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性岂不是堵石墙吗？当然喽，假如我真的没有力气用脑袋去撞开这堵墙，我就不会去撞它，可是我也不会跟它妥协。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舍斯托夫不厌其烦地揭露着理性的可笑与无力。他只关心一件事：提示人类生活的无限性，为无根基的生活寻找理性难以企及的出路。 　　——（法）加缪 舍斯托夫本人作为一个孤独的朝圣者游历了俄罗斯思想的众多领域，在这位思想家所有的作品中都有着深思的印迹。 　　——（俄）安·别雷 舍斯托夫是极端的怀疑主义者。他批驳了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相互矛盾，把读者留在了无知之境。他把哲学的理性思维与超自然的圣经观念对立起来，他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甚至可以做到使过去从来都不曾存在。 　　——[俄]罗斯H·O·洛斯基：《俄国哲学史》 远自德尔图良、达米安、马丁·路德、帕斯卡尔，近至克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舍斯托夫的同路人。他们坚决声称，正因为荒廖才可信，正因为不可能才肯定。争取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乃是一场疯狂的半争，是以眼泪、呻吟和诅咒为代价的斗争。 　　——刘小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 在20世纪璀璨闪烁的思想群星中，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是一颗极为耀眼的明星。他大胆质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尊崇再性的传统，标举信仰为其思想旗帜，重视个体的人，关注个人苦难与绝望，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即便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看来，仍极具挑战性。 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发展出一种崇高理性的思想传统，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理性真理而选择死亡，柏拉图把哲学家尊奉为理想国的君主。即使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很多人也是非常思辨、非常逻辑地讨论神学问题。到了近代，康德通过区分“自在之物”和“自为之物”把“理性”从上帝手中夺回，重新给予人认识理性真理的权利。黑格尔则把康德哲学推向极端，建构了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的王国。崇尚理性的哲学传统到了20世纪有增无减。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就认为：哪怕世界毁灭了，理性的法则依然存在。 但是舍斯托夫却发出“旷野的呼告”。他认为，与古希腊的理性传统相对照，西方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它以《圣经》思想为代表，在近代由尼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继承。它们都拒绝理性的绝对统治，认为理性无法解决生死问题，无法解决人类的恐惧、绝望、堕落等问题。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和理性相比，信仰才是人更深层次的需要。

