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感叹，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就从《史记》与《汉书》说起。作为“正史”的头两部，二者性格迥异，却都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贵族社会对骈文的爱好，《汉书》获得无与伦比的地位，而从中唐以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对散文的爱好逐渐成为主流，《史记》更加受到青睐。从这个角度讲，《史记》和《汉书》可谓中国文化的晴雨表。

东山葱岭忆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从原始社会氏族民主制的诞生，到20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制度史(套装上下卷)》勾画出跨越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轨迹，揭示传统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行政、军事、监察三大系统鼎立，近侍逐步政务官化，中央派出机构逐步地方政权化的三大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程金造先生，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部教授，一生研究《史记》，有专著《史记管窥》问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新建设》、《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研究《史记》的论文。本书係作者又一部关於研究《史记》的专著。 《史记》从两汉到晋，由於辗转传钞，字句之间颇有差异。晋徐广作《史记音义》，把那时不同的字句记录下来，其间的差别往往很大。六朝刘宋裴骃作《史记集解》时，十分感慨地说：“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譌舛杂。”那是五世纪时《史记》流传的情况。到了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史记》本身的问题更加複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引用了四百多种书籍来加以说明。而今时过千余年，其所引书大多亡佚，即有存者，而或与今本有异。考稽钩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这就是本书的作用。《史记索隐》引书，种类繁多，名称不一，至有将《吕氏春秋》误为《春秋》者。此类问题，作者均予解决，不为无功。该书不仅匯集了《索隐》引书的全部书名，而且还介绍了所引古书的基本情况。这也是研究《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读者可以从此瞭解司马迁当年撰写《史记》依据了哪些材料，由此可以加深对《史记》一书的瞭解。另一方面，也可瞭解《史记》一书产生后，其它古籍怎样引用了《史记》。所以，本书在选题上虽较偏僻，读者面也不会太宽；却颇有学术价值，作者的这一工作仍是做得颇有意义的。 作者通过细緻的工作，把《史记》全书的《索隐》引文，复原成四百多种古籍。特别是其中大部分书都早已亡佚，使读者可免於翻检之劳而从此稿看到这类佚书的大致面貌，此书对读者起到索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对每书所作的提要，内容丰富而又扎实，文字叙述简明扼要，在持论方面也较平允、严谨。如关於《尚书》孔注，该书引吴承仕之说作为结语。而吴氏对孔注有关部分的评价，则比清人的看法较为全面。

本书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编选20世纪出版的、对当时史学发展或对其后史学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和重大影响，即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者。 本书共由《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共收论文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以前所作，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第二部分共收

《细说清朝》最主要部分由台湾著名学者黎东方著述，分别是《细说秦汉》、《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所缺部分，另有学者补上：沈起炜著的《细说两晋南北朝》、赵剑敏著的《细说隋唐》、虞云国著的《细说宋朝》，这样，上自秦汉、下止民国，将几千年中国历史细细说来。 黎东方教授的《细说》深入浅出，是适合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 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在融会贯通的理解之后，才笔之于书。阅读《细说》，会发现黎东方教授具有深厚的功底，才能左右逢源、曲汇旁通。

甲寅十月，予生於江苏江阴，今九秩矣。生平顺挫，有足述者。予生之年，世界大战发于欧洲。后二十三年，甫卒业燕京大学本科，而卢沟桥之难作。友校如北大、清华、仓惶播迁，燕京旗蔽外侨苟存。方其时，予侍亲避兵义兴滆湖之滨，外间事漠然不相接也。越年，自滬浮海返校，入研究院，缮《五朝门第上下册》。稿就，洪师煨莲，移书哈佛燕京学社，谋付剞劂。太平洋之战起，事骤辍。时予方自港出桂築入川，承乏成都金陵大学，假副本付梓。未二年，日军紬款，大后方诸校，汲汲科复原。喘未定，内战又起，南北糜溃。世事播遷，白雲苍狗，是书不得广其傅，台湾有盗版矣，纸劣黑恶，亦尠问津者。逮丁巳秋，香港中文大学始铸版重刑 行世。蓋目予之生，国事之变幻，此书之际遇如是。予五岁丧母，二十五岁丧父，六十六岁又丧偶。兄妹各四，皆歿，唯予子然存，私事之沮伤又如是。今老矣，蒙友人范君子烨错爱，谓此书多厄，宜再版应世，乃推介中华书局当轴，排印於京几。顾吾师吾友，教诲切磋，情节而交深者，凋亡殆尽。师辈姑无论，友朋如绍兴杨联升（莲生），贵阳刘子健，常宁郑嗣禹（持宇），卢氏李田意，永嘉徐贤修（洁人），东至周一良（太初）、杲良昆仲，天津李景均，皆先我去，不及见矣。交觥谈艺，幸旗梦魂。甲申冬，江阴王伊同。

