了关于政治压力和动员的模式、国家组织及政治危机的理论。在对学派之间的区别作出简明提炼的同时，作者还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展示了出现于每一种传统中的共同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方法，说明了各种理论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评价它们的正确方法。 就其覆盖的理论范围和对案例的运用而言，本书是第一本真正的政治学领域的比较研究著作。

《政府论》 《政府论》是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最重要政治理论著作。其基本精神在于对政府职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等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基础答案。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通过论证“天赋自由和平等”，驳斥了“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论；下篇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组建等方面正面阐述政府理论。他认为：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为了保护人们依据自然法享有的自然权利，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当政府背叛了人民时，人民有权利重新组建新政府。这些思想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支柱。

致读者的前言 我向读者承诺，包含在此书中的，皆是人们通常认为有助于凝神阅读的东西：重要而有益的题目、研究它的正确方法、出色的说理、写作的诚意以及作者的良知。在这篇前言中，我会对这一切作个简短的说明。此书要阐明人的各种义务——首先是作为人、其次是作为公民(citizen)、最后是作为基督徒的义务。这些义务构成了自然法和各国法律的原理，构成了正义的源头和力量，构成了基督教的实质(在我的计划所允许的限度之内)。 远古时代的智者相信，将这类教诲(与基督教有关的除外)传给子孙后代，只应当采用优雅诗文或朦胧寓言的方式，以免人们所说的统治(government)那高深而圣洁的神秘性，被私人的议论所玷污。同时哲学家也很活跃，有些人在观察事物的运动和形态，这于人大有益处；有些人在沉思事物的性质和起因，这于人无害。后来，据说是苏格拉底最早爱上了这门公民科学(civil science)。那时它还没有被理解成一个整体，只是——不妨说——在公民统治(civil government)的迷雾中初现端倪。据说，苏格拉底极为看重这门科学，他摒弃了哲学的所有其他内容，断定只有这一部分与他的智慧相称。继他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以及希腊和罗马的所有其他哲学家，最后还有各民族的所有哲学家，甚至不仅是哲学家，还有那些闲暇时光中的绅士，都想在此一试身手；这种努力不绝如缕，好像它是无须努力就可轻易入门的学问，它向一切天生有此爱好的人敞开大门任其取舍。赋予这门科学以高贵性的最大因素在于，那些自认为掌握这门科学或处在应当掌握它的地位上的人，即使只知其皮毛也洋洋自得，所以，他们乐于让其他学科的行家被人视为聪明的博学之士，或被人这样称呼，却绝不希望他们被人称为通晓治术者[Prudcnt0]。由于这种政治专长非同寻常，因此他们认为只应当把这个称呼留给自己。判断一门学科之高贵性，不论是根据掌握它的人之尊贵，还是根据著书立说者的数量，或是根据最聪明者的判断，这门学科在他们中间都肯定享有无与伦比的高贵性。它属于君主，属于以统治人类为己任的人。几乎人人都会乐于拥有它，哪怕只是一知半解；最伟大的哲学头脑也倾全力加以探究。如果我们想一想，有关这门学问的那些错误的夸夸其谈，会给人类造成什么伤害，那么假如正确地传授它，即它是从正确的原则中得出的自明的推理，我们对它的益处即可一清二楚。当我们作为智力训练思考某个题目时，若有谬误悄然溜入，除了时间上的损失，这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在人人为了生存方式而应予思考的问题上，谬误甚或无知肯定会导致侵犯、争执和杀戮。正因为这种伤害是如此严重，恰当阐明义务的教诲才显得如此有益。有多少君主本身是好人，却因臣民可以合法弑杀暴君的谬论而丧命?基于某些理由，有人可以剥夺至高无上的君主对国家的主权，这种谬论让多少人死于非命? 又有多少人因为君主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其妈仆这个廖见遇害？最后，这样的教诲——君主这命是否符合正义完全由私人决定，在君主之命得到执行以前，人们可以正当地对它进行讨论，而且事实上也应当议论——又引发了多少叛乱？当前的道德哲学中还有许多危险性不亚于此的观点。在此不必一一列举。我认为古人对此是有预见的，因此他们宁肯把正义的知识隐匿于寓言之中，而不愿付诸公众的讨论。 ……

