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佛学研究进入所谓"拥抱异类"和倾听多音化的时代，【1 】汉语语境的佛学论述似乎仍然满足于在比较狭隘的历史和解释的叙事范围内进行研究。作为禅学的思想考察，尽管随着本世纪初新材料的发现，特别是敦煌文书的公布，学者们开始重新审查传统灯史的可靠性及其写作背景，以冀重建新的禅学思想史。在方式上，由于过分相信新的史料所带来的富有革命性的创见，以历史文献为主而辅以必要思想解释的方法结构遂成为中国现代禅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一汉学方式的价值信念，经过现代性的理性包装，使学者们认定，通过对原始文献、考古材料的校勘解读，可以填补历史的时空距离，去重构传统禅学的本来面相。这种雄心勃勃的英雄主义所激发的文献知识学范型，一方面使汉语禅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特别是有关唐代禅学的文本研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拓展，并与日本同行一起重新建立了早期禅宗发展的历史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