内容说明 一九四五年苏军中尉尼墓金随大部队攻进德国，在与德军残余势力继续进污残酷战斗的特殊环境下遇到德国少女爱玛，双双坠人爱河。七十年代尼基金作为作家访问德国，与爱玛重逢。他们心潮激荡，感慨万千，但又都意识到各自站在不可逾越的两岸上。《岸》是一部反映二战科“冷战”时期的作品，也是一部深刻的哲理性小说。 巨型客机在苍穹中飞行，机舱内，苏联作家尼基金正在与随行翻译、作家萨姆索诺夫聊天，他是应汉堡书商赫伯特太太的邀请前往联邦德国访问的。萨姆索诺夫提醒尼基金：要小心这些西方崇邦者，“不要飞行的时候象个天使，落到地上就变成了魔鬼。”汉堡，机场上，赫伯特太太与尼基金握手寒喧，脸上闪过一丝惊愕和惶惑的神情。夜晚，尼基金与萨姆索诺夫漫步在汉堡街头，西方世界光怪陆离的现象给来自东方的客人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赫伯特太太的沙龙里，两位苏联作家与他们的德国同行啜着咖啡，文雅地争论着，尼基金觉得很难把眼前的舒适宁静与四分之一世纪前他们之间发生的可怕的流血相对照。客人散去后，赫伯特夫人告诉尼基金，她就是当年的爱玛，尼基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1945年，那如梦如幻的岁月……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后，尼基金中尉所在的炮兵连驻扎在离柏林15公里远的小镇柯尼斯多夫。小镇的宁静洗尽了炮兵身上的硝烟。一天，尼基金从欲行非礼的麦热宁中士手里救出了德国少女爱玛，为表示感激，第二天清晨爱玛到尼基金的房里送咖啡，于是，一个俄国军官和一个德国少女之间，产生了爱情…… “她在那一边，在彼岸，在崩裂的万丈深渊的那一边，而他自己则在洒满鲜血的此岸……任何情况都没有给他权利……用竹竿撑到那危险的对岸。”中尉陷入了惶恐矛盾之中，而这一切又被麦热宁察觉，并以此进行要挟。这天早晨，发生了一场意料之外的战斗。残余的西斯法匪徒驱使一群德国少年向苏军汽车发动了突然袭击。尼基金和一排长克尼亚日科中尉立即带领战士投入了战斗。被公认为好炮长的麦热宁中士此时却害怕起来，他指责尼基金和克尼亚日科，“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知识分子呀……你们想在战争结束时把大家都埋葬掉吗？”敌人被包围在林务所内，步兵请求炮火支援，克尼亚日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麦热宁泼口大骂步兵是寄生虫，连尼基金内心也不太同意去支援步兵。在炮火的猛攻下，林务所里的敌人发出疯狂的“畜生般的嚎叫”，打出了白旗。克尼亚日科下令停火，独自一人挥舞着手帕前去劝降，以挽救那些受法西斯匪徒胁迫的少年的生命。在这眼看就要出现奇迹的关键时刻，麦热宁没有挺过这几秒钟，扣响了扳机，几乎就在这一瞬间，对方回击的枪声也响了·克尼亚日科摇晃了一下，倒下了。尼基金扑倒他身边，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苍白的、溅满鲜血的、平静得似乎超凡脱俗的脸……埋葬了克尼亚日科，尼基金悲痛欲绝、喝得酩酊大醉，朦胧中，他感到爱玛那令人感到凉爽的手指在均匀地抚摩他汗湿的胸部，虽然他竭力抗拒这个德国女人，而如水的柔情最终还是融化了他……第二天，麦热宁厚颜无耻地又来纠缠，尼基金忍无可忍，拔枪打伤了他，被关进了禁闭室。连队奉命开拔，尼基金请求连长给他三分钟，与爱玛依依惜别……26年过去了，尼基金与成了赫伯特太太的爱玛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想法，他们俩好象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在两个星球故意相撞的时刻，他们偶然相遇了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可是，随着星球可怕的毁灭，他们重又疏远了、分开了，在已确立了的世界中接着银河系截然相反的方向运行。”按各自所在星球的规律性生活。回到旅馆，尼基金告诉萨姆索诺夫，赫伯特太太就是当年的爱玛，不料萨姆索诺夫大叫大嚷起来，说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必须马上离开， “否则就会象苍蝇掉在蜜里一样，陷于困境。”在与西德评论家迪茨曼的辩论中，尼基金深深地感到他们彼此站在对峙的两岸上。他突然感到是多么需要象克尼亚日科中尉这样的朋友。“没有德国人和犹太人之分，也没有俄国人和美国人之分——大伙儿都是兄弟！人人平等，我爱所有的人！我可怜这可怕世界上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政治逼使人们互相残杀！”在灯红酒绿、人欲横流的汉堡红灯区，“快活的猫头鹰”酒吧老板的话拨动了尼基金的心弦，尼基金和赫伯特太太喃喃地低语，重复着26年前各自学会的几句德语和俄语：蝴蝶、我—爱—你，不—要—忘—记—我。俩人情意绵绵，不能自己。在回程的飞机上，尼基金脑海里浮现出人生中悲欢离合的一幕幕画面，喧嚣的人间地狱罗马和僻静的西伯利亚故乡，通古斯卡河两岸原始森林中宁静的夜晚和被杀死的两只漂亮的小松鼠，六岁儿子的夭折和妻子的关心、“眼睛碧绿、举止敏捷、身材象柳树般挺拔的克尼亚日科中尉”，还有麦热宁中士，柯尼斯多夫小镇上初会的爱玛和汉堡机场分手的赫伯特夫人……他悟出了生活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尝尽一切苦难、疑虑、探求、斗争，去找到不可能存在的、极端的东西……一个人，只有当他掌握了不可思议的奥秘——不再害怕死，这时他才是真正幸福的。他觉得心脏不再疼痛，他要和自己永别了，他在充满干草味的渡船上，在暖洋洋的水面徐徐飘浮，飘浮，快要靠岸，却怎么也靠不到那绿色的、天国般的、阳光灿烂的、使他终生充满希望的彼岸……

