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开始于当今绘画的各种糟糕病态，论及的不仅是美术的“现状”，还有它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衡量它的尺度。克莱尔批判了各种“先锋”和“现代”：它们筑基于怎样的理论和臆想，又呈现出并终结于怎样的悖谬？面对博物馆里那些如同超级市场的食品一样整齐一致的作品，克莱尔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回归个体和地域的特殊性，回归具体和幽僻的范畴，一如全书末尾埃贡•席勒在狱中的喃喃自语：“艺术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

很长时间以来，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作品及行为不解释、不负责，而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非没有造成一定的后果，这正是《艺术家的责任》一书要讨论的问题。现代艺术先锋派从哪里获得了豁免权，乃至于让它远离评判，摆脱“有用性”的逻辑，甚或避免向共同体投入的义务？艺术家难道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人吗？ 这种豁免权与先锋派一个世纪以来被赋予的特权有关，因为先锋派曾被认为代表了进步与革命。让•克莱尔用富有历史性的分析表明，先锋派不仅以极左与极右的政治乌托邦为原型打造自己，反过来也为其提供了基本信条。先锋派和此类乌托邦同样具有暴力性，同样仇恨传统文化，且自60年代以来最终将反人道主义确立为行动的纲领。 本书重新勾勒了一种堕落的历史谱系。有关当代艺术的本质及其评判标准，争论甚至是论战，历时已久。在一个“去责任化的世界”，艺术家是否应该比寻常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作者强调 “我”与“他者”的“面对面”伦理关系，这或许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