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北京大学教授祝总斌先生最近五年的全部新作及一部分旧作。

陈垣全集（共23册），ISBN：9787811103885，作者：陈垣 等著

本书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以明清时代的江西地区为中心，集中探讨“卫所军户”的户役负担与存在形态。不仅对卫所、军户、军役诸论题有宏观上的认识，同时以明清方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托，对府级以下地方单位的个别状况亦有较为精确的掌握。作者提出以“原籍军户”、“卫所军户”与“附籍军户”来区分卫所人丁的不同形态，由此得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认识。对史料中彼此矛盾、谬误之处，亦有多方考证辨析。

《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为半学术半回忆的文集，内容有：一、"史学家"，除10篇回忆师友外，另增蒙古史学者传记4 篇；二、史籍与文献，包括对《元史》、《全元文》、日本藏书、蒙、藏、波斯文史籍的评论；三、杂谈和序跋；四、包括作者入大学前、初入大学和参加工作后的片断回忆，反映其从有志学历史到学习、工作阶段的经历。 《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考据精审，逻辑严密，语言简练平易，回忆文章生动形象，饱含深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版)》讲述了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

《仪礼》与《礼记》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本书是近代国人对这两部经典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全面系统研究的首部专著，无论对于社会学研究还是礼学研究，都具有拓宽新视野、开辟新领域的重要意义。作者对于史料删繁就简、去芜存精，分门别类之精当，分析评论之高妙，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事实，简称史实。史实虽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时间有密切的联系，时间不停留，转瞬即过，所以历史的最大特点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因而史实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保持，是为史料。研究历史必须考察史实，而考察史实必须依据史料。史料一般的只能反映史实的某些部分或某些现象，而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情况，尤其是实质的部分，所以史料与史实不能划等号。史料的形式有多种，主要的是文字记载，此外有古人遗留的实物，图画雕像，以及口耳相传的传说等。整理这些资料，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初步工作，通过可靠的史料，对于史实作科学的考察分析，宣明其发展的规律，方为史学研究主要工作。 “史”字在我国由来已久，“历史”一词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所以我们用“史学史”一词，而不称“历史学史”，不仅因其简明，更因其符合我国的本义。 本书是中华历史丛书中的一册，主要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特点、分期进行了探讨，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不同时期史学的修订及主要史书的内容，对于概略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纲要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史记探源》对史书典籍《史记》进行研究，作为近代经学家的作者从《史记》属“今文经学”为立足点，对著作进行仔细的校阅与辨正。《史记探源》主要内容包括序证、卷二 十二本纪、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傅等等。

就从事史不工作的人来说，所要寻找的史料早已打破了史部的界限，可是就史部之书而言，其主要部分仍是史学工作者所必须阅读的，所以，为了向初入史学领域的人指点门径，对代表性史学著作就其编撰过程，作者简历，内容评价和版本流传情况等做系统详细说明，意义重大。王树民先生的《史部要籍解题》就是这样一部介绍中国历史古籍的普及读物，该书介绍的史书范围比较广泛，其中对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和编年体的《资治通鉴》着重做了介绍，另外像纲目体、会要体以及史评、史论、方域史、学术史、地理、方志、目录等类史书也给予适当的评论。本书对于历史爱好者和史学研究者都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为严耕望先生史学著作集之一。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重要著作，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本书分政治制度编、历史地理编和综合编三卷，收录严耕望先生50多年所著史学论文60篇，代表了严先生的主要史学观点和史学成就，如《北魏尚书考》、《隋代总管府考》、《唐代府州僚佐考》、《唐五代时期的成都》、《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堪》、《隋唐五代人文地理》等重要论文。

