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准实土卫所和建置沿革入手，探讨明代卫所的行政区划制度。第一章以普遍统计，归纳沿海卫所的政区形态；第二章选三种现象，观察边地卫所的实土程度；第三章选四项疑难记载，考证建置沿革；结语则推论明代卫所乃至全体政区的基本模式。本书结论倾向于对史实的简单化理解：都司卫所为省府 州县的辅助政区系统，建置沿革的复杂记载背后往往是简单史实，明代政区体系可以视为一个遵循直隶/分管模式的圈层结构。此外，本书草创一份明代方志工作目录，以裨读者。

本书从政治的角度探讨明代从嘉靖年以后朝廷风气的转向，如何发生，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结局，利用文献记载的资料，纵横论证，表明了作者鲜明的观点：“明世宗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所施展的一系列举措，加深了帝制时期皇权不可挑战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在朝廷中的影响，导致了祖制、礼法权威的削弱。朝臣也以私利结成不同的政治利益团体，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党争。”在近年以来出版明史著作的热潮中，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明朝历史的著作并不多见。本书作者有着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在著述的过程中查阅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把明代嘉靖年间朝廷官员的姓名和事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使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细节问题。作者用图表的形式诠释古文献是本书的独特之处，通过精心制作的图表，使读者对于事件和人物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易读易懂。

菽园杂记十五卷，明陸容撰。容字文量，号式齐，太仓州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傅。史称容与张泰、陸釴齐名，时号“娄东三凤”。其诗才不及泰、釴，而博学过之。是编乃其剳录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实，敘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證。旁及谈诣杂事，皆竝列简编。盖自唐宋以来，说部之体如是也。中间颇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弃甘棠、何彼襛矣、野有死麇三篇，於经义极为乖剌，而容独叹为卓识。又文庙别作寝殿祀启圣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议发於熊禾。而容谓叔梁纥为主出於无谓，孟孙激非圣贤之徒，不当从祀，尤昧於崇功报本之义，皆不足为据。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较多。王鏊常语其门人曰“本朝纪事之书，当以陸文量为第一。”即指此书也。虽无双之誉，奖借过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明经世文编》，原名《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卷，补遗四卷，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辑，定稿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刻印成书已接近明亡时期。全书采集明代各家文集中有关议论军事、时政、边防、礼仪、赋役、刑法、农事、海运、水利、财政、科举等方面的奏疏和文章而成，对研究明史有重要价值。清朝列为禁书，乾隆时曾多次禁毁，故成为稀有的珍本，中华书局1962年曾据云间平露堂等刊本影印。原书以人为纲，按年代先

谢国桢（1901-1982），著名的历史学家，河南安阳人，字刚主，别署瓜蒂庵等。1926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充任梁启超助手，协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32年起任教于中央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等校，1949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57年调至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 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学期间，谢国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孟森、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以丰富的史料、全新的研究视角，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自缢身亡，史称“天崩地裂之变”；吴三桂降清，李自成败退北京，清朝入主中原并迅速统一全国。作者对其间的一些历史事件以及涌现有风云人物重新进行了剖析和评价，如“反剃发兴义师”的抗清斗争、功勋卓著的多尔衮、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扬州殉难的史可法、“两朝领袖”钱谦益等。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讲述了：明朝（1368-1644）是一个商业扩张、文化革新的时代，它因此也形成了延续至今天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本卓尔不群的著作中，一位杰出的中国史研究学者重新省视了国家、社会之闻的关系。与之前学术界总是强调国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不同，作者认为，正是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作的极端反应，才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这本充满想象力的学术反思之作，相信能使那些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学者及青年们有所获益。