在这本文集中，我们主要精选了帕乌斯托夫斯基最负盛名的《生活的故事》和《金蔷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篇章，使广大读者能在相对较小的一本文集中，比较充分地领略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醉人魅力。其中。上篇和下篇选自《生活的故事》，附篇选自《金蔷薇》。 《生活的故事》是作者历时近20年才完成的作品，也是终其一生创作的总结性作品，凝聚了其多年的生活阅历和文学体会。

《契诃夫小说全集3》收人契诃夫创作于1885年的优秀短篇小说50余篇，其中包括《上尉的军服》、《步步高》、《凶犯》等佳作。《凶犯》描写一个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拧掉火车铁轨上的螺帽，受到法院审讯，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有罪，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创作于全盛时期的这些作品展示了年轻作家非凡的文学才华。

《契诃夫小说全集6》收入契诃夫188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53篇，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探索活动，从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主义对契诃夫的影响。《乞丐》描写了一个善良的厨娘，她以宽容的精神和高尚的行动感化、挽救了．一个酗酒行乞的叫花子，使他改邪归正，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仇敌》通过老爷阿包金请医生基利洛夫出诊而发生的道德冲突，揭露了有钱人的自私和卑俗。《幸福》叙述了一个饶有诗意的故事，展示了一幅美妙的草原风景画，夜晚、晨光、古墓、羊群和三个人影被勾勒得栩栩如生，一老一少两个牧羊人和地主家的管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愉快地谈论着离奇的、神秘的人间幸福，反映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十一岁的阿廖沙，母亲突然去世，外公的染坊破产。生活的窘迫使他只得离开外婆家，自谋生路。他先后在鞋店、制图师家、圣像作坊、面包坊当学徒，也曾回到原来一帮捡破烂的小伙伴中间，但童年友谊已不复存在，苦闷中他到轮船上去当洗碗工，遇到一位彭励他读书的厨师，使他受益匪浅。而“人间”的苦难和艰辛，令他日益憎恨归生活，向往新生活，抱着文化知识也许能为他指出一条光明出路的想法。他决心到喀山去上大学。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俄国文学史》是大型《俄苏文学史》的第一部分，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审阅批准，作为高等院校俄语专业及文科有关系科讲授俄苏文学史课程的通用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俄国文学史》概述了从11世纪古俄罗斯开始到20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除引言、结束语外，全书共分二十章，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和重要作家、作品中外文对照表。

