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作者以变迁社会中的经验现象为据，围绕历史以及转型中基层社会的制度、行为和观念变迁等主题，精选文章。各论题聚焦于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和秩序转化、公共组织角色变化的政治后果、秩序稳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特点、阶级组织化不活跃的原因，以及社会建设可借鉴的历史经验。

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世界各国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从国家重建的角度对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政治影响以及中国的回应作了精辟而富有启迪性的分析。 作者认为，在90年代中国的背景下，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意味着对西方国家产品的有选择的输入。中国的领导者把全球化视为重建中国国家的独特机遇。为此，他们付出巨大努力去确立一种与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新政治秩序，并重建了官僚体制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制度。作者也考察了全球化和国家重建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的反应以及他们试图参与的不同方式。全球化使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实现了根本性转型，那么是否会由此产生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治理结构7作者最后认为这取决于党自身的转型。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改革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变革和转型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间，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迁，世人称之为“中国奇迹” 。中国发展的历史记录、经验不同于西方国家，鉴于此，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发展。

核心介绍： 从八〇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到九〇年代的进步的保守主义，这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向寻求和思考。 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就是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以及权威的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缓慢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变革。这种新保守主义具有民主与现代化的导向性，因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 评论： 讲到新权威主义，就不能不讲到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未来中国政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并不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 Joseph Fewsmith，《亚洲观察》 萧功秦认为，变革过程会使旧的游戏规则瓦解，而新的游戏规则却一时无法建立，这种脱序状态，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过渡性的游戏规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但他认为，这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 Steven Mufson，《华盛顿邮报》 萧功秦批评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们相信，只要抛弃了专制制度，中国就能实现世上最先进的代议民主政治，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不切现实的，相反，他更赞同梁启超与严复在二十世纪初那种似乎更为悲观低调的观点，即中国尚没有为成熟的民主做好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现代化初期还需要“强人”权威的督导，另一方面，萧又认为，中国的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促进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对于防止“强人”滑向传统专制权威主义泥潭上去，仍然有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太平洋风云：当代中西政治理论之争》