本书目录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 李清：南渡录 文秉：甲乙事案 冯梦龙：中兴实录 顾苓：金陵野钞 顾苓：南都死难纪略 佚名：使臣碧血录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种基本制度，历来受到学者重视。尤其30年代以来，考证研究颇盛，不乏名家论著，几乎成为明史的一个分支学科。然而，迄70年代末，学者并未见过黄册原本，所论大皆据史书、地志有关记载，南京黄册贮藏库的专志《后湖志》，以及明清人士对黄册制度的评议等文献资料。文献资料固丰，足资系统论述，而难于实证。原来黄册内容，主要是按户分列人丁与事产，以及两者在每十年大造期间的增减变动。其特点在于项目具体，而每项必有数据，可形成历史变量。学者既未见黄册原本，所论亦多是黄册制度本身及其兴衰变化，鲜能利用黄册资料特点以验证史书记载及作计量分析，来考察当时社会经济中的有关问题。 本书中，作者研究的各项结论都具有新颖性，都可作为一家之言，供学者研讨。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是极好的，就当提倡和推广的材料。 本书为2007年10月第3次印刷。

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明王世贞撰。此书名曰[别集]，但并不是一部诗文集，而一部历史著作。之所以名为[别集]，是因为[元美诗文有弇山堂正集，而此则国朝典故，比一代宝録云。]王世贞自己也作了解释[名之别集者何？内之无当于经术政体，卽雕虫之亦鴲与焉，故曰别集也]。清人周中孚讥讽王世贞[盖不知诗文之当称别集也]，恐怕不是事实。以王世贞之博雅，不会这一点也不知道。 王世贞为了揭发[国史]的讳笔，在被明太祖朱元璋借口所诛杀的诸臣傅记中，大瞻指出其中的隐讳，以恢复事实真相。弇山堂别集一书，是能够体现王世贞史学思想的一部有价值的史料书。

作为明史研究大家，谢国桢先生的史识自是独到和高明。寓明清之际的社会、政治面貌于东林党争、复社、几社等集会结社活动的背景考察。对记载党争、结社文籍的钩索亦巧妙地呈现明清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从而反映明清之际历史的一个侧面。从分散零乱、互有异同的大量史料中清理史事；严谨的史料处理与强烈的历史人文关怀恰到好处地结合，是史家深厚的治史功力和传统的史学方法最好的见证。读本书可领略和体验此中的美丽。

松窗梦语，ISBN：9787101017212，作者：（明）张翰著；盛冬铃点校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也即清顺治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睿亲王多尔衮入关进京，八大王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元大顺。明鼎既移，兵戈未熄。中华大地血火狼烟，哀鸿遍野，惊天大事史不胜书。数年之间，巴山蜀水更是战乱频仍。“老方岁”张献忠攻城掠地，失而复得，与李自成余部、明军、清军、乡勇反复拉锯，茶毒全川。杀戮军民，流血漂杵，谓之“骨山血海”。其惨其烈空前绝后，骇人听闻。如时谚所谓“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又云：“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十余年间，川东、川西、川北、川南民众饱罹兵火、饥荒、瘟疫、虎豹之害，蜀口“减之过半”。而其中委曲情节，“正史”书焉不详。野史轶闻中却多有铺叙，且多数出于亲历祸乱的时人之手，虽“野”而较为可信。川哲李劫人先生在《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二认为，要了解成都的历史，需读坊间流布的数种野史。并郑重推荐了《荒书》、《蜀碧》等七篇，均已收入此集中，另补充《张献忠陷庐州记》一篇（以上八篇均选自本社出版的大型影印丛书《中国野史集成》及精选校点本《中国野史集粹》，并重新校点整理，仍不作任何删改）合成本书，简体横排，名曰“实录”，供广大史学、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关注四川史实、民情民风源流的朋友们阅读参考。其中许多“细目关节”，惊骇击节之余，颇多发人深省。

《明史讲义》为孟森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孟森先生是近代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开创者，成就卓著。《明史讲义》虽为讲义，但却是第一次用新体裁系统地讲述明代历史，作者以《明史》考证明朝史事，并引证明人文集、私修史及野史笔记等，内容充实，并具有极明显的学术深度，对后辈学者影响极大。《明史讲义》简体横排，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加上后记，对作者其人及其书予以简要介绍，有助于现代读者加深理解。加上少量的历史图片，图文并茂，使读者知人论世、知世论人。选目精当、装帧得体、印刷精美，既是文史爱好者了解民国学术文化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值得书友珍藏的珍品。

该书论述了明代各类城市发展的概况，以及与城市相伴生的市场、工商业、交通运输及钱庄，分析了城市的阶级结构、社会矛盾、城市的特点与管理、城市的发展和作用等诸问题，是国内学界较早关注城市史研究的典型著作。

