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据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1933年5月至1959年12的日记，将其中的文史札记、师友往还等内容，进行标点整理，展示了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记录一个时代的侧影。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100周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则有100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入注目。《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本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杨度的早年生活日记。

盛宣怀（1844.11.4—1916.4.27），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号止叟，还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须磨布衲、紫杏等号。江苏武进龙溪人。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属于经世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兄弟6人，盛宣怀居长。　　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军将至常州，盛宣怀随父母逃往江阴长泾镇，再逃至盐城。时盛康正权湖北粮道，派人接到湖北。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怀与董氏结婚。盛康任湖北盐法道，四川与淮北互争引地，长期相持不下，盛宣怀建议川、淮并行，难题得以解决。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学。当时先后担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严树森都是经世派著名人物，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行于各行省，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怀乡试落第，意颇怏怏。盛康家居守制，一意为惇宗睦族之事，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盛宣怀也都参与规划。

《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讲述了：晚清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促成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晚清出使人员通过他们的日记，记录了西方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也记录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真思考，为研究此阶段中西文化的接触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从传统的"近代化"研究扩展开来，在跨文化交流的视野内，运用二十世纪文化研究的新眼光，重新考察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和选择。有填补该领域研究空白之意义。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详实记录了具有多重身份的司徒雷登，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任上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这位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的叙述，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接近着历史的真相，也直面了美国在60多年前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战争中担当的角色。

马衡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十九年。本书收入他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的日记，对于四九年前后的北平和平解放、故宫部分南迁国宝运台、新中国成立、赴香港购买“二希”以及故宫各方面的工作都有真实细微的记述。

薛福成（1838.4.12－1894.7.21）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父亲薛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镇江府学教授、湖南安福县令、浔州知府等职。长兄薛福辰，以举人出身得任工部员外郎、济东泰武临道、直隶通永道、左副都御史等职。二兄薛福同，同治元年举人。四弟薛福保，长期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幕府参与政务。 　　薛福成幼时苦读经书，后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而受到强烈震动，决意弃八股试帖之学，而致力研究经世实学，以图报效国家。咸丰八年（1858年），中秀才。同年，薛福成去看望宦游湖南的父亲，适逢薛湘去世，薛福辰、薛福成兄弟二人为处理父亲身后诸事而滞留湖南一年余。十年（1860年），得知太平军已东下苏、常，兄弟二人匆匆赶回，不料全家已外出避难，几经艰辛找寻，终于在苏北宝应东乡找到家人。薛福成继续研读治世之学。 　　同治四年（1865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沿途张榜招贤，薛福成闻讯后即写下八大对策、洋洋万言的《上曾侯书》，往行辕拜谒曾国藩。曾国藩读罢，击节称叹，深为薛福成所言改科举、裁绿营、师夷法的主张吸引，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后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不时呈上一些改革时弊的策文，颇为曾国藩器重，被保为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 　　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病死，薛福成去苏州书局任职。光绪元年（1875年），赴部引见，途中读到新帝即位后向天下求言的诏书，兴奋异常，挥毫写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主张应努力改善外交，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刊发各州县；主张科举时应为精通洋务的人特设一科，使奇杰之士辈出；建议通过聘请洋员，派送人员留学，定制铁甲舰来发展海军。薛福成的上书陈言，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即采纳了陈言书中的意见而付诸实施，薛福成名闻朝野。丁宝桢、郭嵩焘等大员纷纷奏保薛福成出任驻外使节之职。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揽入麾下。 　　光绪元年（1875年）下半年，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文案，运筹帷幄。次年，在与英国交涉马嘉理案时，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以择要设防、组织团练、广张疑军、以多攻少的策略，应付英军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李鸿章非常欣赏，命薛福成随行参加与英国公使的谈判，并因其随办洋务出力而奏荐为知府。 　　五年（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态严重，马上作《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认为如此，“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并向李鸿章献计说，只有告诉赫德，如果他要担任总海防司，就必须放弃总税务司之职，亲自去海滨练兵，这样，赫德必不愿放弃总税务司之职，此事便可作罢。李鸿章觉得十分在理，便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函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依计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国海军的图谋终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写下了反映他洋务思想的《筹洋刍议》一书，认为中国已到了非要进行大变法、实行洋务不可的地步了。“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主张。薛福成将该书上呈李鸿章，李鸿章大为赞赏，分发官员传读。 　　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隶宣化府，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后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次年，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发动政变，薛福成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献计，尽快出兵朝鲜拘捕乱党魁首。张树声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迅速平定了朝鲜之乱，使觊觎朝鲜的日本欲趁乱控制朝鲜的阴谋失败。薛福成因功晋升四品道员。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实授浙江宁绍台道，时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加强防务，并指挥军民重创犯浙的法国军舰，因功加布政使衔。十二年（1886年）秋，薛福成将自己多年来的文稿整理成《浙东筹防录》，次年初又编成《庸庵文编》四卷。 　　十四年初（1888年）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驻欧使节任内，薛福成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欧洲的工业发展，详细地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开阔了视野，思想也日益改变。他认为西方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建立“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私人公司等，并具体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强”、“选贤能以任庶事”、“造机器以便制造”等二十一条“养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将他在欧洲四年所闻所思详尽地作了日记，后据以编成《出使四国日记》。 　　使欧期间，薛福成还参与众多具体外交事务，十八年（1892年）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和通商条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由于薛福成援引国际公约，刚柔并用，英国终于同意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国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此外，薛福成还以国际公法为依据，迫使英国政府同意中国在其属境内设立领事，这样，中国政府就在南洋、缅甸等处设立领事，保护当地华侨的权益。 　　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离任回国。五月二十八日到达上海。因一路辛苦劳累，又染上流行疫病，与六月十九日深夜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薛福成一生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