在中文世界，誰是當今首屈一指的史學名家？海峽兩岸共同浮現的人名，很可能又是「陳寅恪」這個人名。但陳氏去世很久，還活著的史家中有誰可以戴上中文世界一代名史家的冠冕呢？不同的從業人員可能各有心目中的人選。無論如何經票選出的前十名，再怎麼說都無法與西方史學先進國的一代大師相提並論。使用中文的史學後進國經八十年的「新史學運動」，依然無法迎頭趕上她當年的西方史學師尊。中國這個現代西方史學的徒弟，耗費了三至四代的努力，一提起代表中國的史學大師，眾口交譽的陳寅恪又是何許人呢？陳老先生生前遭胡適譏諷他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及格的。胡適所言倘若公允，則近百年的中國史學大師其特色竟是文字表達不及格的一個人。這樣的史學大師在西方看來會是個胡鬧的笑話，可是在中、台兩地則是個神話。陳寅恪已經是被神格化甚久的一位史家。 同樣問題問西方世界，則少說有三、四十人之多是他們的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造詣比起這些洋同行不僅相形遜色，而且他那一筆文字表達也太令人不敢恭維的了。有一天，陳建守在跟我談翻譯西方史學大師訪問文稿的計劃時，我總覺此事難的是如何從三、四十位名家中精挑出十位、然後再編輯一本書。在這裡，你會有抉擇的痛苦時光。建守在考上研究所後因病休學，只能窩在鄉下養病。可他又不想沒事做，他就去做擬出西方史學大師十人名單的事。接著他不憚其煩地去與他心儀的大師通信，一年下來竟然成績斐然。這十位大師不僅告以刊登何篇訪問或側寫為其最愛，抑且倘若無有滿意者，則親力為之，這在全書有一篇。這是本編輯的一大賣點。此外，這些大師還儘可能授以翻譯的版權。建守病癒返校乃著手邀集好手翻譯這些西文文章。大約一年左右，這些譯稿先後交抵建守手中。再經過一番整編以及其他手續，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總算大功告成，只剩付梓一途。這書在印製之前，建守囑我寫篇「導讀」以資紀念。我想此事既由我起頭，如今又收功在即，講些對讀者有所助益的話，應該不是什麼多此一舉。 上一世紀西方學術界展開兩波新史學運動，第一波發生於六○、七○年代，此即我們熟知的社會史課題正當性的確立。這波運動約有二十年榮景。就在社會史研究取向的一片榮景聲中，另一波改革議程悄然啟動，時為七○年代，也就是今天兀自沛然莫之能禦的新文化史運動，迄今抑且不知伊於胡底。每個時代都有代表其特色的學風，每種學風下的傑出之士就是一時之選的人物。二戰後的西方史界，其學術氣候之變就在於從社會史轉變成新文化史。 編者所選的十位明星大師，美國史家計有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多明尼克．拉卡頗（Dominick LaCapra）、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以及林．亨特（Lynn Hunt）等五位，法國史家計有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以及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等三人，英國和意大利則各以彼得．柏克（Peter Burke）和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分別代表。這些人的聲名對台灣史研所研究生而言早已如雷灌耳，他們作品中已有多本中譯、且流通兩岸之間。這次十位大師在同一舞台一起現身和亮相，等如讓台灣史學初習者近距離親炙大師一般。 十位中有五位的家世背景欠佳，像戴維斯女士和金茲伯格先生都是猶太人，柏克先生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則有波蘭和立陶宛的血統，亨特女士為德裔第三代，懷特先生的父親是工人。少數族裔和下層社會的出身對上述五位史家並未構成上進的障礙，相反地，還有助於構思多元文化價值，更對他們從事庶民文化研究時平添異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其他五位中，達頓先生應該來自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其餘四位家世不明，但很可能出身文化菁英家庭。庶民文化對這五位而言是異文化，卻不僅不排拒，還設法思所認識，更是彌足珍貴。 這一波新史學運動其學術靈感得自法國年鑑史學所標榜的「心態」（mentality）的研究課題。七位非法國史家中有五位與法國史學有著程度不一的關聯，由深至淺而言，達頓長期與年鑑史學團體有合作計劃，亨特到過法國留學，柏克則私淑布勞岱的「全體史」研究境界，戴維斯則長年在法國蹲點作研究，以及拉卡頗因研究法國文學文本而與法國學界有所關涉。這些例子正是英美史界與法國年鑑史學互動的絕佳例證，年鑑史學作為西方當代史學重鎮正可從此一側面窺知一、二。 新文化史家在對歷史的認識上不失歷史相對主義的軌轍，但這十位之中，唯獨金茲伯格一人非常反對歷史相對主義的提法，仍然對真相的提法情有獨鍾。他認為在論證過程依傍證據一步一步推求事理，離真相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矣。這十位史家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堅持程度上高低有別。倘若系譜的右端代表的是歷史相對主義較低的界域，則此界域的掌旗官非金茲伯格莫屬，然後依靠近他的順序會是達頓、夏提葉、侯胥、柯班，以及亨特等五人；系譜的左端其中流砥柱則會是懷特，至於柏克、戴維斯，以及拉卡頗等三位，則依序靠近懷特。系譜右端的史家集中興趣在身體感知系統和內在精神狀態；系譜左端的史家則比較偏好看待事物的表述（representation）方式。也就是說，一邊關心的是人類體驗的經驗，另一邊則關懷人類認知事物的方式。