本书共分八卷，包括：卷一齐周旧事；卷二李唐遗闻(上)；卷三李唐遗闻(中)；卷四李唐遗闻(下)等内容。 黄永年先生是复旦历史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学（华中一校长当时交大毕业分配到了复旦，这种故事现在不太有了。最近几年复旦有若干人投奔了交大，占据了好几个学院院长的位置，但好像没有交大的人来过复旦），然后随着高校布局调整到了西安交通大学，文革后在陕西师大任教，直到今年年初去世。 黄永年先生的《树新义室笔谈》，收入了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当代学人笔记丛书”，先生研究隋唐史，是处处以陈寅恪先生为标杆的，所以当出版社指定要用书斋名的时候，黄先生就随便拖了“树新义室”来，借用的就是陈先生说的“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笔谈选了黄先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笔记，虽然有点凌乱，但确实如黄先生所说，文章都是自己的见解，有一些新意。这里我把印象深的记下来。 一个是讲玄武门事变。记得媒体说金庸在剑桥读博士学位，选择的研究方向就是玄武门之变，因为根据史书的描述和地理方位有不少的出入。黄先生的文章就是要回答陈寅恪先生的一个问题，玄武门地势这么重要，建成和元吉怎么能对埋伏没有任何防备呢。黄先生分析了建成和元吉从东宫到海池拜见高祖李渊的行进路线，玄武门是必经之路，玄武门由大内禁军守卫，陈先生就怀疑李世民和禁军勾结发动政变。不过黄先生从《尉迟敬德传》中太宗几为元吉相扼和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常何为当时禁军将领）中常何在政变之后职位的变迁分析，认定当时实为冒险一搏，论说很有道理。 一个是武则天之后李唐复位。前阵子有个流行的电视剧讲狄仁杰，这个电视剧着重讲狄仁杰如何依靠张柬之等的帮助，和武三思等斗争，逐渐说服武则天把皇位传给睿宗李旦，恢复大唐江山的。黄先生先后有几篇文章着重分析这一过程，例如讲武则天在位时如何经营武、李两家融为一体的李武政权，张柬之政变如何因为触及武家利益而功败垂成，韦后乱政之后李隆基如何和武氏势力相结合夺回政权并逐步去除武氏的力量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政治势力之间变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个是马嵬坡之变。晚唐郑畋有诗云：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有不少人从这首诗里读出了肃宗和杨贵妃之死的关系，确实在马嵬坡之变之后，唐玄宗就被架到了一边。确实存在着肃宗主导马嵬坡之变的逻辑。但黄先生分析了主持马嵬坡事件的禁军首领陈玄礼在事变之后的命运，由此推断这次事件更可能是高力士内廷和杨国忠外朝冲突引起。这个分析方法和玄武门事变是一致的，确实言之成理。 “狄仁杰奏毁淫祠”一篇，分析了这些淫祠的名称来历。黄先生举了《宋书》的例子说魏晋以来的统治者都有过禁毁淫祠的措施。补充一点的是，在《三国志》开篇“武帝纪”里就引了《魏书》里的记载，说“禁断淫祠，奸宄逃窜，郡界肃然”。 “说朴刀”一篇，黄先生把水浒里关于朴刀的描述都整理了出来，发现使用朴刀时皆用动词“挺”，放在一边也大多“倚”在墙边或者门边，和腰刀的用法不同。因此朴刀应该是有长柄的大刀，而不应是《辞源》里所说的短柄。水浒里武松血洗鸳鸯楼一段，武松先用腰刀砍到缺坏后再取了朴刀来砍，金圣叹评曰“忙杀腰刀，闲杀朴刀，得此一变，令人叫绝”，实际上完全是因为朴刀有长柄，在室内施展不开。 西游记版本一则，很有启发性。在比较了几个版本之后，黄先生自问自答，为什么有了高水平的百回本之后还要编造低水平的连诗句都鄙俚不堪的杨本、朱本呢？显然是书商为了牟利。因为西游记成了畅销书，所以书商就把内容压缩到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和讲八仙的《东游记》、讲华光的《南游记》和讲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北游记》凑到一起来买，售价低廉，颇受欢迎。可见，按照原先小说内容丰满程度来断定版本的方法也不一定适合。 有一篇回忆陈子展先生的文章。黄先生考复旦史地系的时候，国文的卷子是中文系主任陈子展看的，给了满分。不过黄先生因为受古人某种姿态的影响，从来就没去拜访过陈子展先生。后来章益校长组织丽泽学会，这是一个高年级优秀学生参加的团体。黄永年也得到了三位教授的推荐，一位是胡厚宣，就是不久前回母校任教的裘锡圭先生的老师，当年胡先生研究甲骨文，是摸过几乎所有的甲骨片的。另一位是蒋秉南，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是章培恒先生的老师，现在我们都知道陈寅恪先生晚景是很凄凉的，老朋友高喊“法高邮不如法韶山”，得意弟子成了梁效的成员，在这个时候，蒋先生是低调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弟子应该做的，80年代，正是蒋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掀起了陈寅恪热。当时出版社送来稿费，蒋先生退回了，他说，弟子给先生编书，怎么能收钱呢。（黄永年先生也写过回忆蒋老师的文章，不过是在这本笔谈出版之后）这第三位就是陈子展先生。陈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湖南自修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毛泽东，也曾是老资格的革命者，不过57年的时候被划成右派，关于这段经历文章很多，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里只是一笔带过。他只是提到，文革后期的时候，陈先生去北京，让毛泽东知道了，要请他去叙旧，但陈先生没有应召，出京游泰山去了。由此可见名士风范。