丹尼尔·贝尔较为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对话体”的形式。在理论专著越来越难读越来越专业化的当今，贝尔的这种方式，算得上是一种反拨，至少是跟古代的圣贤柏拉图的《理想国》接了轨。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气势汹汹的术语，只是通过一条一条的设问，归类，推演和反驳，就把问题引向了自己所需要表达和阐述的中心里来。事实上，贝尔在这本书的开始篇章“为对话体一辩”里，首先就是提到《理想国》这个先例，并且认为“英美政治理论中正在进行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似乎特别适合使用对话形式”。

自由和平等，是道德理想、是政治实践，而非自有永有之物。人类历史，充满奴役压迫，充满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踏。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人平等相待的社会。作者称此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自由主义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个理想作了最系统最深入的论证。本书的目的，是解读和评价罗尔斯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内涵。通过此书，可以对《正义论》的论证结构有更好的了解，同时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背后的道德基础有清楚的认识。作者回应了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并提出对这一政治理念的思考。

此书系六点学术丛书。作者刘宗坤为北大哲学博士和美国Valpraiso University法学博士。此稿部分内容曾在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系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并经过作者技术性的改动。 西方文化中“罪”的观念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认同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冲击下，它随着西方文化对神圣性的遗忘而成为一个被遗忘的问题。因此，重新梳理西方文化中“罪”的观念是当今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关键一环。 首先，《原罪与正义》从哲学背景和它在宗教文献中意义的演进与继承等几个方面，展开阐述。其次，基于上述概念的梳理，《原罪与正义》进一步在理论上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西方文化中“罪”观念是如何通过自然法理论，并在历史上宗教因素的作用下，而影响到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这种理论之于近代政治思想的意义在于，它为建立所谓“有限政府”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此书对西方文化中的罪论作出理论上的概念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西方文化中的罪论和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社会政治维度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联系。内容丰富扎实，注疏详尽，叙述精准，思考深入，这些工作，增强了国内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的深度。