但無論如何，都不是舊日史家措意的所在。 體驗也好，認知方式也罷，菁英能，庶民何嘗不能？這次新文化史家刻意經營的卻是庶民文化。柯班之於法國食人村的村民，柏克之於歐洲近代大眾，戴維斯之於里昂下層社會的一眾男女殺人凶手，亨特之於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追隨者，侯胥之於巴黎日常生活場景的庶民，達頓和夏提葉之於平民大眾的閱讀行為，拉卡頗之於劫後餘生者以及關心受害的平民大眾，金茲伯格之於十六、十七世紀與教廷格格不入的農業文化傳遞者，這些都是我們賴以辨認這些史家的招牌商標。這之中有一位倒是例外，那就是懷特。他對於史家書寫歷史、表達歷史的方式一往情深，指出了文學與歷史的親緣性這一點，劃破了歷史與文學是在求真和虛構的邊界。 講到文學，這些史家都文采曄曄，很長於寫作，而且其中不乏多產者。像柯班於1973年博士到手後的十餘年時光就出版十本專書，柏克也有十本專著，他可以右手著史，左手寫學術社群的書寫文化。金茲伯格不論在《夜間的戰鬥》，還是在《乳酪與蟲子》中，整體書寫如行雲流水，活脫是說部。達頓先當過新聞記者，寫起歷史來頗有報導文學的架勢。戴維斯的成名作：《馬丁蓋赫返鄉記》，就是一本故事性十足的史書，還被好萊塢據以改編拍成電影。她的《檔案中的虛構》透過一則則司法案件串連而成，展現的正是非凡的講故事功力。這是一本高難度操作的史書，難得的是饒富閱讀趣味。柏克的文字明白曉暢，講起事理來開門見山，不事蕪雜，無怪乎他的中譯本有十一本之多，幾乎在中文世界可以推出全集了。其餘史家其文風各具特色，就無庸贅述。要之，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除了故事張力十足之外，文字工夫更是深有講究。這一點是中文世界的史家所無法與彼輩比肩的地方。還不值得我們同行痛下決心、徐圖改進嗎？觀他人、想自己，能不聳然以懼嗎？ 十九世紀西方，歷史學相較於其他新成立的社會科學，顯得弱不禁風，為了取得學科認證的正當性付出了相當的努力，以迄於今尚能屹立不撓，歷代史家的業績是有目共睹的。在此，有一點是值得重視的。歷史家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對話方面，理論的講求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事。歷史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之間能否交流，很大程度上端在理論取向是否被史家懸為冶史的圭臬。歷史家對於理論的講求不是在為既有特定理論背書，而是理論性的自覺，俾便加強作品的深度。學科分立有分立的好處，但有許多重大問題是處在既有學科的三不管地帶，除非史家不想作重大問題，否則學科分立只會徒然造成畫地自限的反效果。柏克在處理路易十四公共形象的模塑上，如果不借助媒體研究，該書的可觀性勢必大打折扣。同樣，戴維斯在鑽研赦罪書文本時，沒文學批評關於敘事的素養，我不信她會想到說故事的文化。還有，亨特不去修習心理學的話，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現象恐怕也不易發現吧？這些例證都告訴我們史家不能以學科界限為滿足，要進行跨學科的探究，才能發現前賢未及之處。堅守學科本位的姿態往往是掩飾自己不思進取的藉口罷了。跨學科的思維不見得是治史學的絕佳利器，但堅持學科本位有讓中文歷史學更加茁壯嗎？ 這些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創意十足，而且不使招式用老。柏克處理過的課題計有，文藝復興的文化菁英、西方近代大眾文化、領袖的公共形象營造、西方知識霸權的崛起，以及不同媒介設施的知識傳播等。戴維斯處理過冒名頂替的司法審判、說故事文化的變遷，以及女性的主體意識等課題。柯班處理過地方史、物化女性、嗅覺感官文化的塑造、視覺感官下海岸的發現、聽覺與政治的關係，恐怖心理的投射等課題。他們都擁有好幾把刷子，往往不讓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換另一把刷子。每一部史著都是一個新天地，這是一種狐狸型的學術性格，正是國內史學界的絕大多數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這些新文化史家不僅花樣百出，而且層出不窮。他們讓文化概念呈現一種複數形式，每一本史著就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國內史家將文化界定為單數而且是唯一的一個，動輒不是講「中國文化史」，就是誇稱「台灣文化史」，活像古往今來只有一種，而且只有一套國族屬性的文化。這是文化思維的改變，是國內史家從未想過的一種新治史經驗。 將文化界定基於複雜思維，固然舉出林林總總的文化面向，但也因此不免流於瑣碎之譏。這些名家中不乏有人對瑣碎治史引此為誡。如果西方史家發掘出各式各樣的文化之餘，良莠不齊的結果，那些莠草般的作品就教人不敢恭維的話，那麼，國內一向崇尚瑣碎為治史不二法門，豈非一開始就走向莠草化的史學之途?？的確！ 國內史界長期欠缺閎觀、鉅視的心眼，做的歷史往往見樹不見林，卻以此自視高人一等，用以譏嘲一般非其同行不懂他及其追隨者採用被研究時代人物的用語。他們以堅持用古代用語為得計，而不知歷史書寫的讀者群是現代人，既然如此，就有義務要將古代用語譯成今語。像唐代的「犯?」罪，就一定堅持不用貪污罪。彷彿借用今語的貪污罪會減損其唐史專家似的。像這樣的唐代法制史研究，寫再瑣碎不堪的小文章也不足以解決任何歷史重大問題。一位史家如果不能使用現代語言來說明、或詮釋古代歷史現象，他還算活在現代的人嗎？唐史研究不是作給唐人看的，而是要作給現代人讀的。如果這種標榜唯瑣碎是尚的學風不消除的話，莫說同是治唐史的人只因不研究法制史以致看不懂專家之文，遑論一般讀者了。無怪乎這種唐代法制史專家一輩子寫不出一本專書了。用瑣碎思維想問題，只能將歷史枝節化，窮其一輩子只能見樹卻不見林！我們社會一點都不需要這種史家，偏偏這種史家拿了一堆國家冠冕，諸如傑出學者、院士，以及講座教授等等不一而足。台灣的學術桂冠也未免太過於廉價了！ 