《家国十年1966-1976•一个红色少女的日记》以文学创作的手法，从头至尾插入了相当篇幅的“补记”，文风朴实、细腻、新颖，既有“小家”充满了人性化的有趣的故事，又有“我的祖国”曲折而厚重的历史；既有对大中小城市社会风尚和各类人物的描写，又有色彩很浓的令人反思的有关政治的话题。

《郑孝胥日记(共5册)》内容简介：郑孝胥自光绪十七年（1891年）充驻日使馆书记官以后，一直跻身政界；《郑孝胥日记》自光绪八年壬午（1882）23岁起，到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79岁止，延续56年之久，留下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很多资料。郑孝胥是清末明初朝廷中一位重要人物，所记除了身边的琐碎小事，笔下不乏流露宫中秘闻、上层轶事及其所处年代的历史“花絮”。

本书包括《桂林日记》、《昆明日记》、《北游日记》、《北京日记》、《杭州日记》、《甲午日记》、《乙未日记》、《日记》、《昨非庵日记》、《深柳读书堂日记》，真实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涉及到300余位现代名人，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周佛海是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抗战爆发后随汪精卫脱逃重庆，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是傀儡政权中继汪精卫之后最具实力的显赫人物。由于其身居要职，他所记载的内容极其广泛，如有关暗中和日本进行交涉以及离渝叛逃的过程及思想，还记载了汪伪集团各种会议的情况，记载了处理军事、财政、外交和特务活动等情形。全编包括1937、1938、1940—1945、1947年的日记，这些是周佛海现存日记所能找到的全部，