如果说写一本研究伯林思想的著作是一个令人胆怯的任务，这种说法并不意味在伯 林著作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恰恰相反，伯林的思想是异常清晰的。虽然伯林的著 作涵括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到许多作者，但它们并非各自分离以至缺乏共同的主题；与 之相反，伯林的各种著作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所有伯林的著 作都是由一个具有巨大颠覆力的观念贯穿着并使之获得生命力的。我把这个观念叫做价 值多元论，其意思是，许多终极人类价值是客观的但又是不可归约地多样化的；这些多 样的价值是冲突着的，而且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有时，即在它们彼此冲突的时候， 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即是说，没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对它们加以比较。本书的大部分篇 幅将用于阐释和评价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政治哲学上的意义是，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 都被实现的这种完美社会的理念不仅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总是自相矛盾的。就像道德生 活一样，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在敌对的善和恶之间的基本选择，此时理性弃我们于危 难而不顾、我们无论怎么选择都要导致一些损失，有时甚至会出现悲剧。我把伯林的由 价值多元论引致的这种政治观称为“竞争的自由主义”（agonistic liberalism）。 “agon”一词源于希腊语，它有两重含义，既是指对唱比赛中的竞争或竞赛也是指悲剧 中人物的冲突。与我们时代流行的自由主义——即乐观地认为基本的自由、公正或正当 要求是（或必定是）一致的和和谐的——不同，伯林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斯多葛派的和悲 剧的自由主义，它认为在那些具有内在竞争性的价值中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任何选择 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由于伯林的自由主义不像历史上的和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那 样希望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是和谐共存的，也不赞同辉格党的历史哲学（这些自由主义就 是与这种历史哲学相联系并以它为基础的），伯林的政治思想就为自由理性传统提供了 富有希望的生机。如我将要指出的，即使在伯林的思想中存在着他的价值多元论以及他 所坚持的人性的历史主义概念与传统自由主义对人类的一般性观点之间的无法消除的矛 盾，情况也仍是如此。伯林思想中的这个矛盾，可以被理解为他一方面受惠于维科和赫 尔德，另一方面又与J．S．穆勒的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而导致的；用伯林提出的那种历 史主义观点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自由主义当作是基于理 性和基本人性的一般要求，或在历史中居于优先地位的某种主张——就可以消解这个矛 盾。我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在伯林的著作中找不到明确的根据，伯林或许也不同意这种办 法。根据对伯林思想所作的这种维科式的和赫尔德式的解释，伯林的基本思路不是自由 的竞争而是竞争的多元论。 伯林思想的深刻独创性和颠覆性有助于解释那些异常的事实——直到目前为止，对 这种异常的事实仍缺乏专著式的研究。确实，在伯林的理论活动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会 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的这种独创性和颠覆性。在本书中我必须做很大的省略，尽管这些省 略都有一些可辩护的理由，但由于遗漏了伯林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终究总是一种遗憾。 我没有利用亨利·哈德拥有的伯林关于许多论题的未出版的文献，而只限于使用全部已 出版的资料。对于伯林关于认识论问题和意义理论的早期哲学论文，除了指出它们都反 对实证主义把一切有意义的论述都归结为一种模式的主张，也许这预示了伯林后来对一 元论价值论的攻击，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东西。除了间接地或附带地涉及到一点外，对伯 林在俄国研究中所做出的许多重要贡献，他在战争期间作为政治观察员所写的一些报告 （这些材料有些曾在《华盛顿通讯》发表），他对音乐的爱好和深刻理解，我都没有予 以论述。我也没有提到他的许多表现友谊的事例，这些必须等到由米歇尔·依格纳铁夫 （Michael Ignatfeff）撰写的伯林传出版后才能为世人所知。对于伯林的个性与他的 谈话（这些谈话在表现想象力的移情作用方面都是十分卓绝的）和思想（他坚信，还有 许多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联系着的现实、正当、价值等） 之间的联系，我也没有做出说明。我只是把关注重点放在他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和体 现这些思想的哲学概念方面，因为在我看来，这样就抓住了伯林最具有意义的理论成就 和他确立的自由思想的特征。 现在我只就与他的思想有关的方面略述一下伯林的生平。伯林于1909年6月6日生于 俄国的里加（Riga），像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一样，他的家族也是查伯德·哈西 德（Chabad Hasidim）的后裔。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哈西德信徒，但他的父母不是。他 在里加长大，讲俄语和德语。他家1915年从里加搬到安得里普（Andreapol），1917年 又搬到彼得格勒，在这里他目睹了1917年二月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然 后在拉脱维亚停留了短暂时期后于1921年到了英国。他的祖父、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和 三个表兄弟于1941年在里加被纳粹杀害。他在圣保罗学校上完中学，在牛津基督圣体学 院受的大学教育。除了有三年时间他先住在纽约后又到华盛顿为英国政府工作，以及 1945年在莫斯科居留了一段时间外，伯林一直生活在牛津。在这里，他一直作为全灵学 院的研究员，1957—1967年担任社会和政治理论研究会主席，1966—1975年担任沃尔夫 森学院的院长，1974－1978年担任英国研究院院长。此后，他在牛津度过了他的大部分 时间，谈话、写作和出版作品。 人们经常把伯林与休谟作对比。这种比较一般并不会形成什么误导，但却遗漏了许 多重要的东西。像休谟一样，伯林后来也放弃了哲学而转向对历史的研究，虽然休谟研 究的是英国历史而伯林研究的是思想史，但他们都是运用其哲学观点于历史研究的典范。 如果伯林与休谟分享着一种深刻的理智上的快乐，一种对思考和写作中表现的清晰透彻 的风格的热爱以及一种对历史的讽刺的爱好，那么伯林自己还有一些为和蔼可亲的休谟 所缺乏的偏好。这种偏好来源于伯林的多元性的继承因素，这些因素不是英国人的而是 俄国人和犹太人的，这就是他对观念和人类生活中悲剧感的偏好。伯林曾经说过（实际 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毫无疑义的吸取都是经由英美哲学 和康德哲学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学那种专业式的枯燥论述与伯林的著作间有一种 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不单纯是伯林独特的写作风格问题，也不仅表现为伯林对与 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种（通过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还表现在他 对理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理解上，这些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俄国式的。伯林最主 要的工作，虽然也体现在他力图寻求一种区别于英国经验论的严密而透彻的标准，但更 表现在他对理智的作用（这在英国哲学中是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 看作是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生活的概念相联系的能力，伯林这种观点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国 的传统中。使得伯林的著作充满活力的人类生活概念，——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 把它称作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最真实最令人感动的解释”——是一种悲剧性的概 念，这也是一种与任何神义论的观念所抵牾的观念。我认为，伯林这种悲剧思想的根源 则可以追溯到他的犹太人遗传。正是这些分离的多元性文化遗传因素的混合，在伯林的 思想中形成多种观念的微妙缠绕，这些只有借助于扎实的研究才能予以澄清。