上一世紀二０年代中國新史學運動以來，在以西方新史學為師，卻學得四不像，處理的問題過於瑣碎化是其病癥之一；病癥之二即是不知運用現代語言作為溝通古今的媒介；病癥之三不知使用敘述史學的方式來重建歷史，導致史學為廣大社會所揚棄。這三蔽是我平日觀察心得，並非這十位史家深曉中文史書之蔽。抑有進者，三蔽中，除了第一蔽是西方名史家引以為誡的一點之外，其他兩蔽在西方是不會有的事，理由是史家是為今人著書立說，焉有自絕於讀者之理？這十位史家萬萬不會想到今天中文主流史家會自絕於讀者至此境地。這本書有引介未來西方史學萬神殿中十位神祇之功，大有照見中文世界史學三弊的勸世良方之況味，值得下一輪的史學工作者嚴肅看待臺灣出版本書的不尋常意義。 八十年來的中國新史學運動，並未使中文史著躋身世界名作之林。一些受封、或自封的史學大師其實仍是井底之蛙，他們拒絕成長，對於有益他們成長的外部刺激向來是嗤之以鼻。史學的年輕世代如果要以當井底之蛙為己足，那就不必理會本書所提供的外部刺激吧。在攀越西方史學的高?絕壁之餘，在回視中文世界史學的落伍和保守，就像參訪一座城市由高級住宅區迅速變成貧民窟的滑落感。 本書精挑細選十位當代西方史學名家的介紹文稿，他們分別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彼得．柏克（Peter Burke）、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多明尼克．拉卡頓（Dominick LaCapra）、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和林．亨特（Lynn Hunt）等人。透過編輯的訪問或側寫，讀者可進而獲窺當代西方史學的百官之富，並藉此與西方史壇順利接軌。抑有進者，本書還選譯針對「新文化史」研究進行反思的文稿，該文是首次以翻譯形式在原產地境外的國家發表，這是本編的一大特點。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等於是讓這十位大師在同一舞臺現身亮相，如同近距離領略大師風采一般，讀者可千萬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历史研究导读》从来没有历史学家像汤因比这样“不务正业”，从来没有历史学著作像《历史研究》这样广受追捧又备受争议。在大家都关心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他早早就放弃了国家本位主义，转向考察人类文明的兴衰。关注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许冠三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移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全心投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讨，揭示“多元史络分析法”的治史新途径，在史学界独树一帜。长达四十四万言的《新史学九十年》，则是其多年研究心得的总结，详析“新史学”名家的成败得失，运思深微，立论公允，为近年同类论著所少见。 许冠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起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

刘师培，字申叔，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本书共选编了刘师培的史学论著67篇，基本上反映了刘师培的史学研究成果。刘师培以西方进货论为思想武器，并与中国的经学、小学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特点，表现了当时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进步倾向。此外，刘师培还继承家学，于《左传》研究，颇有心得。本书对读者了解刘师培的史学研究成果、了解清末民初史学研究状况颇有助益。本书编者还对刘氏论著重新加以标点。分段，以便阅读。 目录 前言 黄帝纪年说 万国历史汇编序 陈去病清秘史序 古学出于史官论 补古学出于史官论 读左札记 读书随笔 儒林、文苑、道学分传之由 景教源流 古代以黄色为重 析支即鲜卑 游牧之制至三代犹存 西域道路古今不同 西藏族正名 西周强大所由来 王季无迁周事 太康失邦非避羿乱 稷契非帝喾子 夙沙即肃慎 汉人名之称所自来 史记用古文尚书考略 孔子生卒年月 既生霸既死霸 哉生霸 周末学术史序 国学发微 南北学派不同论 谶纬论 古学起原论 颜李二先生传 古学出于官守论 编辑乡土志序例 春秋时代地方行政考 论孔子无改制之事 汉代古文学辨诬 答章太炎论左传书 古代镂金学发微 论历代中央官制之变迁 中国古用石器考 近儒学术统系论 氏姓学发微 清儒得失论 政治名词起原考 古代要服荒服建国考 春秋时代官制考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 崔述传 鲍生学术发微 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 司马迁左传义序例 司马迁述周易考 辽史地理考 秦四十郡考 辽史部族表书后 金史地理志书后 穆传补释自序 穆王西征年月考 六经残于秦火考 古春秋记事成法考 孔子作春秋说 春秋三传先后考 左氏不传春秋辨 周季诸子述左传考 左氏学行于西汉考 元太祖征西域年月考 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 方伯考 王畿考 王畿田制考 附录刘师培著作系年目录 文章及专着 诗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精湛的批评。