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撰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二者兼之？这是归属历史哲学本体论的一个命题。17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与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循环论的创始者维科，曾先后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三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寻找它的事实”。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主张历史编撰要诗化，批评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学家不过是历史的“制模工”，不具备“学者的资格”。二战以后，又有人扯起叙述主义史学的旗帜，要以语言文献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编撰是门艺术，让历史学家“向叙事回归”。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不仅肯定此说，而且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也就是，编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同时，还应对“历史感悟和历史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作“重新定位”。显然，怀特对18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恪守在科学规则框架内处理历史编撰问题的治史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 《元史学》的出版，在西方史学界再次引发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权威刊物《反思历史》发表了著名史学家G·伊格尔斯的质疑文章以及怀特的回应批评，则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而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已由本体论的历史话语，引申到历史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与诸多学科领域，衍生出历史编撰中的事实与虚构、描述与叙述、文本与背景、意识与科学等众多话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成文历史”在走出中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框架后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构建治史思维方法、话语约定等史学研究目标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无论是伊格尔斯与怀特的辩论，还是乔·巴雷拉重申历史编撰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波兰学者多曼斯卡强调“历史的崇高”在于“史学书写的非审美化”，沃勒斯坦演绎“书写历史”与“虚构故事、宣传、新闻报道”的同质关联，都表现了西方史学家构建新史学的理论创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说，这一“世纪话题”所赋予的意义将当下国际史学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为我国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史经验。 收入《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诸篇经典论文对汉语学术思想界重新认识编撰、阐释中国的历史有着很严肃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在二个方面可获得启迪。一是新世纪史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应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对传统史学作全方位的反思，对历史感悟、史学概念的性质和涵义的演绎需要贯注学术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化意识；二是构建史学研究目标（包括史学理论的主体研究及文体书写形式的探索）也应建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比较的基础上，在重视成文历史的方法论创新与重建过程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唯此才能获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真理标准的共识。 当然，《书写历史》汇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纪话题”讨论的最新成果，并不意味着鼓励中国史学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学模式和理论体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出版“史学前沿”丛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经典”形式的文化史（以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为代表）遭受质疑以来，文化史领域新见迭出，在研究对象、主题、视角、方法乃至研究者本身等方面都日益多样化。 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在《文化史的风景》中撷取了若干独具特色的研究主题——如社会记忆的历史、梦的历史、心态史，甚至玩笑和姿态的历史——进行细致描绘之余，对文化史的传统、问题、潜力与趋势也做出了总体的反思。他认为，尽管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法，但“经典”形式之后尚未出现新的“正统”，文化史研究门派繁多，呈现出一幅“众声喧哗”的景象。

“表现”原本是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范畴，安克斯密特将之引入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叙述就像肖像画，它不是有关对象的摄影反映，因而不能充当证件照，但却是人物风神的丰富表现。作者在本书中从“史学理论”、“历史意识”、“史学理论家”三个层次，系统讨论了他的历史表现理论，反映了历史哲学领域的前沿进展。 本书充分认识到，历史写作在满足理性的、科学的探究要求的同时，审美也是其内在固有的要素。为了恰当理解历史写作的性质，应该区分表现与描述，并且以表现概念为核心，重新来定义诸如意义、真理和指称等传统的语义学工具。 本书的目的，是要在历史研究的文学进路之铺张与实证研究之节制中间界定并探寻某种中道。这一思路导向了历史研究的一种理性主义美学，在重申历史写作的审美维度的同时，也再次肯定了历史学科之合理性。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内容简介：历史学并没有像数学、物理学一样的一套专门的术语，历史学的语言首先是日常用语，以及来自于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术语，但在历史学中，这些术语又有其特殊的含义。《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精选一百个基本术语，涉及历史研究及史学理论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反映当前学术界的最新见解。辞条撰写者均为国际史学理论界的著名学者，除了吕特克、科塞勒克、阿斯曼夫妇、科卡、吕森等德国学者之外，还有海登•怀特等美、英、法等国学者。

自西方历史编纂学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人们在进行历史编纂时，已经习惯于割裂现在和过去。人们在书写传统时，通常要隔上一段距离来对其加以审视，以保持其独立性，以使其最终成为一门知识。 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梳理和界定，要罗列诸多材料，目的是为当今建立起一种理性；另外，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力图消除口述性，拒绝不实之词。经过在现实社会中多年的发展，历史书写业已成为一种可控的行为意愿，代替了社会实体曾经仰仗的模糊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

作者以“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为核心，阐述了当代历史学的性质。他以犀利、激进的论证，说明今日的读者何以应该扬弃卡尔和艾尔顿这两个广受欢迎但实已过时的现代主义者，走向更契合当代知识环境与我们身处的后现代世界的罗蒂和怀特。作者认为，历史学到怀特，已形成了后现代历史学的最重要的观念，即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和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基思·詹金斯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任奇切斯特大学历史理论教授。致力于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的探讨及历史教育的发展。

唐代刘知几所撰《史通》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共二十卷，包括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内篇中后来佚失了三篇，现在看到的共有四十九篇。其中内篇的《六家》《二体》讲正史的体裁，《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讲正史的内容，《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等则从各个方面讨论如何写好史书，外篇的《史官建置》讲史官的设置沿革，等等。