本书对俄国文学和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源流发展及思想对峙进行了全面梳理，介绍了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分析了各自的思想倾向。通过该书可以从思想文化深度把握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全貌。 对历史的解读和评价总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认识也同样如此。我们感觉到，这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思想大论战，如今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对而言，对其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估价也越来越高。而在两派中间，斯拉夫派的立场又似乎得到了较多的认同。作为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节制与放纵两种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代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得到不同的待遇，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西方派的立场往往会赢得较多的喝彩，而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环境中，斯拉夫派的观点则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 绪论 第一节 两个被强加的概念 第二节 两派对峙的前史和余脉 第三节 两派对峙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第四节 两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五节 两派的争论对俄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第一章 斯拉夫派概述 第一节 斯拉夫派的构成 第二节 霍米亚科夫 第三节 两位诗人：雅济科夫和丘特切夫 第四节 其它几位大作家 第五节 阿克萨科夫父子 第二章 西方派概述 第一节 西方派的构成 第二节 格拉诺夫斯基 第三节 “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第四节 接近西方派的大作家 第五节 西方派与俄国文学 第三章 伊凡四世与库尔勃斯基的通信论争 第一节 通信的缘起和背景 第二节 论争书信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两位书信作者的文字风格 第四节 通信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第四章 阿瓦库姆的《生活纪》 第一节 阿瓦库姆的“生活” 第二节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生活纪》 第三节 阿瓦库姆与俄国宗教分裂运动 第五章 《哲学书简》：两派思想分野的开端 第一节 “流动讲坛上的教师” 第二节 哲学与宗教的结合 第三节 爱祖国与爱真理 第四节 两派之争的起源 第五节 恰达耶夫与俄国文学 第六章 《往事与沉思》：两派斗争的珍贵写照 第一节 赫尔岑及其“思想的力量” 第二节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第三节 两派思想论争的生动记录 第四节 赫尔岑关于两派之争的思考 第七章 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书信论争 第一节 “文学的首领，诗人的首领” 第二节 果戈理的“精神遗嘱” 第三节 别林斯基的当头棒喝 第四节 关于这场争论的几点感触 第八章 脱离“土壤”的“群魔” 第一节 《群魔》题解 第二节 《群魔》的写作动机 第三节 《群魔》的内容和结构 第四节 对西方派的一场清算 第五节 “一部有倾向性的小说” 第九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和“思想” 第一节 别尔嘉耶夫的“道路”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呼应 第三节 俄罗斯“悖论” 第四节 俄罗斯是“东西方” 第十章 利哈乔夫关于俄罗斯的“思考” 第一节 20世纪的同龄人 第二节 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合唱原则” 第三节 “斯堪的纳斯拉夫” 第四节 一位独特的西方派 第十一章 索尔仁尼琴的“政论三部曲” 第一节 《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 第二节 《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 第三节 《倾塌的俄罗斯》 第四节 “三部曲”中的两个主题 第五节 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 第十二章 沃伊诺维奇：《神话背景下的肖像》 第一节 沃伊诺维奇其人 第二节 “索尔仁尼琴综合征” 第三节 一个意味深长的讯号 后记

作者高莽先生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翻译工作，并集诗、书、画于一身。 　　本书从俄罗斯历史、诗歌、小说、人情世故、社会价值观入手，引导读者重温俄苏作家不朽的文学之路。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肖洛霍夫等等，这些俄罗斯最耀眼的文坛巨匠，在作者激情奔放的笔下，展现出了纯真善良、忧国忧民的高贵气质。同时作者结合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揭示出发生在他们中间的“决斗、自杀、堕落”及一切苦难的真正原因，读来让人扼腕……

本书有选择地收了优秀的童话故事50篇。这些童话赞美了人民的勤劳、善良、勇敢，反映了他们美好思想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歌颂了广大被压迫者勇于斗争的反抗精神。

天才诗人。——纳博科夫 在我们的世纪，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她总是把一切她要说的事物带到它们所容想象和表达的极致。在她的诗集和散文中，没有什么是悬而未决或给人游移不定之感的。——布罗茨基 金子般的，无可比拟的天赋。——帕斯捷尔纳克 茨维塔耶娃将她的诗歌才华抛洒 在心灵体验的圣坛上，带着对真正的浪漫的信仰，是生活情感的女祭司。她一直忠诚于那信仰，直至她生命的悲剧性的终局。——安妮•芬奇 本书是二十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选集。茨维塔耶娃年少成名，一生饱经苦难，流亡欧洲多年，回国后在绝境中自缢。但即便在穷愁潦倒之际，在窘迫到只能在厨房写作的日子里，茨维塔耶娃的诗艺从未磨损。在悲剧性的命运中，茨维塔耶娃以情感浓挚激荡、技艺深湛的诗歌，展露出强大的灵魂图景，将事物推向所容表达的极限。她的诗歌中，广阔鲜活的意象、急促跳跃的破折号等等，无不带有她强烈个性的印记，直击人心。本书由著名俄语翻译家娄自良精心翻译，收录了茨维塔耶娃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数十首出色诗作，涉及茨维塔耶娃一生中的多个诗歌主题：爱情、死亡、同时代人、传说、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组诗《失眠》《献给捷克的诗》等。