所谓的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协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进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历史编撰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二者兼之？这是归属历史哲学本体论的一个命题。17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与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循环论的创始者维科，曾先后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三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寻找它的事实”。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主张历史编撰要诗化，批评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学家不过是历史的“制模工”，不具备“学者的资格”。二战以后，又有人扯起叙述主义史学的旗帜，要以语言文献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编撰是门艺术，让历史学家“向叙事回归”。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不仅肯定此说，而且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也就是，编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同时，还应对“历史感悟和历史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作“重新定位”。显然，怀特对18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恪守在科学规则框架内处理历史编撰问题的治史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 《元史学》的出版，在西方史学界再次引发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权威刊物《反思历史》发表了著名史学家G·伊格尔斯的质疑文章以及怀特的回应批评，则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而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已由本体论的历史话语，引申到历史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与诸多学科领域，衍生出历史编撰中的事实与虚构、描述与叙述、文本与背景、意识与科学等众多话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成文历史”在走出中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框架后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构建治史思维方法、话语约定等史学研究目标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无论是伊格尔斯与怀特的辩论，还是乔·巴雷拉重申历史编撰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波兰学者多曼斯卡强调“历史的崇高”在于“史学书写的非审美化”，沃勒斯坦演绎“书写历史”与“虚构故事、宣传、新闻报道”的同质关联，都表现了西方史学家构建新史学的理论创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说，这一“世纪话题”所赋予的意义将当下国际史学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为我国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史经验。 收入《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诸篇经典论文对汉语学术思想界重新认识编撰、阐释中国的历史有着很严肃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在二个方面可获得启迪。一是新世纪史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应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对传统史学作全方位的反思，对历史感悟、史学概念的性质和涵义的演绎需要贯注学术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化意识；二是构建史学研究目标（包括史学理论的主体研究及文体书写形式的探索）也应建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比较的基础上，在重视成文历史的方法论创新与重建过程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唯此才能获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真理标准的共识。 当然，《书写历史》汇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纪话题”讨论的最新成果，并不意味着鼓励中国史学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学模式和理论体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出版“史学前沿”丛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几乎涉及了中国数千年来职官制度的所有主要内容。从各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到行政机构设置，再到具体官职的设立，均详加叙说，并以朝代之序为线索，逐一梳理其发展脉络，层次分明，线索清晰。征引古今典籍百余种，翔实全面，事例丰富，并将其融会贯通，得出自己观察与思索的结论。