本书系统论述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的史学发展历程。古典部分, 阐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中世纪部分，阐述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神学史观，并对其作出历史评价；近代部分，阐述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涉及各种史学流派；现代部分，阐述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主要是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在当代的新趋势。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环境中考察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史学思潮和流派等，揭示西方理论的演进和变革，从而阐明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概貌。 本书是教育部规划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供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与相关系科教学使用，也可供历史爱好者和史学研究者参考。

本书是雷蒙·阿隆的一个大胆尝试，尝试综合英美的分析学传统和德国的社会学传统。后者直接对历史科学的客观性进行发问；前者分析陈述以鉴别其真值，同时审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语言。二者从方法到目的都很不同，它们之间的对话自然充满了暗礁。 从狄尔泰、亨佩尔、德莱到丹托，从萨特、梅洛—庞蒂到阿尔图塞，阿隆丝丝入扣地给我们讲述了西方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史观的发展脉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越南统一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到近代的核战略，阿隆深入浅出地向我们描述了历史的多种真实面貌，让我们明白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政治行动的悲剧性等等。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社会与文化丛书。《空间·记忆·社会转型》分为“空间：从传统到现代的建构”、“知识传承：东方与西方”、“历史记忆与中国基层社会”三编。

口述史是用人们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如作者所言：它为历史学带来的变化在于拓宽了研究范围，证实英雄不仅出自领袖，也可以出自平民。它把历史引入群体，同时把群体引入历史，使各阶层的人们建立了联系。同时，口述史也向某些历史的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重新认识、在历史学中产生一种积累式的运动着的变化过程。历史在这里更丰富，社会使命也随之变化――历史变得更民主了。这是口述史的意义所在，也是口述史研究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原因。这本书不仅讲了它的意义，还介绍了范例和具体的研究方法。

《人文前沿丛书·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是由两位长期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研究的专家通力合作而成，对近期影响颇大的后现代主义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作了深入浅出、全面周到的解释和评述。《人文前沿丛书·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丰要内容和特点作了详尽而又通俗易懂的全面介绍；第二部分结合20世纪的西方史学，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第三部分探讨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问题，具体分析了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中国史著作。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手段却与日俱进。本书据著者近年在北大等校的讲演写成，阐述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研究的种种趋新的倾向，意在：一、突破“大写历史”的理念和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中心的方式；二、注重以往史家所忽略的“边缘”层面，提倡“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的研究；三、倡导“记忆研究”，将普通人对过去的口述回忆纳入历史研究；四、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尝试全球史的写作，以求在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拾、重建史家叙述历史演变、诠释历史走向的传统。

本書內容為作者結合史學與人類學之作《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等書的知識論基礎。透過人類生態、本相／表相、認同／記憶、文本／情境等概念，作者提出一種由表相（文本、圖像、電影、社會事件等等）認識社會現實本相的分析法。稱之為反思史學，作者希望讀者／研究者能因此練就如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範知識蒙敝的真實世界及其歷史變化過程，因此對外在世界有真實體認，以及反思與反應。

《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是以当代历史哲学为主题的系列访谈。受访者是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阿瑟-丹图、耶尔恩·吕森等当代最具有原创性的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学者。在访谈中，十一位学者回顾并评论了自身的学术实践和当下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经历“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之后．当代历史哲学的丰富面貌。此书为来自各个学科的读者提供了一份把握历史思想当代状况的生动、鲜活的文本。

第一章　理论家与历史学家 第二章　模式和方法 第三章　核心概念 第四章　核心问题 第五章　社会理论和社会变革

《近代史家批判》为“近代历史学之父”兰克的代表作。在书中，兰克系统批判了自圭恰尔迪尼和马基雅维利以降欧洲诸国的史家和史著，对有关近代历史的著作的性质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鉴定。在此基础上，全面展示了运用和辨别史料、开展历史研究的方法。 本书为三卷本“兰克史学文选”第二部，原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副卷，但在出版后，实际上成为兰克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甚至有评论家称：“对现代历史学家的批判所做的贡献，是兰克先生的工作中最杰出的部分。”无论是理解兰克的学说，还是研究建基于他之上的西方近代历史学的滥觞及流变，本书都是一本绕不开的名著。 “历史的观念译丛”丛书主编耶尔恩·吕森教授和斯特凡·约尔丹教授为中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言，系统评述兰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为读者了解兰克提供了方便。

《量化历史研究》致力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推广和创新，吸纳和整合国内外学术资源，尤其注重量化方法、基础理论和前沿课题的跨学科研究，提倡贯通历史与现实、关联中国与世界，跨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范式解读历史中和变革中的中国。目标是建造国际一流的量化历史研究学术交流平台。

历史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任何历史著作可以直接把握过去历史的性质，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均与这部著作之所以产生的制约性过程相关联。这种观点受到克罗齐、狄尔泰、曼海姆等人支持，在193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也比较流行，而持反对意见的一方则有西美尔、李凯尔特.舍勒、特勒尔奇等人。曼德尔鲍姆在《历史知识问题》中仔细批驳历史相对主义的怀疑论，总结性地论证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厉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作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