從抗戰勝利的巔峰　到避守台灣的谷底 蔣中正如何失去大陸？ 蔣中正日記首度摘註出版　郝柏村歷時四年親自筆錄註釋 身為全中國最高政治、軍事、政黨領袖的蔣中正 用8年時間、無數軍民血淚換來抗戰勝利 卻在5年內失去大陸政權民心 這是蔣中正一生的最痛 更是千秋歷史中的無盡喟嘆 郝柏村 當代最具資格人物 以屆92歲高齡 歷時四年 親筆摘錄註釋1945-1949的蔣中正日記 不為尊者諱 不為親者諱 對蔣中正功過成敗 並列直書 讓蔣中正以日記為他自己一生中最關鍵的成敗 留下讓後人公評的依據 ●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歷史 2006年美國胡佛研究所首度公開蔣中正日記，資料雄偉完整，為深入理解二十世紀中國重大歷史事件，指引了方向與途徑。唯目前僅對學者研究優先開放，且限當地閱讀，不能攜出與複印。本套書是蔣中正日記公開以來首度摘註出版，過程艱辛，彌足珍貴。 ●建國百年，不能不知的關鍵五年 蔣中正日記現存有1917∼1972年（其中1924年遺失）。本套書所錄1945∼1949年日記， 實為造成今日兩岸分治的重要關鍵年代。其中涵蓋日本投降、國共內戰、國民黨來台等重要事件。本套書特別收錄郝柏村專文，共一萬餘字，論理精闢，為當代研究歷史的學者與讀者，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郝柏村親筆摘註，抹除歷史迷霧 本套日記內文，由郝柏村親手筆錄。他曾任中華民國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並任蔣中正總統侍衛長達六年，以當年見聞及與日記中人物的互動為日記作註，寫作過程歷時四年，逾六十萬字，並附有國共戰略態勢分析地圖，圖文並茂。

翁同穌(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状元，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历官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晚清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维新时期都曾有重要活动。1898年6月15日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904年病卒。1909年诏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本书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迄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记叙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史事和作者本人的思想，活动，内容相当丰富，被誉为晚清三大日记之一。据一些学者考证，翁同穌戊戌罢归后，为避忌讳，曾对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内容作过删改。

一部日本兵现场记录的战争风云，全本日记以及与日记所叙事件相证的照片，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记完文字，又拍照片，图文并茂，没有形容，没有感伤，只有进攻，扫荡，杀人，炮火，刺目的冷血三年的日记从未中断，按照相机快门也从未停止，原生态的文与图，日军侵华血腥的铁证，日记1950年起保留在中国。 本日记中的荻岛静夫十分鲜活：他来自日本农村，家里有父母、兄嫂、恋人。他惦念老夫老母的身体，惦念庄稼收成。他有对战争的恐惧，对前程的忧虑，也有青春的迷茫。他爱看小说，爱看杂志，崇尚与人达到内心交流。他爱好文学，受好电影，爱好艺术，是日本军人中有想法而感性的人物。三年的战争，他每天都在记录，每天都在思考。而他的用心，就是要留一份战争记录吗？他记录的角度十分微观、细腻，是要为战争作一次生动的陈述吗？他的记录是如此血腥又如此冷漠，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吗？而战后的荻岛静夫，他是回到乡村过农耕生活，还是留在城市继续他的艺术追求？他真切体会过，记录过的战争生活对他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热河日记》主要内容包括：渡江录、旧辽东记、盛京杂识、粟斋笔谈、商楼笔谈、古董录、盛京伽蓝记、山川记略、汛随笔、北镇庙记、姜女庙记、关内程史、冽上画谱、夷齐庙记、滦河泛舟记、射虎石记、虎叱、东庙记、漠北行程录、太学留馆录、还燕道中录、倾盖录、黄教问答、班禅始末、札什伦布、行在杂录、忘羊录等等。

我们在这部书中强调了现代化主题，因为赫德1863-1866年的日记显示，他在中国这一曲折过程的早期阶段，起过重大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远远超过他早先支持诸职我们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曾较为详细地讨论那注定失败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之类的现代化项目。在1863年末接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任命后，赫德成为他的总税务司前任李泰国所永远无法做到的——清朝中央政府亲密可靠的顾问。结果是，赫德在其漫长生涯的其余岁月，是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人。 赫德日记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外关系错综复杂的脆弱的结构特别价值的记录。作为一名多国的海关管理的首脑——到1864年，海关夸称其雇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和普鲁士，还有中国籍监督及其他低级工作人员——总税务司署在北京外国外交官的清政府中树立了忠庆、廉洁、可靠和高效率的不可动摇的声誉。西方和中国官员同样将他看做他们最亲密的知心人。他从而卷入了中外之间历次发生重要的外交问题，以及许多较为次要的争端。赫德作为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其意义因总税务司署参与了广泛的活动而更加扩大，因他既对中国的利益、也对他所认为西方“文明”的积极贡献都抱有同情而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