唐代刘知几所撰《史通》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共二十卷，包括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内篇中后来佚失了三篇，现在看到的共有四十九篇。其中内篇的《六家》《二体》讲正史的体裁，《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讲正史的内容，《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等则从各个方面讨论如何写好史书，外篇的《史官建置》讲史官的设置沿革，等等。

《邓广铭全集(共10册)》内容简介：邓广铭(恭三)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宋史泰斗：’、“一代宗师”。他早年师从傅斯年、胡适、陈寅恪先生，毕生求索上下古今，著述宏富，主要研究范围则在宋辽金史，尤专精于宋史。先生初登史坛，就以宋史研究成果一鸣惊人，深得胡适先生称许。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陈先生的盛赞和厚望，是一代青年史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也称誉“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半个多世纪之后，周一良先生评价说：邓先生可谓“吃透了”宋史，实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并世诸贤治断代史者似罕有人能与之同样全面而深入地专精一个时代。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但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还获得文学界的推崇。茅盾先生就曾赞誉《稼轩词编年笺注》为“传世之作”。 先生治史，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视角。他努力探索中国古代特别是宋辽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和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重大课题。他的一生出入于宋辽金史特别是宋史的不同领域，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推动宋辽金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另外，先生在历史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先生的学术著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的《全集》具有“卓然不可磨灭”的历史品格。 先生的著作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关怀。上世纪30年代当他开始进入史学领域之时，正值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先生晚年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回忆道：把两宋的境遇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境遇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他正是怀抱着这种民族救亡感和历史责任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自觉地将毕生事业融人国家、民族的命运之中。他的学术生涯从陈亮研究起步，以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时代精英以及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着力 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命途多舛。但是总有人投身历史研究，一生孜孜石乞石乞，夙夜匪懈，尽心竭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先生就是如此。发扬光大先生毕生从事的学术研究事业，是后人包括他的学生们的责任。先生的《全集》堪称20世纪宋辽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也将成为新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坚实起点。 《邓广铭全集》共分十卷，收录邓广铭先生学术著作六种，古籍整理笺注四种，讲义、教材、百科词条等五种，论文等二百二十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