《作为公平的正义》最基本的理念是社会作为一个世代相继的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的理念。我们将这个理念当作起组织作用的核心理念。 社会合作理念至少有三个本质特征：（1）社会合作是由公众所承认的规则和程序来指导的，而从事合作的人们则用这些规则和程序来适当地调节他们的行为。（2）包含了公平的合作条款的理念：……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理性地加以接受，而且，如果所有其他的人都同样地接受了它们，那么每一个参与者则都

《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简介：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一位神秘的政治哲学家。在里根、老布什执政时期，美国许多政府机构的重要职位都被施特劳斯的弟子们占据。到了小布什当政时期，特别是在“9·11”之后，探究强硬派政客与施特劳斯派之间的关系，成为公共传媒讨论的热门话题。《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的作者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作出了激烈的批评，并指出，如果以这种理论来引导现实政治，那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可能危及自由民主政体的根本基础。

本书致力于说明，两方思想史的自由概念主要是由柏拉图、奥古斯丁、马丁·路德、齐克果等思想家来推动的。这些哲学家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传统。这个传统有两条基本原则，即柏拉图的求善原则和基督教的拯救概念。这两条原则在概念上互相排斥，却又共存于人们的思想运动中；于是造就了一种张力，调整人们对自由概念的理解和定义。在讨论各个思想家的定义方式时本书采用了生存分析法，注重分析思想家在他的生存中所关注的问题，追踪他的生存关注和他的自由观之间的关系，分析他的自由观是如何处理他的生存问题的。本书以这两条原则及其互动关系为主线，对它们在不同哲学家的思想运动中所造成的张力进行追踪，力图揭示自由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主要发展线索。

本书继续并修正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它的哲学阐释。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假定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存在着相对稳定和同质的基本道德信念。然而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共存，且自由制度本身强化并鼓励着学说的多元化。那么，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如何能既保有各自的世界观，又拥有稳定而公正的社会生活呢？罗尔斯的回答基于对“秩序良好社会”的重新定义：这样的社会不再统一于基本道德信念，而是统一于政治正义概念。如今，“作为公平的正义”就是这样的概念，它是各种主要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之间重叠共识的焦点。罗尔斯相信，这种共识体现了宪法民主政体下最可能达到的社会团结。

本書嘗試探究以下問題：政治為什麼離不開道德？什麼是自由主義的政治道德觀？這種觀點為何值得追求？作者以分析哲學的方法，檢視和論證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包括正當性、自由、權利、平等、民主、社會正義和市場等，並積極回應各種挑戰。本書不少篇章早已引起中國知識界廣泛關注討論。