歷史真相往往「隱藏」在最明顯的地方 只是被經典權威學說的「想當然」誤導和蒙蔽 李兆良的《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是一本關於世界史研究的專著，從不同角度重新審查幾百年來關於世界地理大發現的歷史經典學說，從而得出新的演繹。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可以看作是有趣的歷史偵探個案，也是嚴肅的研究論文集，在繁多的徵引中，夾以趣味性片段，希望提供史學界一點新思考，起普及史學的作用。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 挑戰了世界史三大經典學說： 1. 明代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洲 2. 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 3. 利瑪竇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帶來中國 本書發現： 利瑪竇進獻給明神宗的圖， 實際上是中國人繪製的。 而《坤輿萬國全圖》是明代中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 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中國文獻。 本書也說明了世界地理大發現始於鄭和時代， 明代中國人測繪的第一份世界地圖。 六百年的鄭和懸案，終點在哪裡，一直是懸疑。同時，美洲開發的史料有不少矛盾，也無法解決。本書聚焦在《坤輿萬國全圖》，比較了14至19世紀間六百多份地圖，綜合世界史原始資料，分析地名、語源、地形、按語。數據顯示：1602年的《坤輿萬國全圖》的主要訊息與利瑪竇時代的歐洲並不相容，而是源自一百六十年前中國已有的訊息。由此得出難以反駁的、驚人的結論：明代中國人首先到達美洲和澳洲，並繪製地圖，是明代中國人開拓了世界地理大發現的局面。西方15、16世紀的世界地圖，在某種程度上來自鄭和時代中國散佚在外的地理資料。作者用刑偵推理，質疑世界史三大經典理論，還原歷史真相，補充了鄭和下西洋的結局，破解了中西交通史六百年的懸案。 過去四百餘年，尤其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在「西學東漸」的衝擊下，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力，創造力，由懷疑到抗拒，有人甚至要全盤推翻本國文化、科學、宗教、藝術、政治、經濟，競以西洋為宗。這本書不只為歷史翻案，更重要的是掙回民族自尊和自信。面對東西文化的融合，以一種不亢不卑，去蕪存菁的態度，尋找合理的發展道路。 前言（文摘） 這本書是另一本書的前言。沒有這本前言，你大概不會看另外一本書。 這本書挑戰了世界史三大經典學說： 1.明代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洲； 2.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 3.利瑪竇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帶來中國。 當新訊息與傳統觀念衝突時，究竟採取怎樣的態度，是固守成見，還是追尋真相？這是分辨科學工作者的標準。兩種觀念矛盾牽涉到國家民族的榮譽，是接受真相，還是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是世界公民與狹窄民族主義的分野。 通過地圖、字源，和比較原始歷史文獻，去探索世界上第一張最詳細的世界地圖，得出的結論與世界史的三大經典學說不符，開始了我對這課題的好奇心。 這本書不是休閒的書，但是愛看偵探小說的會喜歡。它不只是談歷史地理，也不是為了鄭和翻案而寫，是嘗試用現代科學研究態度和方法去揭示歷史真相，用刑偵推理方法去追尋新的證據，偵破一宗六百年的歷史懸案，在過程中探討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誤區與將來的路向。這本書集中比較《坤輿萬國全圖》與先後兩百年內的世界地圖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文獻，尋求答案。 如何看古地圖？總結經驗，研究古地圖得注意幾點原則和常識： ‧16世紀歐洲繪製世界地圖者一般不是探險者，他們的任務是把收集的訊息匯集成圖。想像不能比親歷真確，抄本無法比正本精細正確。 ‧繪圖人最熟悉的是最接近自己家國的地域，離開家國越遠，越含混不清、簡單、失真。 ‧每一幅地圖都有時間印記，地名的顯隱可以決定成圖年代。 先把答案說了。運用上述三條規則，深究之下，《坤輿萬國全圖》上有許多特點足證不是來自歐繪地圖，而是基於明代中國鄭和時代的訊息繪製的。這裡先把要點列舉，然後詳細討論。 ‧《坤輿萬國全圖》全部用中文繪製，是當時最先進、最詳細、正確的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的序言清楚表明該地圖曾參考中國一統志、方志繪製。 ‧《坤輿萬國全圖》上的地名，一半沒有在同時代的歐繪地圖上出現，有些從來沒有歐洲文獻記載。 ‧《坤輿萬國全圖》許多地名、地理出現在歐洲人「發現」以前。 ‧《坤輿萬國全圖》不標示天主教教宗領地，與利瑪竇作為歐洲耶穌會會士的身分不符，時代不符。 ‧歐洲發現者命名的美洲城市和16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重要地名沒有出現在《坤輿萬國全圖》，於理不合。 ‧其他同時代歐繪地圖上地名地域拼寫不統一，混淆東西南北，唯獨《坤輿萬國全圖》正確無誤。 ‧根據發音，《坤輿萬國全圖》有些地名原文不是歐洲文字，是中文翻譯為歐洲文字。 ‧對照現代地理地形，《坤輿萬國全圖》一些地名的中文意義比歐洲翻譯清楚、準確。 ‧《坤輿萬國全圖》某些特有的地名是實際根據勘察的，地名與地貌吻合，具有原創性。西方世界地圖抄襲時往往錯誤移位，與地理不符。 ‧按照地名的顯隱和圖上註釋，《坤輿萬國全圖》的原繪製年代與原始訊息是1420-1440年代，即明代中國鄭和時代，而不是1602年。 按以上多方證據的分析，排除了《坤輿萬國全圖》是西方繪製的世界地圖，實際上它是中國繪製的世界地圖。事實也排除《坤輿萬國全圖》成圖於1602年，真正原來成圖時代是1420至1440年左右，不超過1460年，與1602年相差140至180年。刑偵科學的時間證人差幾分鐘可以改變一宗案件的判決。超過100年的誤差絕對可以破解這宗歷史懸案。 《坤輿萬國全圖》的藍本是一直以為失佚的鄭和地圖，利瑪竇時代應該還存在。鄭和地圖原圖已經不存，但訊息保留在《坤輿萬國全圖》上。其他當時西方的世界地圖均不同程度抄自鄭和時代遺留在外的中國資料或地圖藍本。利瑪竇來華後，西方地圖按中國的世界地圖更正，而沒有相關的勘察文獻，利瑪竇實際上把中國所知的世界地理原材料介紹給西方。以前說中國人發現美洲「苦無證據」，現在辯護席該換個位置了。西方應該提出文獻證據為何西方地圖的地理與地名先於地理發現，否則，現有的「經典」學說應該按照現有資料文獻更正。