為何會有一顆特別又古老的雪松， 存在這隱密的森林之中？ 為何它要召喚世間的人們前去砍伐它？ 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世界？ 企業家米格烈為了找尋這神秘的雪松，進入了泰加林深處探索。 遇到了女子阿納絲塔夏，這位女子有著什麼樣的特質， 能讓企業家米格烈在與她相處的三天之中，開啓了廣大的、不可思議的視野？ 我們即將透過此書，進入神秘森林之中，進入阿納絲塔夏的世界中。 在遙遠的西伯利亞森林裡，有棵會發出鳴響的雪松，正召喚著人們前去砍下它。 原本在那一帶經商旅行的企業家米格烈，為了一探雪松的秘密，再次乘著輪船來到這幾乎杳無人跡的森林地帶。 一踏上岸，即遇見一名奇特的女子，引領他進入森林深處。這名女子獨自在雪松林裡生活，言談舉止令米格烈驚奇錯愕。她跟林裡的動物、植物親密地互動，並深諳宇宙星辰的秘密。很神奇的是，她從不煩惱吃穿，卻有大自然將她照料地無微不至。 還有，這生長於深林的女子居然悉知文明世界的古今，且提出精闢獨到的見解。 經歷了三天的相處和對話後，米格烈先前的價值信念一片一片地瓦解了...... 令人震撼又停不下來的一本無法定義的書，來自俄國的暢銷之作，終於在台灣上市。 如果沒有遇見它、閱讀它、愛上它，就太可惜了！ 企業家米格烈親自的遭遇，一系列的《鳴響雪松系列》小說，讓我們從第一本，開始沉醉其中… ．全球銷售超過一千一百萬本 ．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 ．二〇一〇年作者的第十本書發行 ．二〇一一年榮獲顧氏和平獎 ．米格烈於一九九九年設立了阿納絲塔夏文創基金會。 ．他在世界各地舉辦讀者見面會。讀者中有的自己成立了組織，其中一項目標是創建與萬物和諧的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士官生》则是亚·伊·库普林(1870～1938)的重要作品,作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年轻时曾先后当过搬运工、渔民、马戏演员、记者等，这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成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以题材丰富多彩见长，中短篇小说量甚多，在他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流亡国外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士官生》取材于青年时代亲身经历的军校生活，有浓重的感伤情调。