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

该丛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全球最大的教育图书出版巨头麦克劳希尔公司共同推出，旨在以社会科学的基本要领为立足点，使社会公众以最简单便捷的途径迅速掌握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是一套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蒙学读物"。该丛书作为欧美大学的基本教材，已经风行了20年，全部由西方各个领域的首席学者执笔，并不断追逐时代变迁，反复更新。已经成为西方公认的最权威的社会科学基本读物之一，是年青学子进入社会科学圣殿的第一道台阶。其中的部分图书（《自由主义》、《后现代性》等）以令人惊讶的销量成为畅销书，不仅得到西方知识界的欢迎，也得到公众的青睐。我们热切期盼着，这套丛书在中国也能赢得它在欧美曾经得到的喝彩。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一个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又众说纷纭的话题，这种认识不仅表现在非西方的世界，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世界也是如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传统下的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为了澄清这些混乱，在这个关于自由主义的认识误差中找到相对统一的可辨识的要素，有“自由主义评论家”之称的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自由主义》这本小册子中对此进行了简要而富有启发性的尝试。他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世主义和社会向善论这四个要素出发，按照历史和观念的分析视角，条分缕析，爬罗剔挟，揭示了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政治哲学的表征所具有的基本品格和特质。堪称自由主义研究的典范，与安东尼·阿巴拉斯特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并称研究自由主义通史方面的双璧。 当然，正如约翰·格雷本人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文化和传统的产物，本身并不具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声称的那种普世主义特征，而对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自由主义价值也应做科学的具体分析。相信任何具有真正理论探索精神的人能够从这本书中考察作者的深意，并本着理性批判的精神实事求是地看待书中的主要论点。 书中许多观点与我们所一贯秉持的信仰、理想不同之处，请读者仔细甄别，保持清醒的头、坚持正确的立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由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共生共存的思潮和意识形态。西方社会和少数西方国家也一直以来以自由主义为旗帜作为西化中国的武器，与科学技术和经济形式这些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非政治性思想不同，作为产自西方近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固然有合乎西方自有文化的合理性，但世界是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西方国家不应该也不能将这种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文化和主权国家。 清末思想家魏源曾经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我们了解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是国人更加清楚自身的国情，而不是人云亦云地随声附和；同时只有深入地理解西方自由主义得以产生的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演变规律，我们才能拿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武器更好地捍卫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约翰•格雷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自由主义》和90年代所著的《后自由主义》是研究自由主义的经典读本。《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不仅可以视为前两本书的综合，也可以说是对自由主义深入剖析的结果，它对正统的自由主义的深刻批判回应了当代世界的多元化潮流，体现了当今人类在一些最根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问题上的建设性探询。

Product Description An unimpeachable classic work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nd economics, The Road to Serfdom has inspired and infuriated politicians, scholars, and general readers for half a centur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4—when Eleanor Roosevelt supported the efforts of Stalin, and Albert Einstein subscribed lock, stock, and barrel to the socialist program—The Road to Serfdom was seen as heretical for its passionate warning against the dangers of state control over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For F. A. Hayek, the collectivist idea of empowering government with increasing economic control would lead not to a utopia but to the horrors of Nazi Germany and Fascist Italy. First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n September 18,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garnered immediate, widespread attention. The first printing of 2,000 copies was exhausted instantly, and within six months more than 30,000 books were sold. In April 1945, Reader’s Digest published a condensed version of the book, and soon thereafter the Book-of-the-Month Club distributed this edition to more than 600,000 readers. A perennial best seller, the book has sold 400,000 cop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twenty languages, along the way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books of the century. With this new edition, The Road to Serfdom takes its place in the serie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The volume includes a foreword by series editor and leading Hayek scholar Bruce Caldwell explaining the book's origins and publishing history and assessing common misinterpretations of Hayek's thought. Caldwell has also standardized and corrected Hayek's references and added helpful new explanatory notes. Supplemented with an appendix of related materials ranging from prepublication reports on the initial manuscript to forewords to earlier editions by John Chamberlain, Milton Friedman, and Hayek himself, this new edition of The Road to Serfdom will be the definitive version of Friedrich Hayek's enduring master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