本书是卡尔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提出了后来争论激烈的历史是什么的命题，是部有价值的史学理论著作。

《英国通史》主要内容：记得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位前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坚持社会主义，就有必要了解资本主义；要了解资本主义，就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世界近代史。”前辈的这番话是很有道理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近代史主要体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与最终要走向衰弱的过程。学习世界近代史，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英国曾经进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所建立起来的现代议会制度，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英国还建立起了世界近代史首屈一指的殖民帝国，它对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作者在多年从事英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编著了《英国通史》，目的在于为大专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及其他各界人士更好地了解英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过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作为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朱维铮教授以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多元的探索视野和妙语连珠的流畅文字，在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连贯的发掘探讨和发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对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作出了独到地阐述，从而充分显示其不仅把握中国历史昨天、前天的学术修养，更体现其关怀人类社会今天、明天的人文精神。 目录 序 走出中世纪 ——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续) “君子梦”：晚清的“白改革”思潮 清末的现代化思潮 ——夜读小札 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 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 一、寂寞“待访”二百年 二、清末鼓动反君主专制的经典 三、推崇《明夷待访录》的角度 四、章太炎由“非孙”而“非黄” 梁启超和清学史 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 梁启超与“五四事件” “迷梦的政治活动” 映现危机意识的“心影” 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 并非治清学史的第一人 章太炎和梁启超，兼及刘师培 非天才的天才论述 自己给自己作盖棺之论 胡适《自传》的一则附注 难讲的“原儒”公案 关于钱穆研究 钱穆的文化关怀 民国学术史的过渡人物 新儒家呢，还是史学家? 略说钱著《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与章太炎、梁启超 附记：也说“国学大师”之类 令人将信将疑的回忆录 ——评《银元时代生活史》记章太炎 似已忘却的回忆录 《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上告杨荣国 杨树达私记陈寅恪 叙史的小小尾声 索解晚清的民间报人 ——廖梅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小引 杨度的《杨氏史例》 百年来的韩愈 《伯夷颂》颂错了? 曾国藩与韩愈行情 严复《辟韩》及其反弹 韩愈在“五四”前后 韩愈和民国“训政” 陈寅恪《论韩愈》前后 俞平伯与陈寅恪 陈寅恪在劫难逃 韩愈成了“尊儒反法”的反面教员 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 顺便说到《拘幽操》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引言 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 耶稣会士向往中国 基督教在华梅开三度 十八世纪的相反记录 马礼逊与太平天国运动 从“教难”到“教案” “传教宽容条款” 利玛窦的后继者们 在华的自由派传教士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 剪影与参照 晚清上海租界的宗教文化 历史展现的特定文化形态 光怪陆离的宗教现象 新旧基督教 两个租界的“自治” 新教各差会的“学术传教” 仍待深究的课题 过去的“风流世纪” ——关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 龚橙与火烧圆明园 ——以讹传讹的一则史例 附录：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现场报道 现代大学的中国先驱 ——《马相伯传略》弁言 《壶里春秋》小引 “五四”：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我看经学与经学史 ——《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 关于清代汉学 一、三类“汉学” 二、名目的确立 三、名实问题 四、形态问题 五、文化比较 晚清学术的非传统化进程 读《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家谱和年谱 “国学”岂是“君学”? 从儒学史说到新儒学 关于马一浮的“国学” ——答《大师》编导王韧先生 一、介绍马一浮的“价值” 二、关于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 三、马一浮与中西文化 四、马一浮为何强调“直接孔孟” 五、马一浮与复性学院 我的书架没有秘密 ——答《南方周末》编者刘小磊先生 跋