吴晗是明史研究的著名专家，他于20世纪40年代著《明史》于昆明，原为四章，即收入本书的第一、四、五章，缺《军与兵》一章，这是本书稿首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次出版增补了《朱元璋的统治术》、《明初的恐怖政治》、《明代的军兵》、《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等力作，与前三章基本可构成一部完整的明史，大体可窥见明代历史全貌及其特点，是了解明代历史和朱元璋统治艺术的杰作。

本书论述的晚明史，起于万历元年(1573年)，迄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今有汤纲、南炳文《明史》和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剑桥中国明代史》，以及司徒琳(Lynn H. Struve)《南明史》和顾诚《南明史》。前两种《明史》是关于整个明代的历史，后两种《南明史》则是关于崇祯十七年以后南明小朝廷的历史，而晚明史的专著付诸阙如。因此，本书的出版具有创新性。 本书观察晚明史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在于晚明与世界的联系。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正处在新航路发现之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邻近国家传统的朝贡贸易之外，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与美洲的殖民地，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而且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贸易逆差之中，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也表现在文化上，其主要标志就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向世界包括中国派出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播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科学与文化。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通过澳门这个中西交流的窗口，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 本书演绎晚明史的主要特色，在于充分表现了叙事史学的结构与魅力。晚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融入世界之际，一个固步自封的王朝不仅不可能把握机遇，反而是加剧了自身内在矛盾，特别是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不争之时。书中以翔实的史料、细致的笔触，再现晚明王朝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走向灭亡的全过程，并揭示其深刻的教训。作者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在〖ＪＰ３〗关于晚明时期“倭寇”、“市镇”、“新政”、“党争”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