《巴黎与圣彼得堡三百年罗曼史》讲述了：巴黎与圣彼得堡在艺术上的亲缘关系，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从屠格涅夫、司汤达的散文与小说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无不感染这里面深层的相互关系。这部历史作品中出现的有雄图大略的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奸邪的冒险家、绝望的艺术家，还有无处不在的沙皇秘密警察。 到了20世纪，现代艺术上的杰出入物马蒂斯、佳吉列夫、科克托、毕加索、阿拉贡——整整一代的天才——通过来自北国冰雪的缪斯感受到斯拉夫灵魂的魅力而才思涌现、灵感不辍，在促进法俄的文化交流、融合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出自当今俄罗斯社交名媛、知名女企业家之手 首部描写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俄罗斯新贵”生活的半自传小说 2005年俄罗斯最畅销小说，入围当年俄罗斯国家畅销书奖提名 它是充满反讽的“真正的当代文学”，还是满足普通人窥探欲的通俗小说？对该书的争论成为当年俄罗斯文坛的重大事件 身为19世纪的俄罗斯男贵族，托尔斯泰揪心让安娜▪卡列林娜走向了铁轨；身为21世纪的俄罗斯女新贵，罗布斯基自信能让陷入重重绝境的半个自己走向新生。这是个大时代中“勇者无惧”的传奇，却以超然淡漠的语气说来，独树一格。 这是一部以女性视角讲述俄罗斯新贵爱恨情仇的小说。作者以举重若轻的笔触，绘制莫斯科“富人区”的生活图景、人物群像，更辅之以悬疑、时尚等元素，成功地使这部半自传性质的《偶然》成为“必然”的畅销书。 小说一开始，在共同生活多年以后，女主人公“我”“偶然”发现了丈夫的不忠。我正为此伤痛欲绝，却得到了丈夫被枪杀的消息。我开始为复仇而生活，为忘却和了结丈夫留下的伤痛和麻烦而奋斗。 我不懈地找寻凶手，毅然雇佣黑道人物残酷地杀死了凶手，却“偶然”发现那只是警察局随意指认的一只替罪羊。真正的凶手在哪里？证人苏醒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丈夫的情妇找到了我，自称怀上了丈夫的孩子。我虽万般不情愿也只好慷慨担负起她的生活，我替她付房贷的首付，找出女儿用过的婴儿用品给她，替她哄啼哭不停的婴儿，甚至将他们送到了丈夫父母的家中，最后却“偶然”发现…… 我“偶然”从家中专职女按摩师的闲话中得知莫斯科没有乳清供应，决然创办了莫斯科第一家乳清供应公司，并大获成功。但在经历政府部门近乎抢劫的勒索、经理人的背叛后，公司破产了。面对一笔12万美元银行贷款的追讨，难以开口向人借钱的我看来只好低价把房子卖给银行，搬出卢布廖夫卡…… 凶手终于现形，竟然是他！我揣着买给女保镖用的枪，机械地前往他的住处，却发现他已经被人杀死了，警察正在那里！我来到现场，有一把枪在口袋里，还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叫起来…… 至于最后，“我”倒有个美妙的结尾。但小说到底是物质至上的乐观，还是女性视角的反讽，还真不好说。 卢布廖夫卡，坐落于莫斯科西郊森林中偌大的别墅区，高墙上赫然写着“闲人勿进”。住在这里头可不是猛禽野兽，而是当今俄罗斯的政要和富豪。《偶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我走出卧室，准备对丈夫说我酝酿了很久的话，这时候我的手在颤抖。我与他之间，有九年的共同生活，有八岁大的女儿，还有一个妙龄的金发女郎，一个星期前，我在餐厅撞见他和她在一起。 “我们还是分开住吧，”我望着他的眼睛，说得很平静。 “好吧。”他漠然地点了下头。我转身回卧室睡觉。 这种嫉妒所带来的心痛，您何时可曾体验过？如果我是但丁，我会把这种酷刑排在热油锅的后面。或者干脆取而代之。 我撕碎了他所有的照片。 第二天，我又把它们都粘好了。 正在我心力交瘁几近崩溃之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一个冷冰冰的男人嗓音在电话另一端叫着我的名字和父称。然后这个声音告诉我，我的丈夫死了。五处枪伤。其中两处击中要害——肺部和头部。就在我们莫斯科住所的院子里……

本书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该书作者不仅包括该所所有专家，还有多名所外的权威学者。“可以说，它代表着这一领域最高的研究水平。”中文版《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全书四卷，近200万字。 致力于彰显白银时代文学进程的全部复杂性，本书的作者们不想仅仅局限于引用纯文学资料，他们同时利用了历史、哲学、美学的相关资料，以便于以新的视角观照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带有的根本性的问题。本书的作者们在致力于揭示白银时代文学发展本身的同时，也勾勒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性作家的创作面貌，并且关注作家的生平履历，他们的世界观，特别是他们的创作诗学问题，而不同的文学流派，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其创作诗学各不相同，多姿多彩。

诗、咖啡和爱象征着艺术，而艺术是刻板生活的透气孔，不是个人的，使整个世俗世界的透气孔。然而这点追求是如此的脆弱，当它与现实利益相左的时候，便会被坚决地放弃。人们心中重又笼罩着“温吞吞的、消耗人的、同时又是柔和无望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