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也是博学多才的学问家，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一生著述弘富，仅专著和诗文集即在三百万字以上，涉及的学科有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文字学等门类。这是我们国文化宝库中一份可贵的财富。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其著作，吸收其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精华，无疑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很有裨益的。为此，本社决定在前人编辑、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搜集黄氏著作，辨别真伪，考定文字，标点分段，编辑出版黄宗羲全集，以供研究。 全集分十二册出版：第一册至第十一册为黄氏原著，大体按其著作性质分类编入各册；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方诗铭文集(套装共3卷)》包括了《方诗铭文集(第1卷)》、《方诗铭文集(第2卷))》、《方诗铭文集第3卷)》。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故名誉所长、《史林》第一任主编、著名历史学家方诗铭先生的史学论著汇编，全书分三卷。这些论著，写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通过这些论著，可以看出，方诗铭先生是知识渊博、学问坚实、见识通透、极其睿智的历史学家。先生治学，不设畛域以自限，上下古今，无所不涉，研究方法，亦无一定之规，或考据，或论理，顺手即用，切换自如。先生早年史学论著最主要部分是考据，内容以中西交通史、民间文学史为多，晚年精力较多放在对一些历史时段、历史事件的贯通研究上，代表性成果一是对三国人物的系列研究，二是对小刀会的研究。无论考据还是史论，都有一批功力深厚、影响深远的成果。

此书，乃英年矢逝的天才学者刘铿泉先生 的重要遗著，中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及其他名著之总集。藉以一生所学精思。明统知类，志在由自博大。以合御分之微旨. 《推十书》是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刘咸炘,字鉴泉先生(成都双流人)之重要遗著,《推十书》内容涉猎面广且深。包括经、史、子、集、旁及西学。刘先生２０岁开始著述，到３６岁归道山的１６年内，其著作已雕版印刷及石印、排印计３６种。按其自订类目分别编为： 甲、纲旨；乙、知言（子学）；丙、论世（史学）；丁、校雠；戊、文学；己、授徒书；庚、祝史学；辛、杂作；壬、札记。共九类。其它杂著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 《推十书》内容涉猎宽，学术价值高，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校雠、版本、目录、民俗、宗教、方志学、文字学、语言学、佛学、道学的研究均极有建树。尤精于史学，校雠学。上海图书馆编入《中国丛书综录》内《推十书》的子目仅１２种，尚缺５７种。现已影印出版其中的６５种。 1926年—1937年间陆续刊行其著述六十九种，总名《推十书》。 所谓“推十”是刘咸炘先生书斋的名称。兹将《推十书》主要部分分述于下： 总絮纲旨的有《两纪》、《中书》。 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异的有《内书》、《外书》，《左书》知言，如《孟子章类》、《子疏》、《学变图赞》、《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研究诸子学的著作； 《右书》论世，如《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学史散篇》、《繙史记》、《蜀诵》、《先河录》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的史学著作。 关于校雠目录之学，则有《续校雠通义》、《目录学》、《校雠述林》、《校雠丛录》、《内楼检书记》、《旧书录》、《旧书别录》等， 关于文学的著作，则有《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文学述林》、《文式》、《文说林》、《言学三举》、《子篇撰要》、《古文要删》，《文篇约品》、《简摩集》、《理文百一录》、《诗评综》、《诗本教》、《诗人表》、《一饱集》、《从吾集》、《风骨集》、《风骨续集》、《三秀集》、《三真集》、《长短言读》、《词学肄言》、《读曲录》等； 书法专著有《弄翰馀渖》；论说治学门径的著作有《学略》、《浅书》、《书原》、《论学韵语》、《治记绪论》、《治史绪论》等。以上所列书籍，尤其是文学选集，多为排印、油印本，没有刻入《推十书》中。

沈刚伯说："'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指出：史学目标在'通古今之变'，古今之变就是世变。史学要通世变，但也常常被世变所通，结果'一家之言'不成，自己却窘态毕现。"《史学与世变》是作者生前唯一结集的文集，虽然篇幅不多，仅收二十篇文章，但对于青年读书、学历史颇为助益。其中回忆董作宾、蒋梦麟、朱家骅三篇，使我们对五四那一代学者的治学与为人，有更深刻了解。 《史学与世变》一书从哲学的视角分析历史，解剖社会，进而得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逻辑，分析精辟，论证严密，读来发人深省。

收录史学着作五种《扬州足征录》《扬州图经》《北湖小志》《邗记》《里堂家训》，精选底本校本，校勘严谨，是首次对焦氏史学着作进行的集中整理，方便广大研究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